一、银锭的出现
要收藏，得首先要对想收藏的东西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否则，心中就不会对想要收藏的东西有一个总体的概念和印象，当然，也就无从收藏。收藏银锭，也是如此。了解历史，是展开收藏的第一步。
银锭是指白银按一定形状和重量铸造的一种块状物，就形制而言，银锭可分几种：船形、条形、饼形，不同形制的银锭有着不同的名称，船形的一般称银锭，条形的一般称银铤，饼形的一般称银饼，有的还有其他别称，如银铤有时也叫银笏。笏，指版状物，银笏又称银版。因为人们常常见到的是船形的一种，所以，习惯上将银铤、银笏、银饼和银锭统称为银锭。那么，中国银锭产生于什么时候呢？这还要从中国用银的历史说开去。
中国使用白银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但要说具体在什么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要不历史学家们也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了。
银，在中国的发现和使用都要晚于黄金。在先秦典籍中，提到银的有《禹贡》、《周礼》、《山海经》、《管子》、《韩非子》等，这些书大致都是在战国时期完成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银在战国时期已经得到冶炼和使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银，在古代又被称之为“白金”。《尔雅·释器》中说：“白金谓之银。”有关白金的记载，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就可以见到，如恭王时的《九年卫鼎》中就有赏赐“白金一钣”。这么一来，给人的感觉似乎中国使用银开始于西周时期。
但是，西汉伟大的吏学家司马迁在他撰写的不朽名著《史记·平准书》中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铜，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他的意思是说，在唐虞夏禹的时候，货币有黄金、白银和红铜三种质地，它们形状有的呈圆形，有的像铲子，有的像刀，还有的则是龟背和海中的贝壳。到了秦朝的时候，将全国的货币分为两等，上币用黄金，以“溢”作为货币名称；下币用铜钱，称作“半两”，重量同它的名称。而那些贵重的珍珠美玉、海贝、银、锡等都只作为器物、饰品或宝藏，不能再作为货币使用了。夏禹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唐虞则是古代传说中比夏朝早的一个君主，他们所处的时代离现在大概已经有五千年了，如果照司马迁的说法，中国使用银作为货币开始于他们的时代，可算是非常早了。
中国用银到底开始于什么时候，古代的文献虽然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线索，但如果只是靠这些，恐怕是不够的。好在兴盛于近现代的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开启恢复历史的另一把钥匙。
1974年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曾出土了十八件银质布币，形制各不相同，有长有短，有空首和实首区分。根据专家们的研究，它是一种早期的称量货币，出现的时代最晚在春秋中期。一看见到它的形状，我们马上就知道它是一种仿制于农业生产工具铲的货币。布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一般见到的布币大多数是青铜质地的，古城村出土的这十八枚银布币告诉我们，中国使用银作为货币开始于春秋时期。当然，这仅仅是今天的认识，说不准哪一天，地底下又会发现比这更早的银质货币呢？
战国时期，形成了当时最大的七个诸侯国：韩、魏、赵、齐、燕、秦、楚，历史上称作“战国七雄”。就已经知道的考古材料来说，将银作为货币使用最广泛的国家是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1998年7月，上海博物馆在接受大收藏家施嘉干先生原藏钱币捐赠中，也发现了一件已被切割成两块、上面钤有27个印的银质鎏金郢称。这些证据表明，当时的楚国确实曾使用银质的货币。郢称，是楚国货币的一种，一般被铸成版形（或称龟背形、瓦当形）、圆饼形，因上面大多钤“郢称”方印，才有了这种称呼。郢，指楚国的国都。称，本来是一种重量单位，在这里则成了货币单位。在货币上钤“郢称”印，就是说这种货币是由楚国官方发行的。现在发现钤有“郢称”印的货币绝大多数是金质的，银质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例外，还不曾听说其他地方有，所以，相当珍贵。在收藏先秦货币时，对此一定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和它擦肩而过，错过良机。当然，也要注意鉴别，小心伪品，因为金质的郢称就有后人仿制的。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以后，明确规定银只能作为器物或宝物收藏，不能够作为货币得到使用。所以，银质货币在秦代的流通领域中也就难觅芳踪了。
虽然西汉初期同秦代一样，杜绝白银作为货币，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这个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汉武帝为了应付财政困难，发行了一种大面额货币——“白金三品”。我们知道，“白金”是古代对白银的称呼，因此，顾名思义，“白金三品”应当是一种银质的货币，但汉武帝并没有完全用白银铸造，而是用了银、锡的合金。根据对云南昭通出土的、据说是用来铸造“白金三品”的材料化验分析，银的含量只有42％，其他成分却占了58％。“白金三品”有圆形、椭圆形、方形三种，以“天用”、“地用”、“人用”为名，分别装饰龙纹、马纹和龟纹，价值则分三千、五百、三百三等。由于它在当时的作价极高，造成了民间仿铸风起云涌，发行不到一年，便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对于“白金三品”的式样，尽管史书描写得非常详尽，但它到底是什么模样，至今没有一个人见到过。过去有许多钱币书的作者，依照自己对中书记载的理解和想象，臆造出图录，使很多人误入了歧途。当更有一心想赚钱的古董商昧着和心臆造出许多似是而非的所谓“白金三品”，迎合人们猎奇的心念，蒙骗想买的顾客。数百年来，“白金三品”几起几落，时隐时现，始终不见它的真正踪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据说陕西、安徽等地曾发现过“白金三品”，并见有文章专门介绍，声势搞得很大，可目堵实物之后，不禁让人好生猜疑。就拿所谓的“白金三品”之一“龙纹币”来说吧，这是一种从上世纪末到今天主要在陕西、甘肃地区出土的铅饼，正面凸出，有一条看上去像龙的浮雕图案，背面微凹，铸有一周铭文。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知道这种铅饼背面所铸铭文属于哪一种文字、涵义是什么，所以，虽然发现的数量有几百枚之多，却一直搞不清楚它的属国和性质，只是根据遗址中的考古地层学原理判断出它大致出现于中国的汉代。或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有人才认为它是汉武帝时的“白金三品”之一。其实并不是这样。从成分分析上看，如果它是“白金三品”之一的“龙纹币”，应该与史书上记载的相一致，同样是银锡合金。事实上，经测定。其中的锡占38％，铅为40％，而银却只有6％，将它说成是铅锡合金才合乎道理，以前说它是铅饼大致也是对的。此外，从背面所铸铭文来看，经过北京大学考古系林梅村教授的解读，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草体希腊文，铅饼很可能是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指京城的附近地区）及西邻地区频繁活动时留下的遗物。因此，在还没有搞清楚这种铅饼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就硬将它同汉武帝时的“白金三品”联系起来，附会在一起，显然是不适宜的。所以，在收藏钱币时，光有一股热情和愿望是不够的，对历史知识与其他知识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否则，牵强附会，说不定会闹出什么笑话来。
西汉末年，一心想做皇帝的王莽终于如愿以尝，一上台就追不及待地托古改制，在货币制度上实行“宝货制”，将货币制度搞得反反复复，七零八落。王莽在“宝货制”中将银质货币分为朱提银和他银二种，以“流”作为货币单位，八两为一流，一流分别值1580枚铜钱和1000枚铜钱。朱提是地名，在今天的云南昭通境内。朱提银，是指该地所产的白银，成色较高。他银，指其他地区产的白银，成色较低。清代端方《陶斋吉金录》卷七在题为“汉朱提残字”的篇目中，著录有三件被认为是朱提银的残块，它们上面保留有残存的五个字铭文，这是目前所见有关银锭著录中惟一可以见到的朱提银资料。从残存的铭文上分析，《陶斋吉金录》所著录的这三件朱提银残块不可能是汉代的遗物，而是后人的一种臆造品。所以，有关王莽时期所推行的朱提银和他银的具体形制，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而这个谜底的揭晓，只能有待于考古学家们的工作了。
东汉时期，白银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面可能要比以前大得多，但它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实物发现。相传在清代，山东青州曾出土过一批东汉时期的银锭，形制分两种，一种是船形，一种是条形。东汉银锭的发现，在当时来说，可能影响很大，许多书如《小校经阁金文》、《吉金银货谱》等中都有记载。此外，日本人著的《东亚钱志》和在解放前出版的著名《泉币》杂志也曾著录或提到过东汉时期的银锭。这些东汉银锭上面一般都有文字：“中元二年”、“中元二年考工所造”、“建和二年上郡亭侯□□□□银匠□□银匠王□银匠□□”、“建和二年上郡亭侯□□公行银匠王升银匠左宫银匠吴□”。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的东汉银锭铭文是：“建和二年上郡亭长□□公行银匠王升银匠王□银匠吴□”。中元与建和是东汉时期的两个年号，中元二年为公元57年，建和二年为公元147年。对这些银锭的真伪，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怎么看现存的这些所谓的东汉银锭？除了查找相关的史书、依据形制进行判断外最重要的就是根据它们上面的铭文，这是我们在收藏银锭时需要特别重视的方面。
汉代在地方行政管理上实行郡县制，上郡是当时的一个郡名，管辖的区域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乌审旗等地。在古代，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而汉代只有公、侯两等。在侯一级中，根据功劳的大小，作为他们取得俸禄来源的地方（古代称“食邑”或“采邑”）也有大小，分为三级：县、乡、亭。上郡亭侯，就是以上郡这一地方上的亭作为食邑的侯爵。当时十里设一亭，一亭设有亭长官职，它的职责大概和今天的联防队长差不多，专管抓小偷一类的事情。亭长不是上面任命下来的，是由地方百姓推选出来的，与项羽争霸、后来成为西汉第一个皇帝的刘邦就曾担任过亭长。
在上面提到的银锭铭文中还有“考工”官职名称，考工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兵器和盔甲等打仗使用的工具铸造。
银锭上所记录的“亭侯”、“亭长”、“考工”这些官职名称与史书上所说的东汉宫职，没有什么两样。尽管这样，我们仍不能确定这些银锭就一定是东汉遗留下来的东西，因为我们仔细观察这些银锭上面的文字时，发现它们和目前所见到的东汉时期的铭文书写特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东汉时期所制造的器物上，我们通常只能够看到“××造”或“××造作”，而没有像“××所造”这样的说法。此外，建和二年的银锭不像上面写“中和二年”的银锭那样，呈长方形，而仿佛一艘船的形状，看上去很厚重，更像宋元时期的银锭。所以，我们不禁对这些所谓的东汉银锭产生了怀疑。在过去，山东制作文物伪品是很出名的。做假古董的人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往往会编出这件东西是出土的、或那件东西是祖上留下来的之类的话，来哄骗收藏者。当听到这些介绍时，收藏者一定要仔细地加以辨别，这样才不会落入古董商的圈套，这是鉴别真假文物时要尤其小心的地方。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据称也是东汉时期的银铤，上面“光和四年左尚方造”几个字并不像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是用工具錾刻上去的，它是用事先准备好的质地较硬的金属印章敲击上去的，与戳记一般。这件银铤据讲是在民国十年出土的，表面覆盖一层绿色的铜锈，呈长方形，长18．1、宽2．9、厚1．0厘米，重410克。光和是东汉灵帝的一个年号，光和四年为公元179年。通过查寻史书，我们了解到乐汉时期确实设有“尚方令”这样一个官职，尚方令有时也简称尚方，一开始的时候，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只有一个，到了后来才有左、中、有尚方之分。从这点上来说，银记载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当我们在分析文字的写法时，总感觉“光和分析文字的写法时，总感觉“光和四年左尚方造”这几个字总体风格并不很协调，而且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东汉文字特征不相符合，反而觉得它更像是后人仿造的。这样，这件银铤也就让人不敢肯定是真品了。由此看来，所谓的东汉银锭其实都不是硬碰硬、响当当的东西，值得人们深思。
二、唐宋时期银锭的发展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繁荣的时期。这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相当的活跃。白银的使用较以前更为广泛，尤其是在唐代的中晚期之后。
在当时，除了被用于铸造各类器具、饰件外，白银主要用于赋税、进献、赏赐、军费开支等方面。在史书的记载中，白银不仅以“两”作为计量单位，而且也以“铤”、“笏”、“版”或“饼”作为计数名称。从发现的唐代银锭铭文中，我们可以知道，赋税、进献用的白银大多被铸成了银铤或银饼的形状，其中铤是当时白银的主要形态，在具体形制上，银铤又可分直身状和束腰状两种，这已经为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银铤所证实。
此外，唐代白银除银铤、银饼外，还有船形银锭这一形状。197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浙江长兴县出土的一批唐代银器中，曾发现有束腰、船形的银锭。1980年陕西蓝田、1982年江苏扬外州也发现过船形的唐代银锭。这些材料表明，我们所熟悉的银锭这种形式在唐代终于出现了，只是出现的时间较晚，大约在唐代的晚期。1955年、1956年和19603年陕西西安南郊义出土过三次船形银锭，它们的形制与扬州、长兴、蓝田出土的唐代船形银锭完全相同，而且底部同样铸刻有铭文“田”字，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阴文，而后者是阳文。这些考古材料的发现，为以前一些不能确定其时代的银锭提供了时间上的参照。
发现的唐代银锭实物，主要有五两、十两、二十两和五十两几种。尽管前人经过研究，得出了唐代一两的重量约等于今天42克的结论，今天我们在收藏时却千万不要囿于它的束缚，因为这个结论是就总体而说的，唐代前期与后期的重量是有变化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拿最常见的五十两银铤来说吧，早期的和晚期的、即使是同时期的重量也有不同。所以，我们在收藏银铤时，还是要根据综合特点来判别真伪。
唐代银锭，根据上面錾刻的文字，我们可以将它们分成几大类：税银、进奉银（又称“贡银”）和内库银等。除了1956年陕西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天宝二年郎宁郡贡银铤、1962年陕西蓝田县巩村公社吴村庙康庄出土的广明元年进奉银铤、以及传世的端午进奉银铤是专门为进奉而铸造的外，不难看出，好些进奉银铤其实只是在税银铤上加刻进奉文字才成为进奉银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