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允许朝鲜进行“侵略”却又另当别论。苏联的领导人并不急于公开制造事端。随后，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发展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其中包括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那篇演说。艾奇逊似乎是在暗示，朝鲜已经不在美国的亚洲防御范围之内，而莫斯科则把他的演说解读为，如果朝鲜境内发生任何冲突，美国可能不会轻易介入。这篇演说是对那一时代最坚强的外交人物的重大误解，因为它严重影响共产主义势力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后，艾奇逊一直试图解释美国的亚洲政策，但最后反而向共产主义世界发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错误信号。数年以后，他的老朋友艾弗利尔?哈里曼说：“恐怕这一次迪安搞砸了。”
为了得到斯大林的准许，从1949年末到1950年初，金日成一边加紧厉兵秣马，一边三番五次赶赴莫斯科进行游说。在这几个月里，苏联一直抱着静观其变的态度，想要看看如果允许金日成南下，自己能够有多少胜算。最后，他们认为美国人不会插手。在斯大林的要求下，毛泽东与金日成面对面地就美国可能采取哪些行动进行了一次讨论，并且一致认为，美国人参战以拯救这块“弹丸之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无须中国派出援军。但是日本仍是该地区一个不能轻视的劲敌。毛泽东允诺，如果日本妄图介入这场战争，那么中国一定会向朝鲜提供人力和物力援助。
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对斯大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美国人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自己忠实的盟友蒋介石，如果中国大陆全线告急，他们一定会进行军事干预，却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如果毛泽东发动的战争能在中国农民当中一呼百应，并且最终取得成功，那么韩国的农民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响应金日成的号召呢？难道他不是有先例可循吗？于是，金日成的计划逐渐赢得了莫斯科方面的支持。1949年末，毛泽东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时，两人共同商讨了金日成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暗示，可以让大约1.4万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加入朝鲜人民军，对此毛泽东表示同意。在一本名为《不确定的合作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中，历史学家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以及薛理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创性地研究。他们写道，金日成的这次游说活动表明，“斯大林最终决定支持朝鲜的军事行动，但又刻意与他保持距离，不愿直接介入其中。”斯大林在这里玩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游戏，给朝鲜一个半绿半黄的暧昧信号。由于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并不一定会按照金日成的预言进行，斯大林可不想参加这次千难万险、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或是在这次行动的批准书上留下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