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历史转折和社会变动。一方面，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进一步加深，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传统的儒家思想丧失了统治地位，可以说中国社会出现了普遍的思想真空和信仰危机。改造中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几乎成为共识，而选择改造中国的方案，知识分子也都把目光集中到西方。一批批留学生奔赴欧洲、美国和日本，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被译成中文。于是乎，在中国，西方世界产生、流传的各种思想被竞相传播，也纷纷成为被研究和信仰的对象。一时间，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杜威的“实验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意志，欧文、傅立叶的乌托邦思想，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频频被谈及。由此出现了五四时期思想文化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救国方案的多元化，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
当时的社会思潮主要有：一是社会主义思潮。在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中，除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也被视为社会主义思潮而介绍到中国；二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的民主主义思想，即18世纪西方启蒙学者提出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天赋人权、人道主义等；三是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潮，如实用主义等。五四运动以后，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派别，除马克思主义之外，主要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显示了中国知识界在探索中，对人类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各种新思想所产生的强烈兴趣及敏锐程度。
1.李大钊与工读主义
工读主义，亦称工读互助主义，主张劳心与劳力、工与读、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学问与生计合一。工读主义者希望通过工读互助的办法创造一个“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的新社会。实质上，工读主义是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新村主义”等思想融为一体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互助论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主要理论之一。克鲁泡特金于1917年出版的《互助论》中指出，互助是生物界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通过互助即可进入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当时，互助论在中国的影响很大。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创立以“互助”命名的社团——互助社，并编辑出版《互助》刊物，该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定名互助社，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李大钊当时对互助论也一度迷恋，他说：“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不是依战争而进化的。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向走的一个长路程。”而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
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他还说：“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他认为“互助论”是“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协和、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
泛劳动主义的创始者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认为“人类本务”是与自然相争，即靠劳动维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工作劳动是一种快乐，为人工作和为自己工作没有什么区别。所谓泛劳动主义，“就是凡人皆不可不劳动之一种主义而已（此外所说劳动者指的肉体的劳动）。无论什么人，总没有利用他人劳动、掠夺他人储积和他人生产物之权利。人欲得衣食，须要靠着自己的劳动。人人自劳而食（此为根本），什么财产啦，资本啦，一切为罪恶源的东西，都无存在之必要”。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对于劳动问题遂有突出的关注，正是在对劳动的一片赞扬声中，这一思潮得到了空前流行。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也是五四时期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一个思潮。武者小路实笃从1910开始提出新村主义，并在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新村主义的谈话，从而奠定了其新村主义的思想基础。新村主义基本思想是不满意现存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辟一块小天地，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即以改造旧社会为目的、创造新社会为归宿的一种立国之道。他还身体力行，在日本九州建成了“新村”。1919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及其新村主义，又在京、津多次演讲宣传，并组织了“新村北京支部”。新村主义很适合于那些不满现实而又企图逃避现实、逃避阶级斗争的空想者的脾胃，因而吸引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正是在互助论、泛劳动主义和新村主义的启示及影响下，当时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的王光祈创造了“工读互助主义”。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城市小的新生活》一文。首次提出工读互助主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崧年等新文化界的领军人物都表示支持工读互助运动。在理论上提倡的同时，李大钊还参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他是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热心支持者。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上，李大钊作为发起人之一，号召各界为工读互助团捐款，自己也为之慷慨解囊。王光祈很受鼓舞，他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接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也先后组织了“工读互助团”，进行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工读主义者通过工读互助团，人人本着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不断扩大影响，发展壮大，将来再把全国各地的互助团统一联合起来，“各尽所能，各取可需”，实现“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理想社会就一定能够实现。工读主义有的主张和实践，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企图改造社会的理念。北京工读互助团的诞生，开启了中国青年实验新生活的先河，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一时间，各地工读互助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然而，由于它是脱离现实的空想共产主义试验，故决定了它在经济、组织上必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矛盾，无法存在和实行下去。
北京、上海等地的工读互助团仅存在几个月便宣告解散。工读互助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引起了当初极力赞成这一运动的思想界的著名人士的反思。胡适认为，根本大错在于不忠于工读两个字，不注重工读，眼光重点在于新生活和新组织上。李大钊认为：“在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中国一大批进步青年彻底抛弃了平和的经济革命的想法，促使他们进一步将目光转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2.李大钊与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又称实用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实用主义否认客观的物质世界，以“实验效果”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把客观实在同主观经验、感觉混为一谈，即我所感觉的、经验的就是客观实在。它把真理同实践中有用的、有利的东西混同起来，认为“有用即真理”，真理的标准是“兑现价值”和“效用”。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全面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五四时期，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来华并在各地广泛的宣传，实用主义遂成为当时备受关注的热点学说。
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几乎同时传入中国。由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封建主义，而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封建的。胡适在宣传实用主义时，提倡“存疑主义”，主张“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同时，尤为鼓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这对于传统的封建迷信具有瓦解和破坏作用。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唯心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
1919年6月，陈独秀被北京政府当局逮捕，不久释放。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这个杂志原是专为讨论政治问题于1918年12月创办的。
胡适原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都不涉及政治问题。因为他主张进行文化运动应撇开政治，致力于研究及解决社会上最基本的有关中国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在他接办《每周评论》之后，“发愤要想谈政治”，于是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文中，胡适主张对中国问题要从“细心考察的实在情况”出发，不要空谈一些主义，“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他还明确表示反对社会问题“根本解决”，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1919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李大钊认为，不能把解决具体问题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二者对立起来，并指出，问题和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所以，不能把一切主义都看成纯理论的东西。他说：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他不赞成那种空谈主义、理想的倾向，而是主张把主义与问题、理想与实用、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并且特别强调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也就是说，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革命手段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6号上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他在文中说：“多研究些具体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胡适用相当多的篇幅大谈“输入学理的方法”，其目的是想把这一场争论纳入“学理”的范畴，抹掉其内在的政治蕴涵。
此后，胡适又发表《四论问题与主义》，再次申明个人观点，并进一步宣扬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正酣之时，《每周评论》被北京政府查封，但是讨论并没有因此中止。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继续宣扬他的改良主义观点。1920年1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以唯物史观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指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作出的。”从思想与经济的联系上批驳胡适的观点。它启示时人，改造中国社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解决”。
长期以来，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上，曾被人们定性为中国思想界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战。其实，李大钊和胡适在北京大学共事近十年，既是同事，又是挚友，“他们在振兴中华民族事业，推进社会改革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以及主张民主、自由等方面，是志同道合的”，他们积极参与领导反封建文化的启蒙运动，热烈追求现代民主政体，“只是在改革社会的方法和某些学理上，认识则不尽相同”。
问题与主义之争，进一步使李大钊明确提出了“根本解决”的主张，阐明了用阶级竞争说的学理为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行动，以实现经济革命的解决。李大钊的反驳是委婉的，胡适随后所作的解释也完全是平静讨论的口气。但这次讨论，却带有学术、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意义。从学术方面讲，胡适、李大钊代表不同的派别，争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两种学理的对立和冲突；从文化上看，两种主义对待社会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意味着不同文化模式的选择，反映了新文化阵营的分裂迹象；从政治上讲，胡适、李大钊的观念代表了不同阶级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不同态度，并反映了改良与革命的两条道路的对立。
胡、李二人之争，是着眼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之选择，从今人的眼光看，胡适的改良主义对社会变革来说，更具稳健性，但需要一种良性社会运行制度作保障。而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
3.李大钊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一译“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一种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基本思想是主张保留现存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基尔特（行会），管理生产，实现生产自给，然后由国家统一分配产品，从而实现消灭剥削。基尔特社会主义宣扬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实行“产业民主”或“产业自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以梁启超、张东荪等为首的研究系，极力主张在中国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
罗素是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主张基特尔社会主义。1920年9月，罗素应北京大学和讲学社的邀请，来中国讲学。到1921年7月离开中国，前后共十个月。罗素在华期间，抨击苏俄十月革命，宣扬十月革命不适合中国，同时又鼓吹基尔持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但中国还不具备条件，当务之急就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家，罗素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劳资调和，主张社会改良。罗素的观点立即得到了张东荪、梁启超等的认同。1921年9月5日，研究系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大力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
1920年11月，张东荪等借罗素来华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之机，掀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主张以改良主义的手段将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前途。
张东荪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辛亥革命以前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内政部秘书。当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时，张东荪开始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1919年9月，张东荪创办半月刊《解放与改造》，任主编。1920年9月起更名《改造》，梁启超任主编。当罗素来中国讲学时，张东荪同吴稚晖、杨端六、李石岑等陪伴罗素到湖南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