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希望首先建立起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再促成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此时，正是在李大钊的协助下，共产国际实现了马林“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建议。这是统一战线的初步实践，为其后国共两党的合作打开了良好的开端。李大钊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就是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李大钊倡导形成一个民主的联合战线，希望能够通过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一个反帝的联合战线。此后，由民众的大联合上升到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正是李大钊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统战思想的形成和初步发展。
4.五四时期联合的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就提出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要“大联合”。他通过参加五四运动，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力量，因此，他号召全国教师与学生一起联合起来，同时也希望这种联合进一步扩展，形成各行各业的大联合。为此，李大钊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了《大联合》一文，明确指出他不仅希望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也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这表明李大钊已经从“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的大联合，认识到了各界民众的大联合。
1920年初，李大钊进一步提出了横向联合的思想，各行各业都有联合，乃至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全世界形成横向的大联合。1920年1月15日，李大钊在《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了《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指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比如，政治上，从前是中央统驭地方，是纵的组织，现在是民众联合的组织，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势力。各地方联合起来，抗至中央集权；经济上，从前的纵的组织是以富佣贫，以资主掠夺劳工，以地主奴役佃户，现在的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产阶级。在李大钊看来，“我们的解放运动就是打破纵的组织的运动，我们的改造运动就是建立横的组织的运动”。希望全社会建立起横的组织，形成民众的自治联合，团结一致，反抗剥削阶级，实现平等自由大同的社会。
1920年5月1日，李大钊发表了《“五一”May
Day运动史》，其中尤其体现出了对民众联合的赞许，正是因为民众的联合才换来了一日工作八小时的胜利。“因为可纪念的胜利，都是从奋斗中悲剧中得来的”。五一纪念日，是由民众势力集中的协同团体涌现出来的，这是劳工联合组织对雇主的胜利。由美国到俄罗斯、法国等，每一个国家的五一纪念日都是由劳工阶级的联合，通过血的奋战换来的。由此想到中国的劳工阶级，“只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认识到劳工阶级的联合，总有一天他们会完成“八小时”运动的使命，更进而负起“六小时”运动的新使命来。
1920年8月，李大钊撰写了《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文中明确指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为此，他号召“全国的市民，要随时到处自由会合，取应有尽有的手段，作我们的运动，非达到目的不止”。“望大家愤起，把已有的职业团体改造起来，没有团体的职业也该速联合同业，组织起来”。
这一时期，李大钊的一系列论著以及实践，反映出他的有关建立联合的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强调了中国社会大变革中民众势力联合的重要性，为民众运动的兴起和联合提供了理论基础。尽管这种萌芽状态的联合的统一战线思想表明了李大钊还没有从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认识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这种“大联合”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认识到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重要性，却从建立联合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角度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为其后的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和建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由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中国共产党尚未创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明确提出联合思想，对民主革命有着一定的指引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领导工农运动的过程中，李大钊坚定、明确地提出，“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以抵抗国际资本主义。
5.中共二大前后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
1920年，根据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提出的比较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应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策略，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了联合吴佩孚的政策。作为中共建党初期与苏俄、共产国际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主要领袖之一，李大钊成了“联吴”政策的最主要参与者。由于吴佩孚的军阀本质所致，联合虽未能成功，但这毕竟是中共成立初期的一件大事，在中共统战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历经“联吴”的初次尝试，李大钊的统战思想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从而深化了中共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的认识。
“联吴”政策主要背景是共产国际的政治任务，但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行动决策的行为。吴佩孚之所以成为共产国际联合的对象，与五四运动中吴佩孚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等有很大关系。当时，吴佩孚的爱国之心在媒体上时时披露，吴佩孚一时成为了当时中国的风云人物。在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建党之时，“联吴”的指示就已经带来了，再加上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曾在1920年10月9日的《消息报》发表文章，说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以“联吴”策略的提出在中国能够被很快接受。李大钊希望“只要中部地区的各种力量都集中于中央一处，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能与之相抗衡。然而实行这一计划如果没有数千万元的资金也就只能作为一纸空谈而告终”。李大钊对吴佩孚的军阀本性还是有一些清晰的认识的，认识到了“吴佩孚到底还是吴佩孚”，不要对他存有任何幻想，但是李大钊并没有预料到吴佩孚转向之速，导致“二七大罢工”因吴佩孚的镇压而损失惨重。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带来了从联合吴佩孚转向联合孙中山的政策。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提出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肯定了中国目前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中国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标帜”。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联合革命党派，为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对于国共合作形式问题，并未接受孙中山的党内合作。由此看来，国共合作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在合作形式问题上作出明确的选择，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为了民主革命进一步的发展，作出一些让步策略，重新审视国民党提出的党内合作形式。
李大钊虽然未能参加中共二大，但是中共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其国共合作思想无疑是一致的。在中共二大召开前，李大钊已经公开倡导联合战线。如李大钊、邓中夏和刘仁静等向少年中国学会提交的《北京同人提案》指出，共产党与国民党“要客观地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李大钊对中国国民党给予了高度称赞，称其“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李大钊关于与国民党结成联合战线的思想，同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在实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为了推动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李大钊在1922年11月7日《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明确号召“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
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大期间，李大钊仍然坚持理论学习，广泛涉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时对妇女组织、工会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等组织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望能够实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联合。从中国工会组织、劳工运动的发展，李大钊还看到了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罢工给中国各地的各种团体以强而有力的鼓励和支持，而中国民主革命尤为需要这种团结。从李大钊等人给少年中国学会的《北京同人提案》中，可以进一步看到李大钊的统一战线思想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李大钊统一战线思想中的革命的对象、革命力量、统一战线的范围等进一步明确。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分清敌我，明确革命的对象，才能进一步明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从而联合朋友，共同打击敌人。当时李大钊所明确的革命的对象是：“鉴于中国内军阀政治的横暴，国外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将中国改良的各种希望都澌灭殆尽了，我们不能忍了，是有诚意改革社会的人们都应该不能再忍了，起来引导民众，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啊！”关于统一战线的范围，李大钊提出是：属于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国民党”、引导民众与军阀代表的黑暗势力奋斗的“知识阶级的团体”、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的“文学家”、将同胞从物质生活的羁勒中解放出来的“科学家”、收复遭军阀和国际的帝国主义蹂躏或强占的机会与地盘的“工程师和实业家”，“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二大之前，李大钊提出的统一战线思想与其后中共二大上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思想是一致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大钊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在中共二大前后已经基本形成。之后，在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功实践中，李大钊对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一系列问题又进行了明确阐述，进一步深化了中共对统战工作的认识，并最终使统一战线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一大法宝。历史地看，国共合作的思想源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故理应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李大钊所倡导的统一战线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国情紧密联系的，但是尚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基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革命实践经验，还不能深刻理解无产阶级与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结盟的必要性，党内大多同志难免会有各种疑问，而在国民党内也不可避免会有人强烈排斥。李大钊为建立国共合作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他以诚恳的态度，身体力行，希望得到党内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也对国民党内破坏国共合作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6.力促“西湖会议”接受党内合作形式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但不同意党外合作的形式。这对国共合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要在杭州西湖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主要目的是讨论决定中国共产党以什么方式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就无法成为现实。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杭州“西湖会议”，专题讨论与国民党的合作形式问题。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上，马林成为会议的主导者，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他特别指出，实行党内合作是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
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起初大多数反对马林的提议。如张国焘、蔡和森明确反对，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无疑是同资产阶级的混合，这种组织上的混合与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原则不相符，并且会影响中共的独立政策的实行。他们只同意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可以推孙中山为主席，组织联合战线委员会，该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可以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陈独秀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道，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陈独秀也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作为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