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李大钊把社会喻为建筑，认为社会分为“基址”与“上层”两部分。其中，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他认为：“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动因。“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决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也是他的“根本解决”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把阶级斗争归结为经济上的原因，并分析了阶级斗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而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它的内容与性质也起了变化。李大钊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既在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产生，又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消灭。李大钊非常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指明了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他特别强调“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实际上，他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李大钊认为，社会上所有的物质资料都是由从事生产的人们创造的。“一个智识的发见，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见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他认为，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李大钊在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的同时，并不否认杰出人物的贡献。他明确地说：“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把重点放在唯物史观方面，决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由当时历史条件以及现实需要决定的。唯物史观之所以成为“五四”前后介绍传播的重点，从根本上说，这是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答案相关联的。而要正确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历史主题，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科学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为此就必须要求以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性质、方法、意义所进行的探讨，表明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具解决中国面临的理论、实践问题中，所具有的思想上的独特性、创造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形态，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4.宪政思想
李大钊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宪法》、《刑法》、《民法》、《商法》等近代意义上的法学学科知识。他的《法学通论》和《刑法讲义》批注里包含其一定的法学思想。当他系统地学习和了解了西方民主宪政理论之后，以及后来亲历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使他对中国实行宪政有了更深的感悟和认识。因而，《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预定制限期间〔限案〕》、《立宪国民之修养》、《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一系列文章，则直接体现出他的宪政思想。
他认为，专制时代尚人治，立宪时代重法治，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实行宪政。而要保证宪政的实现，他认为首先是要有一部“善良之宪法”，因为宪政制度是通过国家的根本法——宪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李大钊曾多次强调宪法的重要性，认为“宪法者国命之所托由托”，“有善良之宪法，始有强固之国家”。他认为，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是宪政的基本内容。李大钊通过现实政治斗争，愈来愈认识到，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决不能仅仅追求并满足于它的表面形式，而应注重实质内容。这种实质内容，即是人民基本的自由权利。“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他认为，在人民的诸多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
5.中西文明观
李大钊的中西文明观对于他的思想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中阐释了他的东西文化观。李大钊对中西文明进行比较冷静的思考和分析，看到了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与外在的一些差别，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他既承认中国文明的缺陷，又认识到中国文明的长处及其存在着被改造的可能性；既坚持引进西方文明，又主张加以适当的改造。李大钊主张东西文明的合理整合，变静的文明为动的文明，反映了他主张文化变革的创新精神。他主张：“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6.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思想及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代表作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下之实业》、《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平民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释疑》等。李大钊的有关许多论断，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精辟的，如“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7.妇女解放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是很早就关注和研究妇女解放运动问题的，在他的著述和演讲中，有十余篇文章关注妇女解放运动，如《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各国妇女的参政运动》、《现代的女权运动》、《在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演讲会上的演讲》等等。作为现代中国提倡女权运动的代表，李大钊认为：
“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见妇女底意义的时代。”李大钊还强调女权运动应当同人权运动相结合。女子应当支持和参与男子进行的各种人权活动，“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的妇女，应与男子同等加入人权运动团体中”。他把没有女权的社会比作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并希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中国，世界文明就成为“半身不遂”的文明。他把女性的发现置于人的发现之中，把妇女解放置于整个个性解放之中。他除了对压抑女子个性的封建礼教进行无情的批判，倡导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同时呼吁女子要有受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社交公开，强调女子参加工作，树立平等的婚恋观，力主废妾废娼，等等。
他运用唯物史观，从经济上阐明造成妇女社会、家庭地位之所以长期低下的根本原因，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妇女解放的最终归宿。认为妇女问题解决的根本方法有两个：一方面要合全体妇女的力量，去打破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女的力量，去打破资产阶级专制的社会制度。这实际上是将实现妇女个性解放与整个人类世界的社会政治变革连在一起。
8.新闻思想
李大钊从1913年到1925年，先后任《言治》（月刊）、《民彝》、《晨钟报》、《甲寅》（日刊）、《言治》（季刊）、《宪法公言》、《少年中国》、《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多种报刊的主编、总编或编辑、主笔，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并为二三十家报刊撰写政论、时评、通讯及诗歌等，达百余万字。他的《〈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政论家与政治家》、《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报与史》、《新闻的侵略》等近代中国新闻学论著名篇，集中反映和阐释了他的新闻思想。李大钊倡行“知识、诚笃、勇气”兼备的政论家素质。他说：
“人之立志，无论其在为政论家抑为政治家，均不可不为相当之修养，知识其一也，诚笃其二也，勇气其三也”，鲜明地提出了政论家的素质修养。同时，他倡行“察其变、搜其实、会其通”的办报三要义：
“察其变”，就是要考察社会、人事进展变易的历程，以了解社会真相；“搜其实”，是指要抓取现实发生的一个个具体事件，作为人类进变历程的证据；三是“会其通”，了解人事发展的因果与相互影响，把握其全局与本质。他说，“报是现在的报，史是过去的报”，报纸“重要的主旨，乃在尽力把日日发生的事实，迅捷的而且精确的报告出来”，“新闻记者要有历史研究者的修养，要有历史的知识，要具有与史学者一样的冷静的头脑，透澈的观察，用研究历史的方法，鉴别取拾关于每日新生事实的种种材料，这样子才可以作成一种好报纸”。
9.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