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参观，不仅让李大钊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让他想到了中国的工人和儿童生活的现状，而且中国的工厂中有大量的童工，遂挥笔撰写了《上海的童工问题》，于1924年9月28日寄给《中国工人》杂志。文中呼吁社会各界关注童工问题。“吾侪身在苏俄，目睹工人儿童的幸福、娱乐、教育”，为此，李大钊希望唤起社会的关注，希望记者及关心社会的青年们，“看一看你们的小朋友们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悲惨，如何的痛苦，而设法以改进之”。
6.关注国内形势，宣传中国革命
在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李大钊在莫斯科领导了中共旅莫支部的工作。1924年9月12日，李大钊在中共旅莫支部第三次大会上作了《中国最近之政变》的报告。报告中详尽地介绍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以及中国主要军阀之间的关系，号召强烈反抗帝国主义。
1924年9月22日，李大钊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国际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演说开篇即直言了中国人民正在经受的痛苦，“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用来表演的大舞台。中国人民正在受着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中国农民丧失了土地和生产工具。他们已经沦为流氓无产阶级，境况十分危机”。面对这种危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不断地增长和扩大，李大钊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这个运动的发展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秀分子”。在演说中，李大钊强调：“中国问题不单纯是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无法发展。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李大钊指出，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奴隶所进行的解放运动的核心。他相信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一定会争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演讲最后，李大钊高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激起了全场的共鸣。
1924年10月30日，李大钊在中共旅莫支部第七次大会上作了报告，旅莫青年团员也参加了此次大会。在报告中，李大钊阐述了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的历史，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尚还幼稚、人数又很少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担当起国民革命的重任。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现状，李大钊实事求是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择其最重要工作和最重要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广东，应注意工人和农民，注意军队，为党以后工作的发展提出了基本思路。比如，要做基础性的工作，主要包括铁路、矿山、海员、纺绩等方面。他号召留学的青年人，“我们的革命是为了全人类的，所以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来此是学习革命的，并不是留洋留学求博士的”。李大钊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是科学的……合乎人道的”。
1924年10月，李大钊的《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上，署名李琴华。在文章中，李大钊指出，中国正在进行的由帝国主义操纵和支持的军阀间的内战，失业的农民和工人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不得已去当兵，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利益去卖命，从而看出了中国社会问题和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源之所在。李大钊在此明确指出，由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和影响，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懂得了谁是使他们坠入深渊的祸首，谁是他们的敌人，也开始意识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责任，并懂得了为了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工人阶级应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李大钊最后强调：“中国工人的党——共产党及中国全体工人，应当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队。”
李大钊驻共产国际期间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参观访问等，进一步了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现状，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并在驻共产国际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同时也表明，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些成为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实事求是地依据中国国情去贯彻共产国际指示，而不是盲目执行，提供原则和指导工作的依据。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渗透着国际主义原则，即中国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需要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战，也需要国际上的支持和帮助。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同情和支持，这为民族解放运动奋斗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力量。
李大钊赴苏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州商团在陈廉伯的组织下与国民政府对抗，美、英等国不仅供应武器给吴佩孚和背叛孙中山的将领，而且还帮助陈廉伯在广州组织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北方，直奉之间的战争进一步升级，日本一直在帮助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英国和美国则支持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军阀之间以及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不断。但是，中国革命及民族解放运动也在不断积累和发展壮大。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直系首领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中国革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由于国内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指示李大钊尽快回国，1924年12月3日，李大钊离开莫斯科踏上归程，返回阔别五个多月的祖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在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进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是无产阶级政党最基本的战斗口号，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战斗的口号。《共产党宣言》把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与首先在本国开展斗争辩证地统一起来，初步包含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联合与各国无产阶级的自身斗争相结合的思想。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以国际共产主义的观点看待中国的革命运动，并在实践中切实贯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7.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处理国与国间的关系应遵循的准则，也是处理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应遵循的准则。无产阶级的本质决定其不仅不会去压迫别的民族，更反对任何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压迫。对待国际问题上，在李大钊认为应该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真正的无产阶级应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统一起来。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首先通过对法、俄两国革命的分析，强调国际主义的视角，以此为中国革命提供参照。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认为法、俄两国的革命性质迥异，法兰西的革命是国家主义的革命，而俄罗斯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同时是世界的革命。法兰西的革命能够让国人振奋，而俄罗斯的革命“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
法国的革命是爱国的精神，而俄罗斯的革命是爱人之精神的体现，“前者植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李大钊已经认识到了法兰西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与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不同，初步形成了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的观点。
此后，李大钊在《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庶民的胜利》中都提到了反对“大……主义”的专制，反对依靠强势欺压弱小民族。国际上的“大日尔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都是奋力向外部发展，是一种对他国的欺凌。在中国内部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是对本民族的分裂，是一种缩小主义。所有这些“大……主义”都体现了依仗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推行，需要一种互助精神，提倡平等自由，在政治上，就是民主主义。这既包括了一国内的民众的联合，也包括世界民众的联合，共同抵抗强势的欺压。
由此，李大钊进一步提出关注世界革命与世界民主的重要思想。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指出：“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面对强势对弱小的欺压，人们只有联合，“因为廿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
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及收回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等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激起了国人的愤慨，引发了反帝反封建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李大钊通过发表于《每周评论》第22号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而这种爱国之心绝不是那种狭隘的民族情感，而是坚决反对强权欺凌的行为，是在世界民主范围内要求平等的爱国之心。他说：“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他郑重提出：“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寻求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而奋力促使国人觉醒的呐喊，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华大地的鸣响。
后来，李大钊又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提出他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构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世界上无论何种族何国民，只要立于人类同胞的地位，用那真正Democracy的精神，来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弟兄。我们情愿和他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
同时，李大钊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还体现在他所倡导的新亚细亚主义，即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揭露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强权是我们的敌，公理是我们的友。亚细亚是我们划出改造世界先行着手的一部分，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的主张。李大钊所倡导的新亚细亚主义，不是背反世界主义的，而是反抗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顺应世界主义的——主张世界人类普遍的联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带领北方党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中，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形成的反对民族压迫，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在国共合作后有进一步的发展，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国共合作后的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李大钊在领导北方的革命实践中，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又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25年3月，李大钊在发表于《国民日报》的《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一文中，揭露了蒙古民族所受到的帝国主义、清王朝和封建军阀的民族压迫与摧残，号召中蒙两民族在自由联合的基础上，在国民革命旗帜下提携共进。
在对待日本进攻中国的问题上，李大钊发表于《政治生活》上的《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对亚洲民族自雄，一面对白种民族示威……破坏世界革命运动中东方弱小民族革命的联合阵线”。可见，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以扩大自身利益为根本，而忽视他国人民的利益，因此，日本“急愿离开英美的关系，要单独和中国订立一种条约，至少在满蒙境内，实行取得那二十一条里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以树立他那所谓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的基础”。李大钊严厉抨击了日本民族狭隘的爱国主义，并搜集和罗列日本计划进攻中国的大量的证据，提醒中国民众，要时时刻刻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及其侵略满蒙的阴谋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