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李大钊与早期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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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李大钊的政党观(1)

引言

政党是现代经济和政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形成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并为之而斗争的政治组织,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产物。它的产生及政党政治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普遍、极为重要的政治现象,尤其是欧美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表现。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起源于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其雏形是1670年代的英国国会中的两大政治派别辉格党和托利党,到1830年代形成现代意义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美国政党,源于1770年代在议会中出现的联邦党和反联邦党,这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至1830年代演变形成了民主党和辉格党(后演变成共和党)。欧美国家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是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它的产生有其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

无产阶级政党(亦称工人阶级政党),是以争取、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目标的政治组织。1847年6月,由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以改组“正义者同盟”而建立的“共产主义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它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政治目标。

建立政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定共同的政治目标。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目标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参加政治选举掌握国家政权,或影响政府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二是通过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夺取并掌握国家政权。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必须要组织建立党的组织机构,以领导全体党员为实现一定政治目标而共同奋斗。党的最高组织机构负责制定党的总纲领、总政策,以及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阶段的具体纲领。政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党的纲领,按照党的纲领影响和领导国家,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所以说,衡量一个团体是不是政党,首先要看它是否有政治纲领和明确政治目标。而政党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需有组织及纪律保障,由党的领袖集团领导党的核心事务,以使党成为一个稳定的、有一定规模和战斗力的政治组织。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经济和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形成的产物,而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并非中国社会自身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被动的历史产物,“严格说来,中国政党是中国社会面临政治挑战和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一部分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权体制内的开明人士对于严峻的政治现实而作出积极回应的产物”。

近代中国的政党最早产生于晚清,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由政党雏形的萌动到严格意义上政党的创建、再由“非法”政党的建立到政党合法化的过程。在政党产生及其合法化的过程中,各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几个有影响的较大的政党。这几个大党纵横捭阖于民初政坛之上,先后出现过几次政党组建与活动的高潮,在不规范和不断失败中试图实践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政党政治制度。同时,又不停地分化和组合,反映了民国初年各个政党的不定型和不稳固。

1.民初政党的分化与组合及其特点

1894年11月,孙中山等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该团体成立时已具备明确的宗旨、行动的策略,并有了政治领袖,这些是革命性政治团体向政党发展的重要因素。兴中会成立之后,发动了多次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继兴中会之后,1900年至1905年,在海外留学生及国内一些大城市中,一批革命组织乘时而起,较著名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等。这些组织同兴中会一样,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一般特征,但其力量比较分散,其影响力也只是局部性的,因而难于采取更大的统一行动,亦无法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1905年,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兴起之后,具有政党性质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团体成为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开始活跃在政坛上。从近代中国政党阶段性的历史演变来看,这一时期属于早期政党的萌芽和创立阶段。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及光复会部分会员和科学补习所等组织,在日本东京秘密地建立了中国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党的宗旨。通过了《中国同盟会章程》,规定了组织名称、宗旨、会员的权利义务,本部及各地区组织系统等项。经黄兴提议,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决定暂设总部于日本东京,在国内建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总部在总理之下按三权分立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海内外革命者纷纷加入,成立不到一年,会员总数逾万人。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有明确政治纲领和系统组织机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出现,正式揭开了近代中国政党史的第一页。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把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一年后,孙中山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纪念会上又把“三大主义”改称为“三民主义”。从此,“三民主义”成为革命党人的旗帜。

政党的产生,对近代中国社会意义十分重大。因为,“相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政党是一种新生组织形态和政治参与主体。中国同盟会的诞生,便将政党现象和政党力量融进了中国社会政治近代化进程,为之增添了新的政治要素,从中渐次调整其政治资源的配置格局,使得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内涵获致丰富和发展”。从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一个相对而言的指挥中心,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历史地看,正是中国同盟会通过辛亥革命于1912年创建了中华民国,这就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历史基础。从1911年的武昌起义到1912年4月袁世凯获取政权的这段时间,中国政党勃兴而起,“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风起云涌,政团林立”。组党结社,成为一种时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非凡的组党结社热潮。至于当时有多少个政党存在,学术界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大多认为是三百多个。除了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之外,对何为政党的认识有一定分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时,许多自称为党的组织实际上只是一个研究学术的社团,而且所谓的政纲主张,五花八门,故难以界定。但是,足以表明,近代中国已步入政党文明的新时代。

下面介绍民初几个较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1912年3月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通过新总章,选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宣布正式改组为公开政党。

随后,选汪精卫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张继为交际部主任干事。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其政纲是:(一)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二)实行种族同化;(三)采用国家社会政策;(四)普及义务教育;(五)主张男女平权;(六)励行征兵制度;(七)整理财政,厘定税则;(八)力谋国际平等;(九)注重移民垦殖事业。

统一党,1912年3月成立于上海,代表人物主要有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等,“以统一全国,建设坚强之中央政府,促进完美之共和政治”为宗旨。该党网罗有力人士,在全国设立支部,有庞大的政党基础,实际上是拥护袁世凯统一全国。民社,1912年1月在上海成立。代表人物主要有黎元洪、谭延闿、王正廷、孙武、孙发绪等。以卢梭《民约论》为其根本主义,对于统一共和政治取进步主义,主张铁道国有及提倡军国民教育,以《民声日报》作为机关报。“该社多为比较稳健分子”,“无偏激之举动”,它维护的主要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客集团的利益。

共和建设讨论会,1911年4月成立,代表人物主要有汤化龙、林长民、谷钟秀、孙洪伊、梁启超等。脱胎于宪友会,主张共和宪政、中央集权、政党内阁、两党政治,属于拥袁派。

此外,还有孙洪伊的共和统一党,张国维的民国公会,范源镰的国民协进会,伍廷芳、王宠惠的国民共进会,岑春煊的民国公党,谷钟秀的统一共和党,董之云的共和实进会,以及社会党、共和俱进会、中华共和促进会、国会进政社等等。

袁世凯为了对付中国同盟会,在他的操纵和收买下,1912年5月,以章太炎、张謇领导的统一党与黎元洪领导的民社为基础,联合国民协进会、国民党、民国公会和国民共进会等四个政团,组成共和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等为理事,它囊括了旧官僚、军阀和部分中国同盟会成员,组成了民国以来最大的政党。该党的政纲是:

(1)保持国家统一,采取国家主义;(2)以国家权力,扶持人民进步;(3)应世界之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共和党极力吹捧黎元洪有中国革命创始之功,袁世凯有完成革命之功。其鼓吹的“国家统一”是要求统一于袁世凯政权之下。共和党实际上是为袁世凯所控制且为其政权服务的。其后,章太炎因意见分歧,辞去共和党理事。

共和党成立后,中国同盟会在参议院的活动受限。中国同盟会在议会中的领导人宋教仁等,为了实现“政党政治”及责任内阁制,意识到必须在国会中建立一个占优势的政党。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党,改组成立国民党,仍推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因孙中山忙于筹办铁路事宜,乃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事实上整个党务都由宋教仁负责,他是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国民党提出的政纲是:(一)促进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实行种族同化;(四)采用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为了发展党务,扩大组织,宋教仁把一批“青年之士子,跋扈之武人,市侩之商贩,皆掺杂于其中,对于大官阔佬,则不问其是否同情,预写文凭,强之加入”。国民党的队伍看起来壮大了,但由于成员过于庞杂,事实上大大削弱了革命性。当然,国民党的诞生,反映了当时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治动向,其基本力量也多是原中国同盟会中的革命志士,因而其政治影响较大。当时的参议院内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是国民党人,支部遍于海内外,是议会中的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国民党的成立及其发展,引起了袁世凯的密切注意,为了破坏和瓦解国民党的势力,袁世凯和立宪派迫不及待地邀请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回国。梁启超回国后,立即成为拥袁派的中心人物,立宪派分子和袁世凯政府的大员都围绕在他的身边,日夜协商,鼓吹建立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强有力政府。1912年8月(另有9月、10月成立之说),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核心,联合国民协进会、共和统一党、中华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民国新政社和宪政党等成立民主党。由汤化龙任理事长,梁启超幕后指挥,骨干则有林长民、孙洪伊等人。民主党的政纲宗旨是传播政治信条、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赋自由、建设强国政府、综合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

这样,在参议院中形成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三大政党的对立形势,且反对国民党的声势日益壮大。1913年春,梁启超公开加入共和党,使民主党、共和党声息相通,行动一致,加之与统一党的合作,遂使国民党有不敌之势。国民党有鉴于此,决定利用其在地方上的优势,积极活动。从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角逐,国民党在国会选举大获全胜。在众、参两院852个议席中,国民党得392席,占45.4%;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计224席,占25.9%;其他党派和派别占28.5%。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在宋教仁看来是凯歌高奏。而袁世凯在金钱和高官引诱均未奏效后,决定“做一篇最激烈的文章”,以“惩办梁山匪魁”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袁世凯的亲信内阁总理赵秉钧以重金收买了上海帮会头目应桂馨,布置杀手在上海车站刺杀了正准备北上的宋教仁。宋教仁的遇害,打破了国民党议会斗争的梦想,也宣告了资产阶级议会政党政治的破产。

1913年4月,正式国会开幕后,形成了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三党为一方,国民党为一方的对峙局面,由于国民党占有多数席位,因而在选举中占了上风。虽然,宋教仁的被刺对国民党在议院中的竞争力有重大影响,由于国民党在参议院内仍居优势,选举结果,参议院正、副议长分别由国民党籍议员张继、王正廷当选,当选为众议院议长的则是民主党籍议员汤化龙,副议长则为共和党籍议员陈国祥。

袁世凯为了对付国民党,要求民主党、统一党、共和党三党加紧合并,充当其抵制国民党的政治打手。1913年5月29日,民主党、统一党、共和党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由黎元洪任理事长,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任理事。进步党提出的政纲是: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

事实上,梁启超是进步党的指导者和具体负责人,亦是立宪派的带头人。

袁世凯除了利用梁启超操纵进步党之外,又采取各种手段,如用金钱官爵收买、分化国民党籍议员,破坏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致使国民党内派别丛生。在“二次革命”即将爆发之时,国民党的内部已四分五裂,注定了其败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