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灭度七十年后，有东来菩萨，一在家菩萨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萨重建我教。
七十年后的预言，与后文所记“至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正相照应。作传的人要这预言验在自己身上，却不料因此暗示成书的年代了。大概作者即是预言中的那位“出家菩萨”，可惜他的姓氏不可考了。
何以说作者是江东或浙中的和尚呢？因为预言中说是“东来菩萨”，而此本作于建中二年，到贞元二十一年（永贞元年，805年）最澄在浙中抄得此传时不过二十四年，当时写本书流传不易，抄书之地离作书之地未必甚远；且越州、台州也都在东方，正是东来菩萨的家乡。
最可注意的是《坛经》明藏本（《缩刷藏经》腾四）也有东来菩萨的悬记，其文如下：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
此条悬记，今本皆已删去，惟明藏本有此文。明藏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的改本。契嵩的《镡津文集》中有郎侍郎的《六祖法宝记叙》，说契嵩得曹溪古本《坛经》校改俗本，勒成三卷。契嵩居杭州，也在浙中，他所得的“曹溪古本”大概即是这部《曹溪大师别传》，故有七十年的悬记。
近年《坛经》的敦煌写本出现于伦敦，于是我们始知道契嵩所见的“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的俗本乃是真正古本，而契嵩所得古本决不是真古本。试即举慧能临终时的“七十年”悬记为例，敦煌写本即无此文，而另有一种悬记，其文如下：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师，大师去后，衣法当付何人？”大师官：“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缭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转。”
此悬记甚明白，所指即是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及洛阳荷泽寺定南宗宗旨的事。神会滑台之会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是慧能死后二十一年。此条悬记可证敦煌本《坛经》为最古本，出于神会或神会一系之手，其著作年代在开元二十二年以后。神会建立南宗，其功绩最伟大。但9世纪以下，禅宗大师多出于怀让、行思两支，渐渐都把神会忘了。契嵩之时，神会之名已在若有若无之间，故二十年的悬记已不能懂了。所以契嵩采取《曹溪大师传》中的七十年悬记来替代此说。但七十年之记更不好懂，后来遂有种种猜测，终无定论，故今世通行本又把这七十年悬记全删去了。
然而敦煌本的二十年后的悬记可以证《坛经》最古本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曹溪大师别传》的七十年后的悬记和建中二年的年代可以证此传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而契嵩改本的收入七十年的悬记又可以证明他所依据的“曹溪古本”正是这部《曹溪大师别传》。
我们试取敦煌本《坛经》和明藏本相比较，可以知道明藏本比敦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我另有《坛经》敦煌本考证）。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内中有一部分是宋以后陆续加进去的。但其中有一部分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师别传》的。今依明藏本的次第，列表如下：
（1）行由第一自“惠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以下至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惠能说风幡不动是心动，以至印宗为惠能剃发，惠能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此一大段，约400余字，敦煌本没有，是采自《曹溪大师别传》的。
（2）机缘第七刘志略及其姑无尽藏一段，敦煌本无，出于《别传》。又智隍一段，约350字，也出于《别传》的瑝禅师一段，但改瑝为智隍，改大荣为玄策而已。
（3）顿渐第八神会一条，其中有一段：“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约60字，也出于《别传》。
（4）宣诏第九全章出于《别传》，约600多字，敦煌本无。但此章删改最多，因为《别传》原文出于一个陋僧之手，谬误百出，如说“神龙元年（703年）高宗大帝敕曰”，不知高宗此时已死了二十二年了！此等处契嵩皆改正，高宗诏改为“则天中宗诏”，诏文也完全改作。此诏今收在《全唐文》（卷十七），即是契嵩改本，若与《别传》中的原文对勘，便知此是伪造的诏书。
（5）付嘱第十七十年后东来二菩萨的悬记，出于《别传》，说详上文。
又《别传》有“曹溪大师头颈先以铁鍱封裹，全身胶漆”一语，契嵩采入《坛经》，敦煌本无。
又此章末总叙慧能一生，“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也是根据《别传》，而稍有修正。《别传》记慧能一生的大事如下：
三十四岁，到黄梅山弘忍处得法传衣。三十四至三十九岁，在广州四会、怀集两县界避难，凡五年。三十九岁，遇印宗法师，始剃发开法。但下文又说开法受戒时“年登四十”。
七十六岁死，开法度人三十六年。契嵩改三十四传衣为“二十四传衣”，大概是根据王维的碑文中“怀宝迷邦，销声异域……如此积十六载”之文。（适按，柳宗元碑也有“遁隐海上……又十六年”之语。刘禹锡碑说：“十一鉴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而殁。”）又改说法三十六年为三十七年，则因三十九至七十六，应是三十七年。
以上所记，可以说明《曹溪大师别传》和《坛经》明藏本的关系。我曾细细校勘《坛经》各本，试作一图，略表《坛经》的演变史，但《曹溪大师别传》实在是一个无识陋僧妄作的一部伪书，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而有许多荒谬的错误。其中所记慧能的一生，大体用王维的《能禅师碑》（《全唐文》327），如印宗法师之事虽不见于《坛经》古本，而王维碑文中有之，又碑文中也说：
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禅师子牟之心敢忘凤阙？远公之足不过虎溪。固以此辞，竟不奉诏。遂送百衲袈裟及钱帛等供养。
《别传》敷衍此等事，捏造出许多文件。如印宗一段，则造出说法问答之辞；诏征不起一段，则造出诏敕表文及薛简问法的一大段。试一考证，便可发现许多作伪的痕迹。如神龙元年高宗大帝（高宗早已死了）敕中有云：
……安秀二德……再推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记传，传达摩衣钵，以为法信，顿悟上乘，明见佛性。……朕闻如来以心传心，嘱付迦叶，迦叶展转相传，至于达摩，教被东土，代代相传，至今不绝。师既禀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如果此敕是真的，则是传衣付法的公案早已载在朝廷诏敕之中了，更何用后来的争论？更何用神会两度定宗旨，四次遭贬谪的奋斗呢？即此一端便可证明此书作伪的性质了。传中记弘忍临终付袈裟与慧能，并说：
衣为法信，法是衣宗。从上相传，更无别付。非衣不传于法，非法不传于衣。衣是西国师子尊者相传，令佛法不断。法是如来甚深般若。知般若空寂无住，即了法身。见佛性空寂无住，是真解脱。汝可持衣去。
此一段全抄神会的《显宗记》（敦煌有残本，题为“顿悟无生般若颂”）的末段，而改为弘忍付法的话。这也是作伪的证据。至于较小的错误，更是不可胜数。如传中说慧能死于先天二年（713年），年七十六，则咸亨五年（674年），慧能应是三十七岁，而传中说：
至成亨五年，大师春秋三十有四。
此一误也。推上去，咸亨元年应是三十三岁，而传作三十，此二误也。神龙元年（705年）高宗已死二十二年，而传中有高宗之敕，此三误也。神龙三年（707年）武后已死二年了，而传中仍有高宗敕，此四误也。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781年），应是六十八年，而传中作七十一年，此五误也。传中又说：
其年（先天二年）众请上足弟子行滔守所传衣。经三十五年。有殿中侍御史韦据为大师立碑。后北宗俗弟子武平一开元七年（719年）磨却韦据碑文，自著武平一文。
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至开元七年只有六年，哪有三十五年？此六误也。传中又云：
上元二年（761年）十二月……敕曹溪山六祖传法袈裟及僧行滔……赴上都。
乾元二年（759年）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辞老疾，遣上足僧惠象及家人永和送传法袈裟入内。……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九。
乾元在上元之前，今先后倒置，此七误也。我疑心原文或作“乾元元年”下敕，重元字，写作“元二年”，而误作“二年”；但又无二年十二月敕召而同年正月表辞之理，故又改乾字为“上元二年”，遂更误了。下文说袈裟留京七年，永泰元年送回。
从乾元二年（759年）袈裟至京，到永泰元年（765年），正是七年。
此可证“上元二年”之当做“乾元元年”。此或是原文不误，而写者误改了的。
又按王维碑文说：
忍大师临终，遂密授以祖师袈裟，而谓之曰：“物忌独贤，人恶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
禅师遂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编氓。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如此积十六载。
弘忍死于咸亨五年（674年），是年慧能三十七岁。《别传》说他是年三十四岁，固是错误。但《别传》说他咸亨五年三十四岁传衣得法，仪凤元年（676年）三十九岁剃发受戒，中间相隔只有两年，那能长五岁呢？此八误也。契嵩拘守十六年隐遁的碑文，故说慧能二十四岁传衣，三十九岁开法，中间隐遁十六年，但弘忍死于咸亨五年，若慧能二十四岁传衣，则碑文不应说弘忍“临终”传法了。若依王维碑文，则慧能开法已在五十二三岁，开法二十三四年而死（适按：刘碑说他“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殁！”），则《别传》说他说法三十六年，《坛经》改本说他说法三十七年，又都是虚造的了。
总之，《别传》的作者是一个无学问的陋僧，他闭门虚造曹溪大师的故事，装上许多年月，俨然像一部有根据的传记了。可惜他没有最浅近的算学知识，下笔便错，处处露出作伪的痕迹。不幸契嵩上了他的当，把此传认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坛经》里去，遂使此书欺骗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幸而一千多年前最澄大师留下这一本，保存至今，使我们可以考证契嵩改本的根据。我们对于那位渡海求法的日本大师，不能不表示很深的谢意。
《曹溪大师别传》作者似是《别传》中的“上足弟子行滔”的弟子惠象。
《别传》尾有“上元二年广州节度韦利见奏僧行滔及传袈裟入内。
孝感皇帝依奏”。孝感皇帝即肃宗。上元二年为761年。下文又说：
乾元二年（759年）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辞老疾，遣上足僧惠象送传法袈裟入内。……四月八日后对。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有九。
此处误置“上元”于乾元之前。下文又有乾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敕书。乾元三年（760年）闰四月已改上元了！下文又有“宝应元皇帝送传法袈裟归曹溪敕书，‘永泰元年（765年）五月七日下’”。
永泰元年（765年）去建中二年（781年），只有十六年了。故我疑心“七十年后”的悬记，正是惠象自己的悬记。此《别传》也是他伪作的。
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
去年十月我过日本横滨，会见铃木大拙先生，他说及日本有新发现的北宋本《六祖坛经》。后来我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铃木先生寄赠的京都堀川兴圣寺藏的《六祖坛经》的影印本一部。此本为昭和八年安宅弥吉所印行，共印二百五十部，附有铃木大拙先生的《解说》小册。
兴圣寺本为翻刻宋本，已改原来每半页七行之摺帖式为每全页二十一行之方册本。但原本之款式完全保存，不过合并三个半页为一全页而已。每行22字。全书分二卷，上卷六门，下卷五门，共十一门。
末页有兴圣寺僧了然墨笔两行跋，第一跋云：
庆长四年（1599年）五月上中旬初拜诵此经伺南宗奥义了次为新学加朱点而已了然志之第二跋云：
庆长八年三月朔日至八日一遍拜读之次加和点了记者同前铃木先生说，庆长四年到今年（去年），已有334年了。此本前面有手抄《〈六祖坛经〉序》，看其笔迹，似是了然所补抄。
序文27行半，不分段，首行云：依真小师邕刕罗圔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而序末题云：
绍兴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在奉议郎权通判蕲州军州事晁子健记。
细分析之，这里本是两篇序，了然误合为一。第一篇为惠昕序，共161字：
原夫真如佛性，本在人心。心正则诸境难侵，心邪则众尘易染。能止心念，众恶自亡。众恶既亡，诸善皆备。诸善要备，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世间，一切无碍。见性之人，虽处人伦，其心自在，无所惑乱矣。故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曰《坛经》，流传后学。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余以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为两卷，凡十一门。贵接后来，同见佛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