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宗考
一、引论
在5世纪的晚期，北方有两个印度和尚提倡两种禅学，开辟了两个伟大的宗派。一个是跋陀，又译作佛陀；一个是菩提达摩。佛陀弟子道房传授“止观”禅法给僧稠（480-560年），僧稠成为北齐的大师，撰《止观法》两卷，道宣《续僧传》称其书“味定之宾，家藏一本”。止观禅法是南岳天台一派的主要教义；虽然南岳慧思（514-577年）和他的弟子天台智顗都远攀马鸣龙树做祖宗，而不肯明说他们和佛陀、僧稠有渊源，我们可以推测佛陀、僧稠是南岳天台一宗的远祖。
菩提达摩教人持习《楞伽经》，传授一种坚忍苦行的禅法，就开创了楞伽宗，又称为“南天竺一乘宗”。达摩死后两百年间，这个宗派大行于中国，在8世纪的初年成为一时最有权威的宗派。那时候，许多依草附木的习禅和尚都纷纷自认为菩提达摩的派下子孙。牛头山法融一派本出于三论宗，讲习的是《大品般若经》和《大集经》，道宣作《法融传》，凡2433字，无一字提到他和楞伽宗有关系。但是牛头山的后辈居然把法融硬派作菩提达摩的第四代子孙，成了楞伽宗的忠实同志了。还有岭南韶州曹侯溪的慧能和尚，他本是从《金刚般若经》出来的，也和“楞伽”一派没有很深的关系，至多他不过是曾做过楞伽宗弘忍的弟子罢了。但是慧能的弟子神会替他的老师争道统，不惜造出种种无稽的神话，说慧能是菩提达摩的第四代弘忍的“传衣得法”弟子。于是这一位“金刚般若”的信徒也就变成“楞伽”的嫡派了。后来时势大变迁，神会捏造出来的道统伪史居然成了信史，曹溪一派竟篡取了楞伽宗的正统地位。从此以后，习禅和尚又都纷纷攀龙附凤，自称为曹溪嫡派，一千多年以来的史家竟完全不知道当年有个楞伽宗了。
我们看了楞伽宗史迹的改窜与湮没，忍不住有一种打抱不平的慨叹，所以现在决定要重新写定菩提达摩一派的历史。
道宣（死在667年）在7世纪中叶编纂《续僧传》，很明白僧稠和达摩两派的旨趣和倾向的不同，他在“习禅”一门的叙论里说：
然而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念处即印度禅法的四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
当7世纪中叶，道宣当然不能预料以后六七十年中的楞伽宗变化升沉的历史。然而，正因为他不知道8世纪以后争道统的历史，他的《续僧传》里保存的一些楞伽宗史料是最可靠的记载，可以供给我们考订那个奇特的宗派的早期信史，可以使我们用他的记载来和8世纪以后伪造的史迹相参证比较，考证出后来种种作伪的痕迹来，同时从头建造起一段可信的中国禅宗史来。
道宣的记载之外，近年敦煌出现的古写本和日本保存的古写本，都供给我们重要的史料。
二、菩提达摩
关于菩提达摩的种种传说，我曾有《菩提达摩考》，我现在把我的结论摘记在这里：
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婆罗门种，他从海道到中国广州，大约在刘宋晚年（约470-475年），但必在宋亡（479年）之前。证据有二：
（1）《续僧传》说他“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渡至魏”，可证他来在宋亡之前。
（2）《续僧传》（卷十九）的僧副传中说僧副是太原祁县人，从达摩禅师出家，为“定学”之宗，“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齐建武年间（494-497年）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524年）也”。依僧副的一生看来，他从达摩出家必是在他二十多岁时，约当萧梁的初期（约485年左右），因为建武元年（494年）僧副只有三十岁，已离开北方了。
旧说，达摩曾见梁武帝，谈话不投机，他才渡江北去。见梁武帝的年代，或说是普通元年（520年），或说是普通八年（527年）。这都是后起的神话，并非事实。证据甚多：
（1）《续僧传》全无此说。
（2）僧副一传可证梁武帝普通元年达摩在北方至少已住了三四十年了。
（3）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成书在547年）记达摩曾游洛阳永宁寺，此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年），达摩来游正当此寺盛时，约当516至526年之间。
（4）不但7世纪的道宣不记达摩见梁武帝之事；8世纪沙门净觉作《楞伽师资记》（敦煌写本），其中达摩传里也没有此事。
（5）这段神话起于8世纪晚期以后，越到后来，越说越详细了，枝叶情节就越多了。这可见这个神话是逐渐添造完成的。旧说他在中国只住了九年，依我们的考据，他在中国差不多住了五十年。他在北方最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道宣说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我们推算他在中国的时间，上可以见刘宋之亡，下可以见永宁寺的盛时，其间大约有五十年。印度南部人身体发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显出老态，很容易被人认作老人。达摩初到中国时，年纪虽轻，大概已被中国人误认作老头子，他也乐得自认年高。后来他在中国久了，真老了，只好“自言年一百五十岁”了。
《续僧传》说达摩在北方所传弟子，除僧副早往南方之外，有道育、慧可两人。慧可传中说：
达摩灭化洛滨，可亦埋形河浚。……后以天平（534-537年）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
这可见达摩死在东魏天平以前，所以我们假定他死在西历530年左右，那时他的弟子僧副已死了六年了。
道宣记达摩的教旨是简单明白。8世纪中叶，沙门净觉作《楞伽师资记》（有巴黎、伦敦两本，朝鲜金九经先生有排印本），记达摩的教旨也和道宣所记相同，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用《续僧传》作底本，遇必要时，用净觉的记载作注释。《续僧传》记达摩教义的总纲云：
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着。然则入道多途，要惟二种，谓理行也。
壁观是达摩的禅法，即是下文说的“凝住壁观”。四法即是下文说的“四行”。安心属于“理”。发行属于“行”，下文分说：
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师资记》作“但为客生妄覆，不能显了”），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师资记》作“更不随于言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这是从“理入”安心的路。虽然不废“凝住（巴黎本《师资记》作‘凝注’）壁观”，但注重之点是“含生同一真性”“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理解，所以称为“理入”的路。
行入者，四行（适按，“四行”皆是头陀行。此一点，我当初还不曾了解），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行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怼。……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师资记》作“喜心不动，冥顺于法”）也。
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
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师资记》说第四条稍详，云：“性净之理，因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著，无此无彼。……智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则行檀舍施，行无吝惜。……檀度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师资记》说不误。“六度”之中，禅定一度包括“头陀”行。道世在668作《法苑珠林》，其述禅定，特别详述头陀行。可见在7世纪时，“禅”的定义实色头陀，似是楞伽造成的风气？适之——一九五二、七、卅、一。）道宣叙述达摩的教旨，是有所根据的。他说：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语，卷流于世。净觉也说：
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
昙林也许就是《续僧传》中达摩传附记的林法师。传中说林法师当“周灭法时（577年），与可（慧可）同学，共护经像”。
道宣生于596年，死于667年，他用的材料是6、7世纪的材料，比较最近古，最可信。我们看8世纪前期净觉的《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还可以看出那时的人还尊重道宣所记，不敢妄加材料。到了8世纪以后，有许多伪书出现，如《圣胄集》《宝林传》等书，大胆的捏造伪史，添出了无数关于达摩的神话（《宝林传》久已失传，近年日本发现了一卷，中国又发现了六卷，共有七卷，不久将刊入《宋藏遗珍》内）。北宋和尚道原在11世纪初年编纂《景德传灯录》，尽量采纳了这些伪造史料，最不可信。后人看惯了那部11世纪的《传灯录》，习非成是，竟不认得7世纪中叶道宣《续僧传》的史料真可宝贵了。
三、慧可
菩提达摩的弟子，现在可考的，有这些人：僧副、慧可、道育、昙林。
（1）僧副《续僧传》有传，传末说梁湘东王萧绎（后为梁元帝）曾奉令作僧副碑文，此碑今不存了，道宣所记似是根据碑文。僧副是太原祁县人，从达摩出家后，曾“周历讲座，备尝经论”。齐建武年间，他游南方，住钟山的定林下寺，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无盈长。应时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请道，颓然不怍。咫尺宫闱，未尝谒近。既行为物览，道俗攸属。梁高（武帝）素仰清风，雅为嗟赏。乃命匠人考其室宇，于开善寺以待之。副每逍遥于门，负杖而叹曰：“……宁贵广厦而贱茅茨乎？”……乃有心岷岭，观彼峨眉。会西昌侯萧渊藻出镇蜀部，于是即拂衣附之。……遂使庸、蜀禅法自此大行。久之还金陵，复住开善。……不久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524年）也。……疾亟之时，有劝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厉声曰：“货财延命，去道远矣。房中什物，并施招提僧。身死之后，但弃山谷，饱于鸟兽，不亦善乎？勿营棺垅以乖我意。”门徒涕泪，不忍从之。
依此传看来，他虽然和帝王贵人交通往来，但仍保持他的生死随缘的态度，不失为达摩的弟子。
（2）道育事迹无可考。《续僧传》说达摩在北魏传授禅学。
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咨接，达摩感其精诚，诲以真法。
（3）慧可又名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外览坟索，内通藏典”。《续僧传》说他“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研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这似乎在达摩的晚年，达摩已很老了，慧可只有四十岁，所以上文说“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本不误。《楞伽师资记》误作“年十四”，《历代法宝记》（敦煌出土，有巴黎、伦敦两本，现收入《大正大藏经》第五十一卷）作“时年四十”，可证《续僧传》不误。（适按，后来神会见慧能，也是“年四十”，传讹作“年十四”！）慧可颇通中国典籍，所以他能欣赏达摩的简单教义。达摩的四行，很可以解作一种中国道家式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报怨行近于安命，随缘行近于乐天，无所求行近于无为自然，称法行近于无身无我。慧可是中国文人出家，传中说他能“发言入理，不加铅墨；时或缵之，乃成部类，具如别卷”。据此可见慧可似有文集流传于后世，道宣还见着这部集子，后来失传了。《续僧传》说，有向居士，幽遁林野，于天保（550-559年）之初致书通好，书云：
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知形之是影，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者，喻默声而求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适按，此是无名，假名之说）作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则诤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谈，聊伸此意，想为答之。
慧可答他道：
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殊。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我们看这两位通文墨的佛教徒的酬答，可见达摩的简单教义在那第一代已得他们的了解与接受。我疑心这种了解和魏晋以来的老庄思想不无关系。向居士的“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慧可的“无明智慧等无异？”“观身与佛不差别”，固然即是达摩的“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可是中国文士所以能容易接受这样一种显然不合常识的教义，也许是因为他们久已听惯了中国道家“齐是非”“齐万物”的思想，不觉得他的可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