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姓王的调查专家下结论说：“这要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才行。”
到底王、李二位调查专家提供了一些什么“科学的”方法，不是你我懂得了的。总之，这姓王的和姓李的两位专家忽然在给“张青天”送万民伞的活动中成为特别的积极分子。姓李的一个是在县立中学当训导主任，当然可以代表教育界，那一个姓王的是新开的一个茂华贸易公司的经理，自然可以代表商界。他们不放过一切机会来歌颂“张青天”的德政，甚至吹到“张青天”一定是党国专门派来推行国民党的新县制的。他们在活动送万民伞的当中和张牧之、陈师爷自然就有了一些接触，从他们的“真诚”的歌颂中，居然给张牧之留下一个较好的印象。他们对于“张青天”惩办了两个恶霸，认为是为民除害，好得很，只是还少了一点。这一点颇引起了徐大个的同感，他在和王经理闲谈时，说出了：“哼，要依我那几年的脾气，不砍他一百，也该砍他五十。”
“好，好。”王经理称赞，他对于这位“张青天”的卫队长的“那几年的脾气”很有兴趣了。不知“张青天”那几年又是什么脾气？又在哪里使出脾气来？
但是混了两个月，两位调查专家的科学方法好像也没有帮助他们调查出张牧之的什么根底来。原来他们的科学方法，对付共产党也许有效，对付张牧之就不行。弄来弄去，实在看不出张牧之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看他们讲义气的江湖习气，说是刘总舵把子的门生倒是有几分相像的。看起来他们也“逗错了膀子”了。
要不是张牧之自己在一次冒失的行动中露了馅儿，又加上一个十分偶然的真相败露，他们再怎么灵，也不见得能得手。
怎么一回事，听我慢慢说来。
跟张牧之进城当跟班的几个兄弟伙，每天在衙门里事情不多，也很少上街去游逛：因为一上街就是看到土豪劣绅和地主老爷欺压老百姓的事，又打不得抱不平，生了一肚子闷气回来，何苦呢？住得久了，难免几个就在一些发起牢骚来：“我们进城这么多天，也没有狠狠整治那些大坏蛋，给穷苦老百姓多办点好事。尽这么下去，不把肚子叫闷气憋破了才怪。”
“我恨不得在街上砍他几个，还是回山里过自在日子。”
“要生个什么法子，暗地里整治他几个害人精才好。”
他们就这么三言两语议论起来。过了几天，还是张德行“得行”，他就生出一个法子来了，而且第一次出马就成功，叫他们高兴了好几天。
张德行想出了一个什么得行的法子呢？
他们平日在街头巷尾，听到哪家老爷，怎么欺侮哪家穷人；哪家绅粮，估倒向老百姓要多少东西。诸如此类不平的事，见天至少也有三五件传到耳朵里来。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公开出面去打抱不平。他们几个就商量了一下，确定了报复的目标，定出暗地报复的办法。晚上，就乔装打扮起来，上街去走。他们尽量不走大街，尽量不叫那些打更的、巡街的看到了，不过就是那些巡街的、打更的偶尔看到了，都知道他们是县衙门里当差的，大概是出来办什么案子吧，也没有理会。他们轻脚轻手山去，过不多久，就把要办的事办了，轻脚轻手地回来了。比如前几天下午，他们在街上亲眼得见本城的镇长，在光天白日之下，敲诈南街一家老百姓，把钱勒索走了。他们当天晚上就出动，走到镇长的小公馆外墙边，不费什么手脚，就翻墙过去，这些本事本来就是他们拿手的。他们一直摸到镇长睡房里去，把他叫起来：“你把今天下午在南街讹诈别人的财物交出来！”跟着一支手枪就抵到镇长的后脑勺上了。镇长没有想到来了这么几个蒙面的强人。他要不认账，一颗“卫生汤圆”就会要他的命，只好乖乖地交出来。他们拿到财物后，把镇长锁在内屋，用刀威胁他，如果叫喊，马上回来杀他。还警告他，今晚的事，以后如果说了出去，马上来取他的脑壳。然后他们几个又悄悄翻墙出来。把这些财物送到南街，敲开那家的门，把东西扔进去，扬长而去，回县衙门了。那个镇长第二天竟然不敢声张出去，害怕什么时候，这些蒙面强人又来光顾他，取他的脑壳。
张德行他们几个干的这件事，无论事前，或者事后，并没有和张牧之通气，更没有告诉陈师爷。他们认为干这样惩办恶人的事，张牧之还会不同意吗？而且不止干一件，还一连干了几件差不多的事。无非是为穷苦老百姓办点好事，惩治那些土豪劣绅。当然，他们一次也没有动刀动枪，也没有惊动很多的人。因此，除开那吃了苦头的恶霸和暗地得到好处的穷百姓外，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些吃了苦头的恶霸都得到了警告，说是把他的脑壳暂时寄存在他的颈上。那也就是说，假如要说出去了，随时有人要来取走他的脑壳的。他哪里生得出第二个脑壳来让他吃饭、说话、打烂条整人呢？只好哑巴吃黄连，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