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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破城记(6)

他们两个到下屋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先出来,接着是师爷出来,两个人一字儿排在门口,低着头,县太爷诚惶诚恐地用手一摆,指着去后花园的路,说:“请!”接着,那个真正的视察委员昂头阔步,抱着大公事皮包,从下屋走了出来,向后花园去了。县太爷和师爷也跟着进去,很恭顺的样子。

以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是看到师爷跑进跑出,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第一次出来他是愁眉苦脸的;第二次出来却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了。我们这些老在衙门进出的人,一看就明白,紧张的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就是说,“包袱”已经说妥,剩下来的事就是摆出丰盛的接风筵席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晚上在后花园的花厅里灯烛辉煌,本县各方面的当道人物都一个一个地来了。

来得最早的一个是县党部的郭书记长。新生活的事情是他最重要的公事,同时,大概他还要把本县防止共产党活动的事向来的视察大员汇报。因为按照惯例,这种从中央派出来的大员,特别是像这种新生活视察委员,都负有这种秘密使命的,因此书记长要早一步来。

第二个来的是本县县银行的朱行长,人家都叫他“猪头”,不特因为这个人胖得出奇,而且大家一有用钱的事,总是想起他来。他是本县的财神爷。人家恭敬他的时候就叫他“朱财神”。他对于各种各样的宴会总是兴趣最浓,因为他的身体对于各种各样富于营养的物质最感迫切需要。今晚上这种丰盛的筵席他是绝不可以迟到的。自然,也许还另外有原因,县太爷许给视察委员的“包袱”,总是先从县银行垫出来的,也许是送大票子来了。你看他手里不是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绿帆布手提包吗?

第三个进来的是本县的中学校长,他也是本县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之一。他在年轻的时候到日本留过学,很带回一些“维新思想”,只要一提起日本明治维新的事,他就口若悬河地摆个不停。他很讲究卫生和身体锻炼,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倒霉就因为是东亚病夫。为了去掉东亚病夫的诟病,他年逾六十,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在花园打太极拳,锻炼身体。他非常反对随地吐痰,他说这是百病之源。他常常说:“当我在日本的时候……”大家一听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又是吐痰的事儿。果然他接着就说:“随地吐痰是犯法的,要罚款的。”说罢,他就摸出几张白色绵纸,很文明地把痰吐在上面,然后谨慎地包了起来,放进他的宽袖里去。他素来是遵守时间的,所以他也来得很早。

以后进来的人就多起来了。局长、院长、处长、所长、会长,还有圆胖胖的脸上总是堆着微笑、很满意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地主老爷们,还有精神抖擞、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卷着白袖头随时准备打架的袍哥大爷。当然也还有在官场、市场、赌场上以及在公馆、妓馆、烟馆里或者如意或者失意的各色绅士……总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嘻嘻哈哈的,愁眉苦脸的,都来了。大家碰到了有的在握手,有的在打恭,有的在鞠躬,然后都走进花厅里去了。

时间看来已经不早,可是高老太爷还没有到,因此宴会就无法开始。高老太爷是本县的第一块金字招牌,他家几代为官,有良田千顷,他本人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一个举人。据他说,要不是忽然改朝换代了,他准可以上京赶考,中个进士啦什么的,说不定还会有状元之份哩。所以他对于民国就特别痛恨,什么都看不惯。这个国家乱纷纷的不像样子,好像都和他没有来得及中状元有关。但是他有两个儿子却都在民国做了不小的官,大儿子因缘时会,到日本跑了几年,结识了革命党人,回国后一直在外面革命,如今在中央政府不知道做什么官;二儿子当然就可以跟着大儿子高升,听说很做了几任县长。只有三儿子他认为不争气,没有出去做官,但是也算本县出色的人物,年轻漂亮,风度潇洒,手面很宽,花钱如水。不过他的进账也不小,他和几任县太爷做了一揽子生意,把所有要收的捐税包下来。他到处立关设卡,自定名目,收捐收税;他还开了土产贸易公司,专运鸦片烟出口;他还开了县银行,自任董事长,还自发流通券。由于这种种关系,所有到本县来的县太爷,谁都知道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去拜高老太爷的门。一定要赖着做个门生,才敢回来上任接事。无论大小宴会——这种宴会其实是一种联席办公的形式,本县大小政事都在会上商量解决——要不把高老太爷请来,谁也不敢叫开宴。今天为什么高老太爷还迟迟不到呢?

最后听到衙门口守卫的叫“立正”的声音特别响亮,我们猜一定是高老太爷来了。果然,我们看到一乘轿子抬到后堂来才下轿,两个跟班扶出一个白胡子老汉,县太爷拜在他门前当弟子,所以他的轿子可以破格直抬进来。县太爷、师爷,还有许多人跑出来迎接他,一片请安声:“老太爷好!”他不住向大家点头打招呼,大家簇拥着到后花厅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