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并不断发展的过程，其理论结果是前后产生了三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通常把******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称做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开始与中国文化结合并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以来，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不断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不断扩展的过程，不断地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冲突与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一个不断塑造和自我塑造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将继续着它的中国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与创新的过程。“物质生产可以按确定的程序和计划进行，科学研究则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在科学活动中挫折、失败和风险是难以避免的，而且还常常出现事先无法料及的机遇。”我们必须在实践的大背景下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从实践开始，在实践中发展。在作为实践的科学中，是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performative idiom），把科学视为人类与其生存世界之间的彼此塑造和建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异质性要素在真实时间中以突现耦合的方式参与这种过程。在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中，这显现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状态，在科学与社会的开放环境中，再加上过程中各种异质性因素的渗入，而各种异质性要素也往往是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这就使科学具有了其自身演化的独特性质，在时间序列上展现为不可逆性的时间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完善就是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其中国化的过程展现为其在中国的实践展开的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每一次发展，都是面对和解决新的中国实践的具体问题中发展起来的。“不断创新是科学劳动的生命”，而科学的进步，往往是在实验操作下进行的，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对科学的实验操作进行了分析，在所有文化要素开放式终结的扩展的意义上，分析了知识的生产过程。这种扩展的恰当的维向，包括机器、设备以及相交织的物质操作的精致勾画，应该在实践中终结，在彼此的相互作用式稳定的最终实现中终结。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就是在解决中国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作为实践的科学来展开的，所谓作为实践的科学是指科学在真实时间中发生和演化，是一个文化扩展的过程。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扩展来加以理解，将使我们更好地明晰地去理解科学的真实发展图景。从SSK进入后SSK，用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取代作为知识和表征的科学，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取代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给予科学以动态的、生成的和过程性的解释。把科学从信仰和理性的领域拉出来，把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转到实践的操作平面上，不再视科学为“科学的实践”，而是把科学作为“实践的科学”去加以认识和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同样要理解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的真实发展中面对新问题而作出的真实实践下的演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是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有了诸多的变化和发展，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和有价值的演进态势。今天，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青春，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予以密切的关注并且作出深入的考察，从中汲取营养。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从外部就其形式抑或从内部就其本质来说，都具有彻底性和严整性，它自身存在着严密的合法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其蕴含的科学内在魅力和永恒的历史价值就直接取决于此。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严整性是固步自封的、僵化封闭的，还是永恒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不是固定的、自足的，而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调整和发展来完成的，是在与时代的互动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不断倾听来自时代和实践的呼声，并自觉地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力量、接受实践的检验、汲取实践的智慧，才能不断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也“远不是完备的”。实践总是以其无可比拟的丰富性不断突破理论的界限，因而“新问题”层出不穷，历史总是以其无可比拟的复杂性挣脱逻辑的把握，因而“曲折性”在所难免。列宁对此曾有过经典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在理论与策略的关系上显得尤为如此，认为它的理论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有观点论及：我们可以采用目前知识社会学和所谓“与境主义”编史学的观点，把科学看作一种“亚文化”。首先这种亚文化像内史论者所强调的，是相对自主的，但同时它也具有自身内部的微观社会结构与社会动力；其次，这种微观结构在许多方面又依存和受制约于外史论者们注意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动力。所以，我们在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严整性”时，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完善放到真实的历史演化中，对其给予历史性的具体考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真实的历史面目。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理初创到列宁的重大发展而形成的列宁主义阶段，从******思想、******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进一步论证，直到今天我们关于发展问题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这几座伟大的理论丰碑是一脉相承的、内在一致的，是由实践发展来决定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实践性就是它们的根本性。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彻底的实践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现给我们的最伟大特征：第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第二，“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第三，“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第四，“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对待事物的发展变化时指出：“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西方科学把时间看作是线性的，而其他文化则把时间看作是循环的，或看作是一匹缀锦，将现时编织在来世的永恒的时间中。把实践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中，以实践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可能的，也是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所必需的。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毫无疑问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艾思奇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倡导者，也是******这一号召的积极实践者。1938年春，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但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而是从抗战的实践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把这种发展了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具体的行动，并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够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论武器。”艾思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也就是要满足该国家的具体实践应用。艾思奇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解释，更注重的是它作为一种思维方法的功能，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我国的具体实践，并从中创造和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具体实践的现实作用；二是体现在理论著作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新成果；三是更深层的对整个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影响。但是毫无疑问这些都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得以具体的实现和产生影响。
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和用其指导我们的实践，主要是从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正如巴黎第十大学教授艾蒂安·巴里巴尔在《马克思的哲学》一书中所主张的，要把代表了实践哲学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的）哲学与被教条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开来，特别是与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区分开来，他指出：“撰写这本小册子的宗旨是要让人们懂得为什么人们到21世纪还要读马克思的书，因为马克思不仅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而且是一位具有现实价值的作者，他对哲学提出的问题和为哲学提供的概念还将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的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创造者，其理论的主体内容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属于实践哲学的理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斯大林哲学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则演变成了理论哲学的形态，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本真含义，即从思维方式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立足于生活实践来对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作用的反思，反思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据、价值、意义等。根据人的实践活动的本性及其存在的方式去观察、理解和认识世界，去思考、处理和解决问题，主要是着眼于改变世界，因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而以斯大林哲学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理论哲学，其思维方式固然也是“反思”的，但它“反思”的对象不是人们的生活实践，而是对于自在的世界本体的思考，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演变成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斯大林曾说过：“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可见，斯大林哲学以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及其彻底贯彻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标志。但在这些论著中，由于不是立足于具体实践，而是立足于对抽象的世界的物质原则的考察，所谓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就必然失去其现实的基础，对于其实践意义的缺失就必然成为抽象的论断。在实质上就远离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本性，就又不自然的回到了旧唯物主义的思维框架之中。具有实践哲学理论本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中国化过程中，主要是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去理解和丰富拥有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具有理论哲学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指斯大林哲学以及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而言的，是对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离，对它的传播是导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理论曲折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存在着双方能够互相融合转化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理论本性和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亲和性，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的自身条件和素质。在这诸多条件同时具备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理论本性，即其民族性（世界性）、具体性（实践性）、革命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德意志民族的哲学，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批判地吸收了以往一切哲学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是全部人类哲学思维发展中最积极的成果，而且是在“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由马克思来抽剔出来的，马克思就曾经预言过，在这样的时代，“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性和合理性。在这种社会生活前提下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够很好地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去审视人和世界的关系，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必然呈现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从而能够超越地域的和民族的界限，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苏俄化、东欧化……
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深刻的世界化的过程，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使其在世界民族中生根、开花、结果，不仅在这些民族中产生了一系列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而且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理论魅力和实践意义，就取决于它所具有的实践性与革命性的本质特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过经典的阐释：“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革命性的理论特质，它立足于实践，以实践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并着眼于实践，以“改变世界”为其理论宗旨，从而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出全新的理解：一方面，从哲学理论的本性来说，它不是脱离人的生活世界的寂寞沉思，而应是来自于生活实践并构成生活实践的理论实践，理论思维不能超出生活，不能脱离生活实践寻找立足点，它只能属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内在于实践。另一方面，从哲学理论的功能来说，它不是为了构建某种体系的需要，而是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的自身因素就在于：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哲学，其世界性决定了它的一般性、普适性，也就是能够与各民族的具体哲学结合，从而形成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功能的实践性特征，就决定了它能够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与中国传统的实践哲学相融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其次，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中国古代实践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是这两种哲学能够相互沟通、融合的思想基础，一方面能使中国传统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得到改造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生根、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积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都是作为实践哲学而存在的，作为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二者都具有立足于现实、崇尚实践的哲学倾向。“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它们共同的思路，这就使具有中国传统哲学修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思想上，以及在感情上很好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在实践上肯定是不一样的，虽然二者都立足于生活实践，基于对“生活实践”的不同理解，产生时代不同，思想基础不同，所以二者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关键就在于哲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同，哲学的内容和功能也不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历史行动的人，是现实生活的人。首先是进行物质生产的活动，因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实践，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与世界的互动性活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总是从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来反思人们的存在方式，就能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真正发挥出哲学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理论功能。中国古代的实践哲学，也是主张从人们的生活实践出发，但在中国哲学中，其“生活实践”有特定的含义，它不同于马克思讲的主要是物质生产实践以及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而是指人生修养及人伦关系，“德性（Character）……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其他。”作为儒学经典的《大学》开篇之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认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而实现此纲领的途径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纲领和途径归结到一点就是“修身”。中国古代哲学的实践就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其主要内容就是教导人们在感性世界、日常生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其哲学的功能就是教导人们在家修身养性，在朝廷做官要协调好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人事关系，其目的就是寻求人际关系的稳定、有序、和谐，以及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和谐。
可见，中国古代哲学的实践要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渊源，就必须进行理论的改造和创造性的转换，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将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框架中，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来改造和提升中国古代哲学，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中国思维的最根本“基因”，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又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已有的哲学思想资源，使其获得中国人的情感认同和理论把握，比如说******创造的“实事求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就是一个开创性的先例。
第三，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得以中国化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决不仅仅是哲学自身的问题，其中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现实的呼唤，根源于中国人生存的危机和命运的不幸。20世纪前后，面对西方列强进攻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暴露出致命弱点，中华民族在内外交困中陷入深重的生存危机与不幸的命运。正是这种生存与命运的压力，促使中国人去重新审视中国与西方，曾经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曾经试图改革内政，实行维新以挽救民族之危亡，但一次又一次悲剧性的结果，就不断地迫使人们去面对一次次的屡战屡败进行反思，意识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是培养“国民元气”，“改造国民性”，只有将重塑国民精神、转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转换哲学的思维方式置于首位，才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目的就是为改善“国民性质行为”，因为“中国之危，固以迫于****与强敌，而所以迫于****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和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其灭自灭也”。所以，“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之改善”。必须借助于西方的现代化思想来改造我们的国民思想，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在众多的西方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之所以对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有吸引力，就在于其理论所突出的实践性，这是最符合中国人救国救民迫切需要的，是唯一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当时中国社会焦点问题的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理论，并且在中国得以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首先是它自身的科学性和普适性，其次就是它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要，既具有价值合理性又具有工具合理性，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理论。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来到中国，就凭借其现实的实践性以及所蕴涵的深刻的理性精神直面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从生存和命运的意义上直面中国所面对的危机和前景的巨大理论功能。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得以中国化，并且在现实中得到了很好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