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之路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入，正是适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要求。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源自于西方的一种理论学说，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能够真正地解决吗？这是许多人的怀疑，也是这一科学理论进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只有对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答，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才能得到发展。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中国，就有人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证明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的正确性，而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史学家形成了成熟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历程，展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创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过程中，学者主要还是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阐释，这是由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修养所决定的，当然也是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过程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李大钊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变迁，尝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撰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其中也有介绍唯物史观的文章。1920年，李大钊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为政治系、经济系和历史系开设了《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等课程，使唯物史观第一次走进了高等学府。这一时期，李大钊撰写十多万字关于唯物史观的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价值和任务》、《史观》等。1924年，他出版了《史学要论》以及《史学思想史》讲义，这些论著围绕着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研究的作用、意义以及价值等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开始尝试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李大钊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同时，首先对当时各种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接相依的关系。”历史观由时代的特点所决定，同样时代的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历史观的变动。这些旧有的历史观已经被时代所淘汰，但“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在李大钊的介绍和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在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时，将唯物史观规定为“进步的”史观，明确地提出要树立这一新的历史观。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对唯物史观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的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地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动。社会组织及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李大钊对唯物史观做了较为准确的理解和表述，并对比中外历史学演变发展的概况，认识到了唯物史观对历史学发展所起的变革性作用，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大体。”这种新的历史观就要求史学家要从新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因为“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家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
李大钊还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历史学的对象、认识目的等问题作了分析和阐释。什么是历史？对于这一问题，李大钊从唯物主义的角度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历史就是人类的社会并为其产物的文化。”但是历史并不是历史学，因为历史进程并不是经过了人们主观预设而进行的，而是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呈现出来，历史学就是要对此进行认识。但人们认识历史是要借助已有的历史记录，历史记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进程。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进行历史学研究？李大钊经过这一过程分析之后，首先对什么是历史学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对于历史学的界定，这只是进行历史研究的第一步。
李大钊又对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分析，“一方面把历史与社会打成一气，看做一个整个的；一方面把人类的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亦看做一个整个的；不容一部分遗其全体或散其全体。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从整体历史的观念出发，将整个历史的内容包括进来，因为在李大钊的论述中，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是整个社会变革的内容，而不再是传统史学中以政治为中心内容和主要内容。从这个整体的历史观念来看，历史学的对象范围有所扩展，但是这又不是简单的扩充与拼凑，而是经由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紧密关系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而贯穿这些要素的就是经济基础。
李大钊对历史研究目的的论述。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求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的方法进步与变动。”其实就是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法则”。此外李大钊还极为重视历史学对于人生观的影响。“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与人生有用才是。”李大钊从史学能培养人的科学态度的角度出发，对历史学作用展开的论述，独具特色。
另外，李大钊还探讨了历史学与哲学、文学的关系，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的区别，史学规律与科学规律的差异等问题都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得出了独到的结论。
李大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能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是他还是通过各个方面的梳理，对唯物史观作出了较为正确的阐释，这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李大钊又依据唯物史观提出了许多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初步尝试，虽然不尽完善和成熟，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并且在唯物史观的阐释过程中，对历史学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都进行了重新认识，对旧有史观的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李大钊对历史学的重新改造和发展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发展的要求。这一进程也带上了明显的时代特色。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变化。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试图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工具，从经济的变动来解释近代思想的变化，这是较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始。这一新的角度，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的解释力和说服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由于当时人们关注中国新文化构建方向的时候，这一新的理论对人们的认识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这也是“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科学和民主的文化重构理论”，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这一问题的提出和探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
当然，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李大钊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时，有着很多的缺陷，如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解，主要还是限于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对社会变迁的重要作用，可以称之为经济唯物史观。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早期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主要是从日本及其他国家转手而来，所以在理论的理解上也不够准确。但是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上做出很大的贡献，具有开拓性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因此李大钊也被誉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20世纪20年代，除了李大钊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1924年）、李达的《现代社会学》（1926年）、陈翰生的《人类的历史》（1927年）等，这些著作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李大钊在史学理论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而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并取得了较大成就的是郭沫若。1928至1930年间，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在资料极为贫乏的情况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论证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值社会史和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正激烈的时候，更是引起了许多人对这一本书的讨论。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由一系列的论文组合而成的一部文集。包括1928年他写的《〈周易〉的时代背景和精神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上之反映》以及《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1929年所写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1930年1月，他将这些论文汇集，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
在这本书中，郭沫若运用自己比较熟悉的甲骨文、金文的资料对中国的社会历史作了深入的探讨，这在方法上有很大的创新，从内容上看，将中国从原始公社制演变为奴隶制，再变为封建制的过程有了较为清晰的交代。特别是中国古代奴隶制度的变化和中国社会变化规律的把握都较前人有了质的飞跃。
郭沫若在《〈周易〉的时代背景和精神生活》中，一改往日历史研究中，具体问题的实证考察和分析，而是通过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理论，打开了《周易》这座“到二十世纪的现代还发着神秘的幽光”的殿堂。他从《周易》所记载的渔猎、牧畜、交通、耕种、工艺、贸易等生产活动出发，考察与之相关的由家族关系、政治组织、行政事项（包括享祀、战争、刑罚）、阶级等方面体现的社会结构，以及它们在宗教、艺术、思想诸领域的反映，通过对从事渔猎牧畜向农耕转化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析得出结论：《周易》产生在“由奴隶制确切地变成封建制度的时代”。
而在另一篇同样研究上古时期社会变化的论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变革时期，“第一个变革是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第二个变革，是在东周以后”。他通过对《诗》、《书》二书的深入分析，依照二书反映的时代风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作出了全新的解释。他说：“历来的经学家讲皇、帝、王、霸，以为中国古代历史的推移是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周室东迁就是由王而霸的关键。其实这皇、帝、王、霸，照我们现代的眼光看来，皇就是完全的神化时代，帝是原始公社社会，王是奴隶制的社会，霸是封建的社会。”在对这些观念分析和对古代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变动的研究之后，郭沫若划分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尧、舜时代是“实行亚血族群婚”的母系氏族社会；夏、商是经亚血族群婚的父系氏族社会“转换到奴隶制国家”的时代，“奴隶制的社会组织在周初才完成”；周室东迁前后为由“奴隶制转变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时期”。
随后，郭沫若又结合自己比较擅长的古文字，从丰富的史料上对奴隶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继撰写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对西周以前的奴隶制社会的社会经济概况和社会文化生活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对社会发展阶段有了更为深入的分析。郭沫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探索中国历史变迁和发展规律，而他之所以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揭示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缘由，得益于他对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他确信：“社会的整个的建筑是砌成在经济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更，经济基础也就发展到了更新的阶段。经济的基础发展到了更新的一个阶段，整个的社会也就必然地形成一个更新的关系，更新的组织。”从这一科学论断出发，郭沫若对马克思所论述的“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阶段”作了阐释：“他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纪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就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与此同时，他又对比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时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为所取得的成就而被称之为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本研究著作，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作宾评价说：“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翦伯赞说：“在中国开始以历史的唯物论把历史做系统的研究的要算郭沫若。”可见，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中国历史经历过奴隶制阶段，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以丰富的历史事实，科学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无比正确，有力地批驳了新生命派、国民党改组派、新月派等借口“中国社会特殊”，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制的论调，坚决支持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指出了方向，正如顾颉刚对该书的评价：“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不免有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紧接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是吕振羽。1934年，吕振羽先后发表了《中国经济之史发展阶段》、《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在《中国经济之史发展阶段》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原理，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具体地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殷代以前为原始社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西周与春秋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秦至鸦片战争为“变种的”（后改为“****主义的”）封建制，鸦片战争以后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自序中，他这样说：“我的目的，第一，只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引起大家来研究；第二，只有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世界的其他部分比较，自始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且完全有同一的过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成功地填补了由于疑古思潮而造成的史学研究的大段空白，论证了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和袍牺氏处于原始群团时代，尧、舜、禹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至夏启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到夏桀，“汤革夏命”，完成了向奴隶制的转变。这一结论对当时的史前社会以及奴隶制社会的研究都是极富启发性的。正如翦伯赞的评论所说：“吕振羽的这一大胆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局限，从殷代提前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
1936年，吕振羽又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殷周时期。在这部专著中，他既支持了郭沫若的关于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制的时代分界，又就殷、周两代的社会性质以及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时代分界，提出了不同于郭沫若的见解，首先提出了殷代是奴隶制社会的论断，为史坛认可。此外，他还提出了西周封建论。这些研究开辟了古代史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这一时段，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具体的史学研究也验证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应度”，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理和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较好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思想进一步发展。不管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上都取得突出的成就。这一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研究得出了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原理的正确性，为历史研究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的历史学研究，对中国早期历史有了一定的认识，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的社会性质问题、古史分期研究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之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逐步走向了成熟。这一时期，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史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初步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趋于成熟，出现了较高水平的理论著作及历史研究著作，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开始较为成熟地运用唯物史观理论揭示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在前一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有所创新，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思想的成熟最有代表性。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翦伯赞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上作了更多的探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38年，他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这是一部系统、深入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著作。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谈及写作的目的时强调，有了正确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才能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他在《绪论》中首先阐明了历史科学的阶级性。他指出：“历史科学，主要的是对于其先行时代的诸事物之分析与批判，同时，也反映着现社会正在敌对着的诸种倾向与其意识形态。”指出历史学中的神学史观、玄学史观和各种各样的唯心史观，以及法西斯主义史观，都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由于这些历史观的阶级局限，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前的历史学和现实中以这些观念所写作的一切历史著述，都不是科学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其中唯物史观即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只有以这种历史观去观察历史分析社会，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也才能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为此，他在书中着重阐述了历史科学的任务、历程和阶级性，历史发展的合法性原则，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以及群众、领袖与历史等重大理论问题。
在《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一章中，着重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所谓的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就是关于历史上各个时代社会经济形态的诸构成之发生崩溃与由一形态向之另一形态的转化的一般法则及其特殊性”。在《历史的关联性》一章中，论述了历史事件与相关问题的辩证关系。“所谓历史的关联性即历史之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之不可分裂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历史事件的发生是时间与空间的相互统一以及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所以历史研究一定要注重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而不能片面地、主观地对这些关系进行割裂。《历史的实践性》一章，强调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即历史研究既要注重阶级斗争还要重视生产斗争，只有从各种社会实践中去认识历史、分析历史，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历史的适应性》一章，探索了社会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社会发展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此外，他还对人民群众与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的辩证关系作了探讨。
翦伯赞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以《历史哲学教程》为中心，构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及他对历史诸问题的思考，形成了他的初期史学理论体系。虽然这些理论还不够完善和成熟，但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翦伯赞对历史理论的探讨，进一步明确了唯物主义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具体作用和地位，并且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史学研究中的原则的探讨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经过对唯物史观的系统梳理和对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现状的省思及对社会史论战和社会性质论战中资产阶级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缺陷反思的基础上，作出了理论性的创造性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思维达到了新的高度。
侯外庐有极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1927年，侯外庐赴法求学。在巴黎大学，侯外庐学习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但是并不局限于学校的所开课程，而是广泛涉猎各门知识，为翻译《资本论》做准备。在这期间，侯外庐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著作，并阅读了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名著，在极为广阔的范围内为翻译《资本论》作了扎实的基础。这期间他对《资本论》做了初译。侯外庐接受的唯物史观的途径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后来的许多人接受的唯物史观的途径相比更为直接，这是因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接受的是日文本翻译，后来由于苏联与中国革命的特殊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又大多接受的是苏联式的唯物主义史观。侯外庐接受了原著的熏陶，使得他能够较为准确、全面、系统地接受了唯物史观。
1941年，侯外庐撰写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来重版时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该书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中心，从理论与史料统一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其中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关系，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中国古代社会阶级关系、政治结构、社会变革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宗教、伦理等社会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在这部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重大课题：人类社会发展有着普遍的规律，但是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前提下，中国历史发展演变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路径。
通过对西方古代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演变的分析，侯外庐对中国社会演变的路径有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马克思著作中所谈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土地是祖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之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同路径”。这两条路径的演变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并不是“质”的区别。
“古典式的古代”是由家族而私产而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则是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混合于家族而保留着家族。前者是社会的新陈代谢，新的冲破旧的，即扫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的革命的路径；后者则是新旧纠葛，旧的拖住新的，仅保留氏族制度参与的维新路径。但是，这两条不同路径绝非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变种”，也不是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不过是一个“正常发育”，一个是“早熟”而已。所遵循的发展规律是一致的。
这一差异，正是由于古代东方社会独特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灌溉、热带等自然环境是亚细亚古代‘早熟’的自然条件；氏族社会的保留以及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氏族王侯，是它的‘维新’的路径；土地国有、没有私有地域化的所有形态，是它的因袭的传习；征服了周围部落的俘虏，是它的家族奴隶劳动力的源泉。”
这一差别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早熟”与国民的晚出，宗法制度的建立与人们对伦理道德的偏重，都是“人唯求旧，器唯求新”这一特殊路径的具体表现。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一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这部著作对于马克思著作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入探讨与中国演变的分析，进而对中国社会演变规律的总结与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贡献。而侯外庐的贡献并不仅仅体现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深化上，还在于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问题。
他提出的这一问题，实质上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变动的规律和具体路径，而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研究者更多的是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具体理论，或者提出中国社会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侯外庐的理论贡献，白寿彝这样评价：“侯外庐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抓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的。”侯外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许多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范文澜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清理，以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社会以及近代中国发展概况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成熟和完善。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建国以后，学术研究的社会环境以及学术环境都比以前有了根本的改变。马列主义、******思想被确定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学习理论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史学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另外，由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历史理论问题更趋于严肃的科学研究，为更加深入地开展讨论与争鸣提供了先决条件。
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的完全确立，完成了史学范式从资产阶级史学向无产阶级史学的转化，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逐渐从旧有的唯心史观转向新的唯物史观；从个人关门研究转向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的研究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从大民族主义转向注重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研究亚洲。”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推动了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进程，试图根据马列主义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动力，说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并给以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史学界相继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重要的有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以及汉民族的形成等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不同的是，以往的讨论的着眼点在现实中的实际斗争，而建国后，这些问题的讨论，学术性大大增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涉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形态说研究中国古代史、涉及运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等相关重大理论问题。通过讨论，促进了古史分期标准等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讨论，“虽然当时关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讨论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然而通过不同见解的交锋和切磋，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史学界学术空气的活跃和历史研究理论水平的提高，也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逐渐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学术界通过对中国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异同的比较，其实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以及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从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发掘了大量资料，使用了丰富的史实对该问题加以论证，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史进行了系统梳理，使该领域的研究获得了极其显著的进展。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使农民战争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成绩是很大的，学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入，而且在注重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对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尽管当时参加争论的史学工作者立论各异，所用的材料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从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提出自己的思考，这些争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特别强调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这本身对于历史学家的理论修养是一个深化，但是由于在史学研究中史学家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论述或者******本人对许多历史问题的具体论述，这样就使得已有的结论成为历史研究的结果，而历史研究过程则成为阐释这些具体结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生命力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过于紧密的结合，因而历史研究必然会受到复杂的政治运动以及现实政治政策的影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常进程。
“**********”期间，历史研究成为许多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打倒别人的工具，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正常史学研究完全中断，给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五、******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虽然不是一位专业的史学家，但是他具有良好的史学修养，特别是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后，对中国社会变迁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他对历史学的分析和论述，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的原则性论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对中国历史的重视。在他看来，历史知识是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国情的重要基础，是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知识，所以他深刻地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而要具有这种重要的知识，就要去认识中国历史，总结它发展演变的规律，从而为现实提供认识的视角，******说：“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这些观点对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丰富他们的历史知识，增强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都有着指导作用。
******对唯物史观的重视。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世界、分析问题，并且对广大的党员干部提出了“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还对许多史学研究者提出了要重视唯物史观的建议。吴晗将《朱元璋》送请******审阅，******看完书稿之后给吴晗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方法论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在寄给研究民族史的陈寄生的信函中说：“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赞一词；唯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的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
******对广大党员干部以及史学研究者提出的重视唯物史观的要求和建议，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提出的许多对于历史研究的建议，调动了史学研究者学习、运用唯物史观的积极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后，结合中国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情况，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提出了要将马克思主义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这一论断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前进方向，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概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进一步推动了史学工作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
******对唯物史观的许多内容和原理进行了创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其中一个重要的论述，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延安时期，民主人士李健侯编写了一部《永昌演义》，其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有所贬抑。******看了之后，给李健侯的回信中说：“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为著名的一次。”******通过对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分析，认识到农民战争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农民阶级所处经济地位的分析，进而得出了农民阶级在政治上的革命性，从而在理论层面上得出了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广泛的主力军和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结论，从而解决了在中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国家里革命力量的来源问题，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人民群众是历史进步推动力的理论，还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问题。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而且在理论上更适合中国革命的发展要求，因而在理论上是重大的创新。这一创新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的科学结论。******还将这一结论作了更为精确简练的概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此外，******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英雄人物的历史地位以及阶级斗争对社会的作用等问题都有过深刻的见解，而且这些理论在分析中国社会现实情况时，得出了许多正确的论断，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有过重要的作用。这些论述对于解决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
******对唯物史观的传承和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观的改造和发展上，而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强调史学研究要重视唯物史观的同时，还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历史学研究做了许多论述。******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能像乾嘉学者那样为了考据而考据，而是要指导中国革命的现实，用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要重视近代史以及****党史的研究。******强调历史研究要“厚古薄今”，因而他提出要研究“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还曾打算研究近代史。在******看来，近代史与现实关系密切，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有很多是值得吸取的。
******还强调历史研究注重科学的方法。他说：“现在我们党的中央作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从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入手，根据历史学的特点，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从历史理论的应用，到历史资料的收集以及最终结论的得出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些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重要的贡献。此外，******还一直强调要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现实，看待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另外，******也十分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运用阶级分析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得出了较为科学的结论。但是，******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后来又过于简单和片面，只是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将唯物史观只归结为阶级斗争法，这种观点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而且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对历史学的科学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中国历史学研究一度出现了以政治史、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代替历史总体的研究的现象。
******作为一位政治家，关注历史问题更多是为现实考虑的，但是对问题的分析却是依据历史学的规律，得出正确的结论，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些正确的结论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他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变迁的科学分析和总结，为中国革命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及时地提出了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导中国革命的进程。而他的思想和战略策略的提出，十分注重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吸收，从而得出了科学的论断。
******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且得出了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如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问题的认识，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一过程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矛盾以及革命任务。长期以来，这一论断成为历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得出这样的结论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也适应了革命的要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成熟。
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其实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从原则内容到表达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造，从而更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对认识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认识中国历史都作了一些论述，这些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以及对历史学的研究任务的论述，从历史哲学的层面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之前的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要形成中国特色，但是这种认识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提出的一些关于历史学的认识，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的关键问题，从理论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趋向，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正是有了极为广博的历史知识，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了解得更加深入和透彻，这为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正是具有良好的史学修养，所以他才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贡献，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论述，同时他也亲身实践，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社会变迁，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许多论述，对于今天进一步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及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