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张曰：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古句新解”
子张说：“君子既尊重贤人，又能容纳众人；能够赞美善人，又能同情能力不够的人。如果我是十分贤良的人，对别人又怎能不容纳呢？如果我是不贤良的人，那人家就会拒绝我，又怎么能拒绝人家呢？”
古人云：毁或无妨，誉则可怕。如果不能用平常的心态正确对待名和利，则是相当危险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人生观还不太牢靠、在事业上浅尝辄止的人来说，很容易走入死胡同。
成功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不少人取得胜利之后，就开始得意洋洋起来，对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再加以检点。可正应了一句老话：乐极生悲。这样高调的表现反而让自己不久就遭遇到了各种挫折，从而走到了胜利的反面。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尽管如此，再犯者却仍然是前仆后继。这就要求我们对胜利保持一份平常的心态，能够做到居安思危。有了这种心态，行为自然就会低调起来，从而使胜利的成果能够得到长久的保持。
魏人范雎做秦国国相，为秦国的强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秦王慢慢疏远了范雎，形成君臣猜忌的局面。燕国辩士蔡泽到秦国后，让人到处宣扬自己的才干，声称见到秦王后一定要夺取范雎的相位。
范雎听说后非常气恼，他派人找来蔡泽，责问道：“听说你要夺我的相位，有这事吗？”“有啊！”“你有何本领，这样自信呢？”蔡泽列举秦孝公时的商鞅、楚悼王时的吴起、越王勾践时的文种三人忠诚不贰最后被杀的事，和眼前范雎的处境作了比较，暗示他急流勇退。
范雎听到这儿，对他很敬佩，抛却前怨，拜为座上客。后范雎推荐蔡泽做了国相，自己则急流勇退、保命终身。
在正确对待名利的问题上，曾国藩真无愧是一面“人镜”，他可以识人、识事，尤其可以恰到好处地进行自我修行，心态平和地坦然应对不利的局面，化不利为有利。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在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开始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思想看来是不孝的。但是由于当时的局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把对母亲的孝变为对国家的忠”，出山为清王朝效力。
可是，他锋芒毕露，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最后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廷给了他3个月的假，并且命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咸丰帝拒绝，随即上书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皇帝十分清楚曾国藩的意图，他见江西军务已有所好转，而曾国藩现在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是绝对不可以的。于是，咸丰皇帝朱批示道：“江西军务逐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
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经属于不忠，在此之后又用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一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来自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存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不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指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来应该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的时候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逐渐使他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深地知道他的病出自何处，一方面为他推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之术来奉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偏激。朋友的规劝，不得不使他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从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失败也有胜利，四处碰壁，追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以致没有授予地方实权所造成的。但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对自己的意见过于执著，自以为了不起，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为人处事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收获唯有一悔字诀。兄以前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顺眼。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才知自己其实没什么本事，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不对，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心境不一样，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经过多年的经历，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仅凭借他一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果想要继续做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官场的起起落落之中，渐渐地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就仿佛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我反省，每当曾国藩回想起昨日的对错时，常常被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各位兄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发生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在其后的家信中，多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一直到他重新出山，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渐渐地变得圆融、通达起来。
我们必须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即使我们取得胜利，也不能因此得意高调，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低调做人，这样才能避免乐极生悲的后果。
因此，我们要视名利为烟云，当名利场中的过客，千万不要因名利而觉得高人一等。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对于不属于自己的名和利，绝对不能要，否则，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沽名钓誉者，即便能暂时获得某些大红大紫的得意和快意，日后真相大白时，也必有无穷无尽的烦恼接踵而来；其次是对于那些勉强可以得到的名和利，要有一种谦让的精神，将其推让给其他人，这样既会增加同事间彼此友好的关系，又是有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再次，即使是自己应该得的名和利，也要善于将它转化成前进的动力，绝不能使它成为人生的负累、前进的阻力，也不能把名利当做炫耀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