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七年（1047）的秋天，一位27岁的年轻知县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他的名字因为后来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而家喻户晓，他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在宁波只做了四年知县，但是，宁波千年发展的基业在这四年中得以奠定。
宁波北临杭州湾，西接绍兴，南靠台州，东边是舟山群岛和茫茫东海。因受海潮侵袭，沿海居民生活相当艰辛，王安石在这里兴修水利，从此海定波宁，人民生活渐渐富足。王安石还在这里鼓励教育，兴办县学，宁波文风日盛，逐渐发展成为儒雅的文化之城。
宁波人经商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秦代之前，这里已有一定规模的盐和鱼的集市贸易。魏晋南北朝时期，宁波商人已到过青州、徐州。唐宋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有着靠海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以及东南亚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唐代宁波在与日本、高丽进行贸易中，就涌现了李邻德、李延信等从事海外贸易的著名商人。宋元时期，宁波的海外贸易居于浙江的首位。北宋诗人梅尧臣曾在其诗中这样描述宁波：“悠悠信风帆，杳杳向沧岛。商通远国多，酿过东夷少。”明代实行海禁之后，宁波也出现了走私、海盗团体，以许栋、汪直等为首的海盗集团就在这一带活动。嘉靖年间，海盗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宁波商人转向国内贸易。明清时期，宁波商人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京城名店“同仁堂”，就是宁波人乐显扬在康熙八年（1669）创办的药号。
清嘉庆（1796—1820）年间，宁波裁缝张尚义因无力谋生，到渔船上当了一名厨师，谁料在杭州湾遇到风暴，渔船倾覆，他只身一人抓住一块木板在海上漂泊，几天后竟然漂到了日本横滨，被当地水兵救起。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言语不通，他凭借裁缝手艺，为停泊在那里的各国船员修补衣服，趁补衣之机，他学会了制作西服，并很快成为制作西服的高手。于是他回乡带儿子来到横滨创立了“同义昌”西服店。张尚义的生意越做越大，又在日本东京、神户开设了分店，并多次从横滨返回故乡，带着家乡的宁波人，一批接一批地东渡日本，经营裁缝生意。当时的宁波西装裁缝被称为“红帮裁缝”。后来赫赫有名的中山装，就是红帮裁缝设计出来的。
如果说红帮裁缝的起源在日本，那么，红帮裁缝的成名地则在上海。襟江带海、拥有开阔腹地的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东方大都市。一方面，远隔重洋的欧洲人猛增；另一方面，国内的洋行买办、银行高级职员、富家子弟、社会名流等追逐时尚，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西装热”。“西装热”给聪明能干的宁波裁缝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纷纷涌入上海滩。一时间，西服店号如雨后春笋般开张了。从1896年宁波奉化人江良通在钜鹿路开设上海第一家西服店“和昌号”起，到1950年的50余年间，上海的西服店多时达710余家，而宁波人开的就有420多家，约占总数的60%。1910年，宁波人王才运挥洒大手笔，与两位同乡合股，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开设了当时最豪华的三层十间门面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经数年精心经营，“荣昌祥”成为上海滩名气最大、服务最完善、信誉最可靠的专业服装店，王才运本人也被推选为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副会长。
伴随着红帮裁缝的大潮，宁波人大量涌入上海。到19世纪末，旅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人，约占当时上海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宁波人已达100万之巨。曾有人做过统计，现在的上海人当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祖籍是宁波。
宁波当地的口语，一向把外出经商的形象地称为“跑码头”。当时的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沙船是当时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宽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走西口”的晋商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几分旷达。
在上海发展成东方大都市的过程中，宁波人出力最大。宁波人拿着“三把刀”（菜刀、剃刀、剪刀），游走于上海的大街小巷，从事着几乎所有的行业，靠着自身的勤奋努力，一步一步地把上海建设起来了。宁波商人多半是白手起家，他们从做学徒、裁缝、挑夫、伙计、木工开始，积累一定资本和经验后，或进入新兴行业，或依附洋商充当代理人或买办，最终成为新一代中国的企业家，成为控制上海以至全国经济的大腕。
“无宁不成市”是依照宁波的近邻，浙江绍兴而说的。明清时期，绍兴师爷遍天下，全国的衙门里，十之八九的师爷都是绍兴人，于是有了“无绍不成衙”之说。而宁波人善于经商，凡有市场的地方都少不了宁波人，他们又在经济最发达的上海的各行各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宁不成市”一说不胫而走。
在各行各业辛苦打拼的同时，部分有实力的宁波商人开始把钱庄开到了上海。因为在家乡早就拥有了开办钱庄的经验，所以宁波商人一进入上海的钱庄业，就显得游刃有余。宁波几个商业家族集团在上海从事钱庄的经营，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现代银行业大量兴起之后。这一时期上海十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商人就占了5个。
1897年，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宁波商人参与其中，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信号。
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转而发展钱庄一样，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了资本运作领域。这预示着宁波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自顾不暇，在华势力一度削弱，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其后，宁波商人又接手开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宁波籍人士创办的金融企业，对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宁波商人在上海涉足金融业的同时，大力兴办实业，开创了中国民营工商业的先河。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商人的手中诞生了。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商界翘楚，如宁波商人在上海经商的先驱“五金大王”叶澄衷，“百家经理”黄楚九，“国货大王”方液仙，“火柴大王”刘鸿生等。
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宁波商人的成功，一方面与他们所处的地利、所遇的天时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与他们自身的内在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宁波历来重视文教，文风很盛，商人浸润其中，儒商风气兴盛。宁波商人头脑活络，思想超前，富于冒险精神，又有胆识，善于学习，勤勉务实。在他们身上，不仅有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更不乏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有效融合与创新。
举世闻名的浙东学派，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宁波商人的兴起大体一致，都是在明清时期的浙东大地上生长壮大、获得盛誉的。而且两者之间，确实有着内在的联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浙东学派在经济思想尤其是经济伦理方面，先后提出“抑末厚本非正论”，“新四民”，“工商皆本”，“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等主张，这些走在时代前列、具有启蒙意识的经济伦理观的孕育萌生，正是得益于浙东地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以商为业、以商为荣的社会基础，并且，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促进宁波商人与时俱进。
宁波商人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崛起于中国商界，位列中国十大商帮。明清十大商帮经过数百年的轮替沉浮，大多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消失无踪。这其中有两个特殊的存在群体，它们就是在中国近代才大放异彩的宁波商帮和潮州商帮。它们都是后起之秀，并且后来居上，不仅在国内声闻一时，延续不衰，在国外也影响巨大，直到当代改革开放之后再次迅猛发展，继续创造着辉煌的财富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