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崇一生都想以文人身份入朝参政，可在武夫皇帝们眼里，他应该是个边疆之才。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希崇对边疆的治理是非常好的。从这一方面来讲，他是一个人才。但，只是武人皇帝们眼中的人才。
他自己希望的价值与作用并没有实现和体现。五代的皇帝和藩镇主们多持重武轻文之态度，五代时期所有的节度使和刺史都是有军功之人担任的。如果张希崇在刘守光那里以偏将身份立下军功，他不可能被派到平州去。
五代的皇帝和藩镇主不但不喜欢文人，还喜欢杀文人。后唐时的宁江军节度使武夫西方邺因所作所为多不中法度，判官谭善达就对他提出忠告，他却派人诬告谭善达受贿，不经审理就把谭判官扔进了监狱，最后就死在了监狱里。朱温出去游玩时，随口戏称柳木宜为车毂，那群武夫们对这种事情根本不知道，就不说话。随从中的几个文人宾客忙顺口逢迎。朱温像疯狗一样大骂道：“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骂完，就命部下将左右数十宾客统统砍了脑袋。这样的事情在五代并不新鲜。
相比之下，张希崇要比他们幸运得多。可也正是他的这种幸运，才体现出了其他文人的不幸。
那么，张希崇真的是幸运的吗？如果让一个人一生都担任一个他自己不喜欢的职业，他会不会高兴？尤其重要的是，张希崇不好财不好色，在那个武将位置上，简直就是煎熬。
由此可知，乱世是多么可怕。他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同时还能改变一个人的理想，乃至一个人的价值观。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自然先生”尹玉羽
尹玉羽死的时候，并没有人知道。至少修史的人不知道。因为当时他已经成了一名合格的隐士，虽然他不是非常想隐居，隐居的日子并不好过，经常缺衣少食。但他还是告诉自己，宁可饿死，也不出去做官。
尹玉羽本是陕西长安人，在唐昭宗被朱温弄得死去活来时，他正在如饥似渴地诵读诗书。当时，他就以文才闻名整个长安城。大概是多年来的读书刻苦，使他得了很严重的病，又没有钱治疗，所以，他一开始就隐居在长安城门外的杜门。
朱友贞称帝后，让那个著名的理性将军刘掞镇守长安。刘掞到任后搜访闲士，就把尹玉羽从杜门里搜了出来。尹玉羽被刘掞的气质和真心打动，就带着病怏怏的身子出来为官。
当时，镇守长安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刘掞很想把长安城修筑得更坚固一些，尹玉羽就出主意说，“当初唐朝佑国军节度使韩建改建长安城时遗留下了好多大石头，这些大石头应该有用。”
刘掞大喜，很赏识尹玉羽的见识，就向朝廷推荐尹玉羽。于是，尹玉羽一路做着不同州的从事官，到后唐李从珂称帝时，他已经是光禄少卿了。他的病也因为做官而养好了，他又开始准备隐居。
尹玉羽隐居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多年来的从政生涯让他看到了官场的陋习。但这种陋习他还能克服，只要不大声反对，又不同流合污，自然就可以身在污泥而不染了。最让他头疼的是，他的上级往往拿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当人看。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光禄少卿任上只做了半年，他就退了官，跑到老家去隐居。相约几个朋友，在山林之间游玩，渴了就取泉水来喝，困了就睡觉，诗兴大发时，就写两首诗。几个人都给自己起了个隐士的名号，尹玉羽叫自己为“自然先生”。
虽然武夫们不赏识他这样的人，但总归有不是武夫的人赏识他。李嗣源称帝后，重用了一位善于敛财的张延朗为宰相。张延朗闻得尹玉羽的高名，就写了一封信派人去请他。可尹玉羽躺在床上装睡，对这位当朝宰相的热情邀请，不屑一顾。
但张延朗只请了他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打扰过他。尹玉羽又高兴地做他的“自然先生”去了。他做了好几年的隐士，当然明白，如果一请就出山，那就不是真正地归隐了。确切地说，他是在向那个混账时代抗争，用自己的隐居来对那个时代说不。
果然，石敬瑭进入洛阳后，一听说了当初有这样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并不是很有名，但因为他放弃了官职走进深山老林隐居，仅这一条就够人遐想半天。石敬瑭派出人去召他，他不假思索地就跑来了洛阳。
见到石敬瑭后，尹玉羽立即送给了这位“儿皇帝”五卷书，丛书名为《自然经》。据说当年的黄帝曾向十二金仙之一的广成子请教“至道之要”，广成子天花乱坠地讲了一番后，就送给了黄帝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自然经》。由此看来，《自然经》是尹玉羽给当时做皇帝的人治国思想教科书。他希望做皇帝的人应该以无为治国。也更希望皇帝能重视文人，可是，石敬瑭打碎了他的梦想。
因为在那个时代，做皇帝的不可能无为。虽然石敬瑭是五代皇帝里最温柔的一个，但征战杀伐之事在他那里还是重头戏。
尹玉羽见天下皇帝一般蠢，就向石敬瑭告老去隐居。石敬瑭答应了，在这位皇帝眼中，尹玉羽除了写点清净无为的在这个时代毫无用处的废话外，似乎做不了别的事。但是，为了感谢尹玉羽千里迢迢来见他的心意，他赏了尹玉羽器物钱币，又给了他一个可有可无的官职，为的只是每月给他发工资。尹玉羽很高兴地离开了洛阳，回到老家，又开始了隐居生活。他难道真的喜欢隐居？不是的，是势所逼迫。
五代时期任何一个政权从上到下都弥漫着“重武轻文”的风气，读书人志向难伸，报国无门，许多读书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些人看到世事艰难、前途渺茫，就选择了逃避。
在当时，隐居表面上看，是一种非常清高的行为，实际上，这是读书人们被动的逃避。他们被动地回应着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却不对他们做出任何的回应。我们今天一读到这些隐士的事迹，很是向往。殊不知，隐居的日子是很难过的。据史书上记载，尹玉羽终身清贫，他做官那几年的俸禄大概都花在隐居日子里了。
天下有道，隐士绝迹，天下无道，隐士成堆。古语云，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说，真正的隐士是在朝中，是在安邦定国，而不是去做闲云野鹤。
读书人读了半辈子书，为的是什么，难道是去深山老林里喝泉水，写诗歌吗？当然不是，他们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或者帮助别人治国平天下。
但当他们发现自己不能治国平天下和没有人让他们帮助治国平天下时，他们就心灰意冷了。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归隐。
这种归隐带有很大的作秀性质，如果他们真想归隐，就不会让人知道的所在，就不会世间还流传着他们的大名，并且被当政者知道。
尹玉羽自诩为“自然先生”，其实他一点都不自然。他仍旧想“自动自发”，可惜，当政者不给他机会，即使给了他机会，也不给他创造良好的条件。
他就只好在大自然中去追求“自然”了。
被吓死的读书人
后汉大臣张允是被吓死的，当初，郭威带兵进入后汉的京师，张允藏在相国寺佛像后面，当他听到马蹄声响起，士兵整齐的步伐时，他浑身开始哆嗦，脚下一空，就从佛像后面摔了下来，当场死亡。
在五代那个乱世，即使是个小孩也对刀兵熟视无睹了。为什么一朝大臣居然胆小到如此程度？张允并不是懦夫，但绝对是个被那时的环境养成的胆小鬼。
张允本是镇州人，年轻的时候，去了镇州节度使张文礼处作参军。当时，张文礼正和契丹勾结对付李存勖，张允有些看不惯，但他不敢讲话，因为张文礼也喜欢杀读书人。922年，李存勖讨伐张文礼，张允急忙跑了出来，向李存勖投降。
他本以为自己一个小小的参军又主动投降会得到李存勖的嘉奖，可是，李存勖把他扔进了监狱。张文礼失败后，李存勖才把他从监狱里提了出来，任命他为魏州功曹。这件事发生后，张允觉得武夫都不可靠，特别是对待他这样的读书人，说翻脸就翻脸。从此，他在侍奉武夫主子的时候格外的小心。
926年，魏州发生兵变，武夫赵在礼被推为魏州最高指挥官。张允更加小心地伺候这位武夫。不久，赵在礼因帮助李嗣源称帝有功，被拜为沧、兗二州节度使，张允也因为跟了一个好主子，而被任命为二镇掌书记，后来又升为水部员外郎。
李从珂称帝后，皇子李重美在河南洛阳做河南尹，掌六军，他见张允做事很精细，就让他做给事中，为六军判官。
石敬瑭称帝后，张允投降了石敬瑭。他见石敬瑭屡屡大赦天下，就写了一篇《驳赦论》献上。石敬瑭觉得写得不错，就准备把他推出来，当众臣的榜样。意为要经常对自己提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张允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位很看重自己又不喜欢杀读书人的主人，当然是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可这种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石重贵上台了，后晋与契丹的关系开始不好起来。
940年，契丹攻入京师，不久，耶律德光在中原呆不下去了，就想把后晋所有大臣都带回老巢去。可张允害怕极了，他向耶律德光请求辞职。耶律德光大怒，想把他扔到农村去当村长。还好，汉奸赵延寿在一旁说了一句：“学士不称职而求解者，罢之可也。”耶律德光想了想，没有罢他，也没有让他去农村当村长，把他扔在了中原，带着其他汉臣走了。
他一走，刘知远就跑来称帝。皇帝如同走马灯似的换，张允已经习惯得几乎麻木了。他依旧做他的官，但他不太了解刘知远，所以，更十分小心谨慎起来。刘知远对他倒还不错，任命他为吏部侍郎。可不久，刘知远就归天了，刘承佑上台。这是一个连觉都睡不安稳的窝囊皇帝，但当他把朝中三位与他作对的大臣王章、史宏肇、杨邠清除后，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他开始玩诛连，朝中但凡跟这几个人有点关系的大臣都遭到诛杀。后汉朝廷当时成了地狱，每天都有大臣在朝中或是在家中被一纸诏书夺去脑袋。
刘承佑玩完诛连后，又对一些有钱的大臣下手。张允更是吓得魂不附体起来。他做了这么多年官，特别是当上了吏部侍郎后，搜刮了不少钱。这在五代本是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最关键的却是，作为读书人，能保住你财产的并不是你自己，而是皇帝。
据说，张允虽然搜刮了许多钱财，可他花不了多少。原因就是他非常的吝啬，他把财产放进几个大箱子里，然后用几把锁头锁死。一大串钥匙就挂在腰间，走起路来，环佩丁冬，连睡觉时都不摘去。他妻子想要花他点钱，比登天还难。
自从刘承佑常常屠戮大臣后，他就取消了回家睡觉的习惯，每天晚上心惊胆战地上完朝，就跑到相国寺烧香，庆幸佛祖保佑，自己又多活了一天。然后也不敢回家，就在相国寺里睡下。
大概就在那段时间，他吓得已经心胆俱裂了。每当听到兵器响，他就会神经兮兮地跳起来。直到郭威到来才让他得到了解脱。
张允的害怕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有刘承佑想要得到的财产，而是多年来以读书人的身份从政的经历使他有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积累到最后，才让他变成了惊弓之鸟。
五代时期读书人的命都掌握在武夫手里，而这些武夫把他们的命又当成儿戏，许多读书人都有如张允那样的恐慌。但迫于对世俗声名地位的求索，他们始终不肯离开随时都能要了他们命的武夫主宰的世界。
张允可谓是那个时代最能讨好武人的读书人之一，但是，他换来得是什么呢？仍旧是死。因为武夫对读书人的残暴往往是不需要理由的。后梁立国后，朱温暴戾任情，仅仅就因为左散骑常侍孙隲、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侍郎张儁迟到片刻，即命扑杀之，朝臣吓得是惶恐不得终日。这些读书人“朝不保夕”的状态和心态，至今读来都让人不寒而栗，让人想来觉得非常可悲。
一个得到功名的读书人担负着中国文化礼教传承之重任，可在五代，中国文化不需要他们来传承，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没有这个精力，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保命上了。
五代是个没有文化，没有思想的短暂时期，即使是那些隐居山林的高逸之士，也不能担当中国文化传承的重任。他们隐居起来，只是想和外面的世界做无言的抗争，就想张允从佛坛上掉下摔死一样，完全没有意义。
与其说，张允是被郭威吓死的，倒不如说，他是被那个时代吓死的。这样更贴切，在那个时代被吓死的读书人大概只有他一个，但被杀掉的却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