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幕僚，家生贵子
清代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九日（1883年5月4日），汪精卫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他父亲任职的衙门里。他本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精卫”是他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所使用的笔名。自1910年他在北京谋刺清摄政王未遂被捕，他的事迹和他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广为流传，“精卫”这大号遂深入民间，为百姓所熟识。
在汪精卫自己填写的履历书上，他都写籍贯番禺（今广州市）。汪的祖籍原为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元朝末年其祖先才从婺源迁至浙江的山阴（今绍兴）。至明成化年间，其祖汪磁（字休斋）官至兵部郎中，后因与宦官不睦，引疾而归；明正德年问（一说嘉靖初年），汪的十二世祖汪应轸，官至江西提学佥事，著有《青湖文集》，是当时颇有名望的文人。汪的曾祖父汪蚧，也博学能文，著有《史忆》一卷。祖父汪云，字缦亭，曾中举人，清道光年间任浙江省遂昌县训导，协助同级学官教导所属员生。到了汪的父亲省斋（名琡，字玉叔）时，才迁居广东番禺。汪琡有从弟汪琼（字玉泉）。兄弟俩从小寒窗苦读，满腹经纶，虽未获得功名，但能继承父业，游幕四方。常言道绍兴是个出“师爷”的地方，果然名不虚传。
汪墩先后在广东的番禺、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署做过多年的幕僚（“师爷”）。其弟汪琼游幕各州县，晚年升至粤督幕，历任刘坤一、裕宽、张树声、曾国荃等人的幕僚，颇负盛名。著有《随山馆集》（十八卷）、《随山馆诗简编》（四卷）、《无闻子》（一卷）、《松烟子录》（六卷）、《旅谈》（五卷）、《尺牍》（一卷）。其子汪兆铨（字辛伯），擅长文学，兼通医术。有女许配入室弟子朱启连为妻。朱启连是辛亥革命时期闻人朱执信的父亲，久任广东按察司幕，亦博学能文。故朱执信与汪精卫有甥舅关系。
汪琡原配卢氏，浙江人，生下一男三女，长子名兆镛（字伯序、憬吾），亦学乃父从幕为业，可谓幕僚世家。1871年卢氏病逝，当时汪墩已50岁，续娶17岁的广东人吴氏，生下三男三女，即二子兆鋐、三子兆钧、四子兆铭。汪兆铭在兄弟姐妹中最小，排行第十，在兄弟中则排行第四，他出生时父亲已是62岁的老人了。
汪兆铭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他5岁就上私塾读书，每天放学回家，父亲还督促他朗诵王阳明《传习录》等书两三页，还令他在一块白漆木板上写下三四个大字，或背诵陶渊明、陆放翁诗两三首方可罢休，每有唱和，还令他用笔记下来。而母亲也经常陪伴和督促他温习功课。长兄兆镛，擅长诗词，大兆铭22岁，形同师长，指点兆铭学习诗法，相互切磋，得益犹深。
汪兆铭少时，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深得父母钟爱。叔父汪琼也给了他很多关心和爱护，使汪兆铭深受教育和影响。据汪精卫后来回忆说：“我叔父更足博学，藏书数万卷，因此我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也还窥见一些。”严格的家庭教育和自身的勤奋好学，为汪以后能诗善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汪兆铭承受父母的关爱时间很短，少年时代并不幸福。由于家境清贫，父亲到了70岁，还要为生活整天在外奔忙，直至眼朦耳聋才歇业在家。母亲起早贪黑地为家务操劳，总觉得给孩子的关爱不够，在兆铭13岁那年就因病去世。翌年，父亲也跟着辞世了。汪兆铭从小失去了双亲，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
此后。他便跟随长兄离开故乡到粤北乐昌过活。粤北山区比较贫困，不像番禺（今广州地区）那样繁荣。加上大哥兆镛对他的学习、生活要求很严，有时甚至显得有点苛刻，汪兆铭感到很不适应，常常怀念死去的父母。汪精卫对母亲的感情特别深切，每每回忆起他的母亲时，就觉得伤心，说：“我觉得她的一生，只得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庭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地时时涌现在我眼前。”及至1922年3月，汪兆铭特请广东名画家温幼菊为其画了一幅《秋庭晨课图》，以寄托他对母亲的怀念之情。他还在图的左边深情地写下了一段话：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年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秋晨肃爽，木芙蓉娟娟作花，藤萝蔓于壁上，距今三十年矣。每一涉想，此状如在目前。当时父年六十有九，母则四十。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海道不易，惟母同行。诸兄姊皆不获从，以兆铭幼，紧以自随。兆铭无知，惟以依依膝下为乐。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之心至苦也。嗟夫，岂特此一端而已，兆铭年十三而失母，于母平生德行，能知者几何？于母生平所遇之艰难，能知者又几何？母鸡鸣而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务，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兆铭惟知饥则索饼饵，饱则跳踉为乐，懵然不知母之劳瘁也。母所生子女三人，劬劳太甚，诸子女以此长成，而母亦以此伤其生，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后来，汪精卫还在画上题词两首，兹录其一于下：
红花绿叶粲堂西，故园风景依稀。
学书曾记作鸾飞，解得兹颐。
好雨已迟萱草，人间何处春晖。
画图空省旧庭帏，梦也凄其。
汪精卫对此画十分珍爱，时时随带身边。后此画曾意外遗失，又恳请方君璧女士重画。可见其思母情深。
汪兆铭在乐昌时，师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章是汪的三哥兆钧的外舅，特别关照兆铭学习应制文字。再加上长兄的严格督促，汪兆铭在乐昌短短三年多时间，学业获得不小进步。长兄如父，家教严得近乎苛刻，汪背后虽有微词，但成年后还是很感激大哥兆镛对他的教育和关怀。乐昌县虽穷，但却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汪兆铭忧郁的心情，也因此得到一点化解。当时他写下了一首诗，颇能反映这种心境：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欹中酒在襟。
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
茱萸枨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
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重九游西山岩
此诗是汪兆铭到乐昌不久后写的，当时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诗实属不易，可见他自小已颇有诗才。
汪父死后，不仅兆铭的“衣食之费，都仰给予长兄”，而且整个家庭重担，都落在兆镛的肩上。为了减轻长兄的负担，汪兆铭在刚进入17岁的那年，便在乐昌县城的一问私塾里当起小先生来了。家庭生活拮据使未成年的汪兆铭提前进入了社会。汪精卫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戏称自己曾是“子日先生”。《论语》为当时私塾学生的必修课，该书第一句便是：“子曰：‘学而时习之’。”故汪有此戏称。
二“幼好读”，兄弟同为秀才
1902年初春，汪兆铭在19岁的那一年，同他的二哥兆铉应番禺县试，儿弟俩双双考取了秀才。和他们同时考取秀才的还有他们的侄子。兄弟叔侄一门三秀才同日簪花，实属罕见。作为一家之主的汪兆镛得意非凡，即兴写了一副大红对联“玉峰双秀；珠树三花”，贴于门上，以显荣耀。
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以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得功名利禄，汪氏兄弟和侄子在仕途中踏上了第一个阶梯，自然给艰难竭蹶中的汪家带来了一片洋洋喜气。
汪兆铭考试成绩比他二哥兆铉好，名列第一。但在取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在县试时，县令钱璞如原本很欣赏汪兆铭的文才，将其置于第一，汪兆铉考取第三，后启弥封，始知他俩是兄弟，于是按陈旧的封建观念，将兄弟互换，兆铉成了县试第一名，兆铭降为第三名。到了府试，广州知府龚心湛得知此事，便将兆铭拔置第一，兆铉置于第二。当时有的幕友仍认为“弟不可先兄”，龚则认为“玉尺量才，但论文字，不问长幼”，否则就不符合朝廷“求贤”的宗旨。由于知府的坚持，结果汪兆铭获得了府试第一名。兄弟俩同为案首，一时在羊城传为佳话。但可惜，汪兆铉就在这年考取秀才后不久便去世了；而汪兆铭的三哥兆钧比二哥还早一年去世，留下了两个寡嫂和一个孤侄，汪氏家庭再一次陷入困境。
此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得悉汪兆铭很有文才，便礼聘他为家庭教师，以教导自己的几个孩子。汪兆铭当了“西席”，每月可得酬金10元；加上他到各书院应试，由于成绩优异、家境清贫，每月还得资助读书的“膏火银”（灯油费）约20元。他以这两笔收入帮助他长兄支撑着整个家庭。
据另一说，汪能到水师提督家任教，是得力于他的堂兄兆辛的推荐。李准对他的才华很欣赏，破例每月给他“束惰”16两银子。当时到书馆教书，秀才每月一般只得8两银子，而李准给了他举人的待遇，加倍酬谢，这就很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