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诱降，陶德曼斡旋
1937年11月3日凌晨五点，在东京的德国驻日本大使馆一间陈设讲究的楼房里，刚从日本外务省回来的狄克逊，每根兴奋的神经都在愉快地活动着。熟悉狄克逊的人都知道，他只在4年前的12月28日就任大使，偕太太第一次进入这间房子时也这么兴奋过。
“日中停战和谈，不仅明朗化了，而且条理化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操劳，总算没有白费力气！”狄克逊走到床边，对刚从睡梦中醒过来的太太说。
“看你高兴成这个样子！”狄克逊太太披衣坐在床上，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望了望挂在墙上的大圆钟，“接近黎明了，你快睡一会儿吧，亲爱的！”
“不！我得马上把好消息告诉牛拉特先生。”狄克逊尽管彻夜未眠，但毫无倦意。他不愿意喊醒译电员，急忙走到发报机旁，端端正正地坐下来，得意地摇晃着脑袋。熟练地按动着发报机的电键，将345号电报，分别发给德国外交部部长牛拉特和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向他们密报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诱降条件。当电报的最后一个德文字母，在“嘀嘀嘀嘀”声中发射出去时，他忽然想起作为政府外交参谋的驻外使节，不只是作机械的传声筒，还应该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便在电报的末尾加上了这么一段话：“照我看来，这些条件是温和的，南京政府是可以接受的，也不至于丢面子。建议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接受这些条件。”
电报越过辽阔的亚洲和欧洲大陆上空，飞到波罗的海彼岸的德意志首都柏林，因东京与柏林之间有8小时的时差，当收报员将它送到牛拉特手里时，已经是11点55分了。
正准备回家吃午餐的几位外交部主要官员，被牛拉特激动的语言镇住了：“先生们！我们盼望的好消息，终于从东京传来了！”
牛拉特打开大立柜，拿出一瓶白兰地，给每人斟了满满的一杯，欣喜地举杯说：“大家知道，我们之所以为日中停战和谈出力，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盟国朋友在中国获得更多更实惠的利益，并让日本朋友腾出手来，去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苏俄，去征服东南亚各国；同时，促使日本把山东省归还中国，也就是促使日本恢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先生们！让我们为祝愿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干杯！”
牛拉特顾不得回家吃午餐，马上要他的女秘书希乌利太太，以162号电报密令陶德曼：“请将狄克逊在345号电报中所说的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通知蒋介石。我们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所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蒋介石对那些条件的反应如何，等待着你的报告。”
陶德曼收到牛拉特的电报，已是晚上20点。他看完电报，躺在睡椅上，兴奋地揣测着：蒋介石对和谈条件是愉快地接受，还是愤怒地拒绝，或者是装出一副可怜相而讨价还价？
第二天上午7点25分，一辆崭新的德制黑色轿车，沐浴着失去了威力的初冬阳光，从南京黄埔路黄埔军官学校驶出，直奔设在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坐在驾驶室的卫士王陵发，两眼透过玻璃窗，盯着前方，盯着闹市行人，全神贯注地捕捉可能发生的异动。
蒋介石斜靠在第二排座位上，闭着眼睛养神。他显得很苍老，头发已经谢顶，脸上刻着道道皱纹，看去仿佛年过花甲的老人。其实，他度过五十寿辰才两天呢！
与蒋介石坐在一起的是钱大钧，他原是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从1935年冬开始，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卫队长、侍卫长。去年12月“西安事变”时，钱大钧和蒋介石一起在西安。12日晚上，钱大钧一闻警讯，立即下令其警卫队抵抗事变的发动者，他因此受伤被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于12月27日获得释放。从此，蒋介石把钱大钧视为心腹。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打杀汉奸，打杀汉奸，汉奸是当前的祸患……”
雄壮而愤怒的歌声，扰乱了蒋介石的静养，他微微睁开眼睛，见一支由万余名青年学生组成的学生军，一个个背负背包，肩扛枪支，正朝气蓬勃地与蒋介石乘坐的轿车相向前进，开赴抗日前线。沿街的市民们目送着士兵们走过去，一个个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
善于察言观色的钱大钧，见蒋介石的脸上流露出因歌声的骚扰而引起的不悦，赶忙吩咐驾驶员将轿车折向左边马路，与学生军分道了。
蒋介石无精打采地打了个呵欠，声音沙哑地问钱大钧：“慕尹，今天是星期几啦，唵？”
“报告委座！今天是11月4日，星期四。”钱大钧毕恭毕敬地回答，“日子过得真快啊！再过三天，‘卢沟桥事变’整整四个月了。”
“委座！到了，请下车。”钱大钧先跳下车，然后轻声细语地向半醒半睡似的蒋介石报告说。
蒋介石又打了个呵欠，慢慢走下车来。他抬起手腕看看表，8点整，距离接见陶德曼的时间还有30分钟。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见蒋介石进来，一起起身迎接。
钱大钧当侍卫长近两年了，十分熟悉蒋介石的生活习惯。他知道蒋介石从1934年2月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以后就不喝茶，给蒋介石倒了杯白开水，就蹑手蹑脚地退出门去。
“今天啦，唵，德国陶德曼大使，这个这个，是为中日停战和谈而来。”蒋介石坐在黑色皮沙发上，向孔祥熙和陈布雷各扫了一眼，“你们要认真地听，这个，唵，还要认真的思想，不要轻易表态。”
“委座说得对！”孔祥熙对他这位襟弟的话，不仅一味顺从，而且总是加以引申或补充，“事关党国前途命运的大事，需要三思而后行。”他想了想，接着说：“委座！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赴比利时开会去了，是否通知外交部次长徐谟来，让他参加接见？”
得到蒋介石的首肯，瘦骨伶仃的陈布雷，轻飘飘地走到电话机旁，给徐谟打电话。
孔祥熙想到汪精卫过去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主席，担任过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现在是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便对蒋介石说：“根据汪先生在党国的地位和影响，是不是让他也参加这次接见？请委座酌定。”他见蒋介石不吭声，感到失言。
蒋介石说：“中日和谈，唵，暂时对任何人都保密。”
孔祥熙会意，马上接腔：“明白了，对亲日派尤其如此。”
8点25分，蒋介石偕同孔祥熙、陈布雷和徐谟来到办公楼门口，恭候陶德曼和使馆一等秘书霍斯廉的驾临。陶德曼走下车来，与主人握于后，没等蒋介石打招呼，就傲慢地走在前头。蒋介石很不高兴，向前急跨三步，与陶德曼肩并肩地走进他的会客室。
宾主坐定，陶德曼用英语与蒋介石交谈。徐谟担任翻译，陈布雷和霍斯廉做记录，分别记录着各自所需要的内容。
“本大使遵照敝国元首希特勒将军阁下的指示，特地前来会见蒋委员长和在座诸位阁下！”陶德曼说到“希特勒”的名字时，与霍斯廉一齐起身，两脚“啪”地一靠，约一秒钟的立正才坐下。
陶德曼一字一板地说：“昨天，敝国政府获悉了日本政府关于中日停战和谈五项条件，特地委派我转告贵国政府。敝国政府十分愿意从中斡旋，特命本大使为代表负责联系。为了中日和平，本人十分愿意效劳！”
“卢沟桥事变”以来的近四个月中，蒋介石虽然被迫接受抗战，但他一直抱着停战和谈的妄想，利用当时中日双方仍保留的外交关系，暗地里多次通过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向日本提出和谈要求，但日本侵略者正在做着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美梦，对蒋介石的要求不予理睬。近两个月来，蒋介石盼望着有第三者从中斡旋，促进中日停战和谈，曾经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身上，但他们都以种种借口而予以拒绝。他也想到过德国，但考虑到他与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怎么会为中国解危呢？终于没有开口。现在，上帝保佑，德国居然主动为中日和谈斡旋，真是求之不得啊！
蒋介石听了陶德曼的一席话，无比激动地说：“贵国元首阁下和大使阁下，这个这个，唵，一贯同情敝国，唵，支持敝国！我谨代表敝国政府，向元首阁下和大使阁下，这个这个，唵，表示深深的敬意，表示深深的感谢！”
蒋介石讲话，如果没有秘书效劳事先写出讲稿，往往说了上句，习惯地用“这个这个，唵”调整一下脑细胞，才能把下句话连接上来。徐谟自然不会把“这个这个，唵”翻译出来。可是，陶德曼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办事认真，偏要打破沙锅问（纹）到底。他面向徐谟，笑着问道：“请问：刚才委员长说了两个‘这个这个，唵’，是什么意思？”
要是碰上别人当翻译，也许会卡壳，好在徐谟的脑子还挺灵活，不慌不忙地说：“因为委员长今天很高兴，对贵国政府很感激，他连说两次‘这个这个，唵’，是表示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感激哩！”
“啊，原来如此！”陶德曼也连说两次“这个这个，唵”，接着哈哈一笑，“今天我也特别高兴啊！”
中国主人也都笑了，不过每个人笑的含意不一样。蒋介石是感到不好意思的一声苦笑；孔祥熙看到他这位襟弟没有当场出丑，是如释重负的一笑；陈布雷的笑，是称赞徐谟的随机应变；徐谟感到自己很能干，他的笑是自我陶醉。
不管大家怎么笑，气氛总是活跃的。但是，当陶德曼把日本的诱降条件转告给中国主人时，会客室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
一、承认伪“满洲国”；二、承认内蒙古自治与华北汉奸政权，并允许日本在两地区驻兵；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四、停止反日；五、必要的赔偿。
大家都在思考着：这些条件能够接受吗？蒋介石想：第一、第二条，与他多次向日本提出的“恢复战前状态”的要求基本上一致；至于第三条，是他多年的愿望；第四条呢？只要你不再打我，我自然不会反你；只有第五条，应该讨价还价一番，因为他和孔祥熙所掌握的国库，几乎是空空如也，要赔偿，简直是要他的老命呢！
蒋介石这么一想，满面笑容对陶德曼说：“请大使阁下，唵，转告贵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这个这个，中国政府愿意接受这些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历史的发展是如此曲折！抗日战争刚进入战略防御阶段，一股破坏抗战的逆流，就这样从阴暗角落里冒出来了。
“什么时候开始谈判呢？”陶德曼问。
蒋介石想了想，说道：“今天啦，唵，是11月4日，要等到15日以后才能作出答复。”
蒋介石的话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原来，“九国公约”签字国除了日本，借口它的对华侵略行为所谓自卫，不在公约的约束范围之内而拒绝出席外，中国、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八国的外交部部长，于昨天上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中心议题是反对日本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侵略行为。会议定于15日结束，如果与会诸国能够采取有力措施迫使日本停止侵华战争，那么，中日停战议和岂不是多余的吗！
陶德曼没有意识到蒋介石寄希望于布鲁塞尔会议，但对他的答复很不满意，说道：“贵国有句俗话，叫做‘夜长梦多’。时间拖得这么长，只怕对贵国不利。”
蒋介石说：“中日和谈，事关重大，我得花时间与各界领袖人物商量，以求得各界的支持。这个，唵，希望能够得到日本政府的谅解。”
孔祥熙觉得蒋介石词不尽意，补充说：“首先希望得到大使阁下的谅解，并希望在日本方面多美言几句。”
陶德曼说：“好吧！我把贵国政府的打算转告日本政府，看他们的意见怎样。”
蒋介石担心中日和谈，影响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转弯抹角地说道：“我们愿意与日本和谈，但不能涉及中国与第三者之间的协约。”
陶德曼会意，说：“委员长知道，敝国与日本都是反共的，我们两国已于去年春天签订了反共协定。不过，中日停战议和，这与中俄互不侵犯条约并不冲突。”
蒋介石如释重负地嘘了口气，笑着说：“这就好，唵，好极了！”
会见约一个小时结束。蒋介石送走了德国使节以后，带着钱大钧，精神振奋地回到黄埔军官学校。
10点30分左右，蒋介石正在批阅文件，钱大钧走进来报告说：“委座！汪主席来了。”
蒋介石一愣：汪精卫不请自到，来干什么？他说：“你告诉他，唵，就说我不在家。”
钱大钧朝门口望了望，低声说：“他已经进来了。”
蒋介石赶忙起身，装出满面笑容，说道：“哦！兆铭兄来了，坐，唵，请坐！”
汪精卫比蒋介石大5岁，但是，看上去不过40来岁，显得比蒋介石年轻多了。当蒋介石眼光落在汪精卫的满头乌发上时，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光头，想起曾经拒绝宋美龄要他按照汪精卫的发型配制假发的事，不觉神经收缩，很不是滋味。但他显得很亲热，亲自给汪精卫倒了杯茶。
汪精卫已经获悉蒋介石秘密接见陶德曼的事，心里很不高兴，但他丝毫小露声色，笑着说：“有件事向蒋先生报告，打扰你一会儿。”
“好，好，唵，什么事？我们商量商量。”
汪精卫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中日停战和谈，而是东扯西拉谈前线战事，当谈到淞沪抗战时，他说：“日军已经集中10万陆军，300多门重炮，200余辆战车，300多架飞机和70多艘兵舰，正向上海发动全线攻势。面临这种严重局势，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全面撤退，你的意见怎样？”蒋介石说，“如果你不来，这个这个，我准备下午去你的官邸和你商量哩，唵！”
汪精卫想到蒋介石一直没有把他这个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放在眼里，抗战爆发近四个月来的大小战役，从来没有单独与他商量过，明知蒋介石口是心非，口里却说：“感谢蒋先生对我的尊重！至于淞沪抗战，为了避免守卫淞沪的40万官兵和上海老百姓遭受更大的牺牲，我完全同意全面撤退。”他想了想，接着说：“一旦上海失守，就严重威胁着南京，下一步该怎么办？”
“是呀！”蒋介石说，“面对严酷的现实，这个这个，唵，应采取怎样的对策，需要认真研究研究。”
“对策不是早就有了吗？”
“这个，这个，什么对策，唵？”
“岳军兄提出的‘十四字国策’。”
原来，1937年7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日本的政策时，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的张群出了个主意，叫做“和必乱，战必败；战而后和，和而后安”。张群解释说：“现在全国抗战的呼声很高，如果国民党不高举抗战这面旗帜，而去同日本政府讲和，势必遭到四万万同胞的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就不好维持。这就叫做‘和必乱’。但是，要抗战，必定被日军打败。那么，怎么办呢？为了适应同胞们的抗战情绪，我们先跟日本打一阵，眼看打不赢了，就赶紧停下来同日本讲和，这就可以使国家的局面安定下来。”尽管张群的假抗战真投降的主张，遭到与会者中的许多人的反对，但庐山军事会议之后，却被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定为一项“临时国策”。
蒋介石说：“嗯！岳军说‘战而后和’，这个这个，现在是讲和的时候吗，唵？”
汪精卫说：“中日开战近四个月来，大小战争打了几百场，我们打赢了几场呢？蒋先生是最高军事统帅，比我更清楚。”
“这个啦，唵，我们希望和谈，如果日本不同意呢，唵？”
“日本不是早就同意了吗？”
“哦！”蒋介石一怔，“这个，这个，兆铭兄是怎么知道的，唵？”
“陶德曼不是已经当面通知你了吗？”
“这个，这个，唵……”蒋介石脸皮一阵发热，无言对答，下面的话“唵”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