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汪精卫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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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重光会谈,“艳电”出笼(1)

一到底卖国的是谁

一个人很难同时获得相互敌对的两个上司都信任。难就难在没有一个特殊手腕,同时讨得两个上司的欢心。

可是,周佛海和梅思平却有这个本领。

梅思平现在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专员。高宗武肺病复发后,经周佛海分别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推荐,由他接替高宗武往返于上海与香港之间,继续与驻在这两不地方的日本有关人士秘密联系。

在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守和25日武汉失守之间的四天内,国民党设在武汉地区的机关,都惊慌失措地搬迁到了重庆。

11月1日上午,蒋介石把周佛海叫到他的曾家岩官邸,问道:“佛海!怎么梅思平还没有回重庆,唵?”

“估计梅思平快回来了,他一定会带回让委座高兴的好消息!”周佛海语意诚恳,“他临走时,我一再嘱咐他:这一去决不能辜负委座对你的期望。”

蒋介石满意地点着头,高兴地说:“好,好,唵,我相信你,也相信梅思平!”

同一天下午,汪精卫把周佛海叫到他的上清寺官邸,问道:“周先生,怎么梅先生一去两月无消息?”

“没有消息,就意味着有好消息!”周佛海同样语气诚恳地说:“我曾经反复对他说过:一定要以出色的工作成效,获得汪先生的信任。”

汪精卫欣然一笑,说道:“周先生和梅先生都是信得过的同志。”

第二天下午,梅思平从香港飞回重庆,果然带回使蒋介石和汪精卫都高兴的消息。

傍晚时,周佛海领着梅思平兴冲冲地来到汪精卫官邸。梅思平把一只制作精致的黑色小皮箱递给汪精卫,笑着说:“这是多田骏将军赠送给汪主席的一台发报机。”

汪精卫喜笑颜开地打开小皮箱,见里面装着一台小巧而功率很大的发报机,乐陶陶地说:“多田将军想得真周到,我们正需要一台发报机与各方面秘密联络,这真是雪里送炭,太感谢了!”

接着,梅思平将日本政府计划于1938年11月3日正式公布的声明手抄件,也就是近卫内阁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前一天送给汪精卫。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日本政府终于按照汪主席的愿望发表了这个声明。”梅思平脸上露出居功自满神色,“昨晚9点,日本外务省将声明密告给香港领事馆,我10点获悉,为了早点让汪主席知道,今天就赶回重庆了。”

声明首先对蒋介石进行武力恫吓:“如国民政府继续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彻底崩溃为止。”声明接着说,为了“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蒋介石“抛弃以往的一贯错误政策”,“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和谈停战“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改变了1月16日近卫内阁第一次对华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

“日本的声明,对老蒋是麻醉剂,对我们是极大的支持。”汪精卫脸上的线条不断变化着,由微笑变成欢笑,又由欢笑变成激动不已,起身紧握着梅思平的手说:“我为梅先生获得这么好的成绩而高兴!”

“成绩归功于汪主席的盛威,我只不过做了点联络工作而已。”梅思平受到汪精卫的称赞,想到由此带来的飞黄腾达,喜形于色地说,“我要向汪主席报告的第二个好消息是,日本政府为了早日建立以汪主席为首的新政权,已指定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为日方和谈代表,就有关事项与中国达成协议。影佐和今井计划在近日内由东京到达上海,等待我方派代表与他们正式会谈。”

“好!”汪精卫兴奋地叫了一声,喜滋滋地站起身来,昂首挺胸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我的意见,以梅先生和高先生为我方和谈代表,如果高先生的疴隋有明显好转的话。考虑到梅先生不懂日语,派周隆庠先生做梅先生的翻译。’他止步望着周佛海,“周先生的意见怎样?”

“完全同意汪主席的安排。”周佛海频频点头。他把脸扭向梅思平:“你近来见到高先生吗?他的病情怎样?”

“高先生的病经过三个多月的疗养已基本好了,近半个月内他一直与我一道开展工作。”梅思平说,“因为高先生已经辞去亚洲司司长职务,不便回重庆见蒋先生,就由我回来报告。”

“关于和谈的具体内容,缓日再详细讨论确定。”汪精卫看看手表,正是晚上7点,“时间还早,建议二位立即去见老蒋。”

在曾家岩官邸,蒋介石独自接加拿大医生。见周佛海和梅思平。他看了日本的声明,尽管对开头几句军事恫吓的话不满意,但想到日本政府终于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放弃了在中旧建立新政权的设想,他的心胸有如波涛万顷,不禁涌上了一股豪迈而又微带辛酸的感情。可不是么?从近卫内阁第一次对华声明发布以来,他由惶恐、焦急、苦闷和嫉恨伴随着度过了难忘的九个多月,如今日本终于改变了政策,这意味着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我蒋某的威严、实力、才智和策略不可战胜!你日本一个声明就能把我蒋某摧垮么?哼!事实证明没那么容易!此间苦乐,只有蒋介石体会得最深刻。他仿佛是第一次见面似的,又把梅思平打量了一番,兴奋地说:“祖芬啦,唵,你干得很不错,这个这个,为党国立了功,唵!”

蒋介石对梅思平的话感到满意,说道:“你继续与日本有关方面的人士联系,唵,我们的态度,绝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是啦,唵,绝不能在反共之后再和平。这个这个,只要能够停战,我们必然进行反共!还有啦,关于日本在内蒙和华北驻兵以及满洲独立问题,这个这个,等待停战以后再磋商,唵!”

但是,蒋介石表面上却是另一套。几天之后,在邀请苏联驻华大使奥莱尔斯基、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参加的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声称继续抗战到底,决不接受日本的和谈。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11月18日和20日,又分别获得苏联的武器援助和美国的经济援助。

“祖芬!一个月6000元活动经费,够不够花,唵?”蒋介石怀着好感望着梅思平。

梅思平略微一想,说道:“报告委座!如果把活动范围适当扩大一点,就感到不够花。”

“好,每个月再给你补助2000元。”蒋介石对周佛海说,“你以侍从室的名义,唵,每月向经济部支2000元交给祖芬。”他想到日本将会通过别的渠道,将11月3日的声明直接送到汪精卫手里,为了表白他与汪精卫之间不存在有隔阂,也为了早点给汪精卫泼冷水,说道:“佛海!你立即把日本的声明送给汪先生过目。他是副总裁,等他看了再给庸之和岳军看。”

5日下午,汪精卫夫妇和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曾仲鸣、陈春圃、梅思平以及刚从香港回重庆的陶希圣,在汪精卫官邸就和谈具体内容进行磋商。大家首先听取陈璧君与西南各地军阀密谈的情况。

“他们表示全力支持我们。”陈璧君眉飞色舞地说,“他一再表示,汪先生由重庆到达昆明之后,安全问题他绝对负责;飞往香港或河内的飞机,他负责解决。”

顿时,房间里洋溢着浓厚的欢乐气氛。

“我已分别与四川的几位多次秘密磋商过,他们对汪主席出面主政表示全力支持。”陈公博很兴奋,“可以说,整个四川,除了重庆以外,基本上控制在我们手里。明天回成都之后,进一步与他们联系,制订出具体行动方案,然后向汪主席报告。”

“何键先生也一再表示,一听到汪主席建立新政府,他马上离开重庆投奔汪主席。”周佛海报告说。

“我这次去瑞士、法国、比利时和德国,都是外交部部长接见我,他们都对汪主席怀有好感。”褚民谊详细报告了与四国外交部部长接触的情况后,说道:“回国时,顺便经过广州和桂林,向华、幄奇、健生三位都对我说过同样的一句话:对汪主席的态度永远不会改变。”

后盾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充分体现于在座者坚毅的眼神里,喜悦的脸色上。

“这样,我们可以控制除贵州以外的西南与东南一大片。”汪精卫精神格外爽快,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有日本的支持,有欧洲一些大国的支持,有同内一批有声望和有权势的同志支持,我们不是孤立的。”说到这里,他语调更显得激昂有力,“当然,我们的事业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依我看,大儿不被非议的人都是平庸之辈。世界上一切新鲜的事物,都足在非议中逐渐被人认识。真理,也是在非议中得到确立。哥白尼的日心说,不是在非议中得到认识和确立的吗?国父的三民主义学说,不是在非议中得到认识和确立的吗?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神曲》里有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非议去吧!”

“是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陈公博因过于兴奋,仿佛在舞台上作诗朗诵似的,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朗诵起清代郑板桥的《竹画题诗》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

汪精卫的话和陈公博的诗朗诵,在同路人中起到的作用,就像一泓新鲜的泉水,缓缓地流过心田,清新,舒畅,振奋。

接着,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就缔结中日防共协定、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交还在华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允许日本在内蒙驻兵、除驻内蒙以外的日军撤退、中日联合开发华北经济、临时和维新两个汉奸政权的处理、汪精卫逃离重庆、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权的设置以及它的军队和财政等问题,拟定了一个原则性的方案。

“在会议中,很可能遇到没有想到的问题,那就由梅先生和高先生做主吧。万一需要商量,要周隆庠先生回重庆一趟。”汪精卫嘱咐说。停了停,他把脸转向陶希圣,“汇曾兄!你重返香港以后,把我们刚才所研究的,向顾孟馀、林柏生、李圣五三位先生说说,若他们有不同意见,迅速回重庆商量解决,然后通知在上海的和谈代表。”

第二天,梅思平怀揣着投降方案,心中涌起一股只有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他国时才有的豪情,从重庆飞往香港。几天之后,他与高宗武和周隆庠分别乘日本、法国、英国的轮船从香港到了上海。

会谈地址设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一所无人居住的房屋。它原是一个新加坡华侨的别墅,曾经租给国民党军的一个师长使用。上海失守后,租主一家离开上海,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住过一个多月,从今年一月起它一直空着。别墅四周的水泥墙壁上,布满了斑斑点点的弹痕,仿佛患过天花病者的麻脸。这是日寇在淞沪战争中留下的罪迹。只有大门口上方,那镌刻在青石板上的“重光堂”三个颜体大字依然完好无损。几天前,影佐和今井雇人把房屋打扫干净,又向日本经营的东亚旅馆借来桌椅、床铺、炊具和两个日籍女仆,为会谈做好一切准备。

14日上午8点,日汪会谈开始。会场的布置显得寒酸和单调。会议桌是用两张油漆剥落的书桌拼凑而成,它的四周摆着孤零零的五张骨牌方凳。桌子中央,交叉竖着临时用纸糊制而成的中日两国国旗,不知是浆糊用得过多,还是制作者心粗手拙,旗面很不平荡,宛如两张老寡妇的脸孔,缺少生机和活力。五只盛着泡茶的粗瓷茶杯,傻气十足地张着大嘴,正连连打着冒热气的哈欠。四周的墙壁,因空无一物而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影佐仿佛意识到有什么不祥之兆似的,手在会场空间有劲地画了个弧形,聊以自慰地说:“先生们!会场虽然很简陋,但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协议将在这里产生,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中国新政府将由此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会场,是一个神圣的会场,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会场。”他之所以如此大言不惭,因为胸中无侵略者必败这个真理。

“敝国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说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会场虽然简陋,但今后的重光堂将由此而闻名于四海哩!”梅思平满以为他们即将建立的傀儡政权会长命,“到时我向汪先生建议,将重光堂辟为革命纪念地。”

“好!我建议我们5个人散会后,去照相馆拍张合照,以便今后在这里陈列。”今井甜滋滋地说这话时,自然不会想到这是梦幻泡影,更不会想到1945年的8月21日,他会代表日本侵略者赴湖南芷江洽谈受降仪式。这正是人的悲剧所在。

“亲爱的先生们!日华和谈停战会谈现在开始。我们双方是平等的,不设会议主持人,我作为会谈工作的筹备者先讲几句话。”影佐越说越神气,“双方代表受各自政府的委托,胸怀恢复日华和平的诚意,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欢聚重光堂,其意义非常深远,这将在帝国史上,中国史上,世界史上大书特书一笔,也将为作家们提供一个传世之作的文学创作题材。下面,请华方代表梅先生发言。”

梅思平听了周隆庠的翻译之后,鹦鹉学舌似的也说了一通重光堂会谈的重大意义,接着说:“现在,一个个问题进行会谈。第一个问题,贵国提出的关于‘满洲国’问题,敝国首脑们经过反复考虑,从恢复中日和平的长远计议,承认它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受过大学教育的梅思平,自然知道东北四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但一旦丧失民族气节,心目中就没有维护祖国领土完整这个概念了。此时此刻的梅思平,仿佛是一言定乾坤的权威者,更像在赌场上输掉大批祖业的大赌棍!

影佐和今井听了周隆庠的翻译,高兴地齐声说:“痛快!痛快!”

“第二,关于日军撤退问题。敝国政府要求越快越好,希望在一年之内全部撤完。”梅思平说。

“希望在协约签字生效后一个月内撤离上海和南京,其余的在一年内撤完。”高宗武用日语补充说。

“敝国皇军必须撤离贵国,但撤离时间不宜过急。”今井打着迷人的幌子,“蒋介石手中还掌握有雄厚的兵力,皇军撤退过早,对中国新政权的巩固不利。”

“对!我们看问题要从巩固中国的新政权着眼。”影佐马上搭腔,“敝国的意见,在两年之内,逐步撤离内蒙地区以外的各地皇军。如果新政府计划设在南京,驻在南京地区的皇军可在第一批撤走。”他犹豫了一会儿,“万一新政府建立在前,南京驻军撤离在后怎么办?汪先生考虑过没有?”

“最好设在南京。万一不行,暂时设在昆明或成都,等日军从南京撤走后,新政府再搬迁南京。”梅思平说。

“好!”影佐说,“关于日华缔结防共协定和皇军驻兵内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就一并讨论吧!”

“敝国同意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关于协定条款,以后两国再具体讨论。”梅思平说,“为了中日共同对付苏俄和陕北的中共,敝国同意贵国在适当的限期内,在内蒙驻扎适当的军队。”

“关于防共协定的具体条款,可参照昭和十一年(1936年)11月签订的《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制订。”影佐打开卷宗,拿出日德防共协定念了一遍,“协定的制订和内蒙驻兵问题,留待以后两国再派代表讨论。”

在讨论日本归还在中国的租界地和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时,双方争执得面红耳赤。日本在上海、南京、广州和天津等地都有租界地,这是它侵略中国的据点地区,并由此而产生的日本人在租界地享有的特权,包括人身和住宅不可侵犯,不受中国司法、行政的管辖,免除捐税和服役等内容的治外法权。现在,中国提出收回租界地和废除治外法权,影佐和今井感到非常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