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汪精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满着人名的纸条，将彭学沛、甘乃光、谷正纲、谷正伦、王懋功、王法勤、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白云梯等20多个人的姓名念了一遍，怀着沉重的心情说：“这些同志，现在都在中央机关任职。他们自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冬成立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以来，一直与我们患难与共，肝胆相照。请诸位慎重考虑，这次秘密离开重庆，是否通知他们一道走？”
顿时，大家的思想感情，陷于合而欢与离而悲交织的矛盾之中，房间里显得异常寂静。
“真感到为难。”陈璧君心情十分复杂，“通知他们一道走嘛，他们对重光堂会谈前后的种种情况，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一时难于作出抉择；让他们留在老蒋的网罗中嘛，必定受到老蒋的严重迫害。眼看着他们作无谓的牺牲，我们活着的人，将会遗憾一辈子！”
“这些同志拥护汪主席，也拥护中日和谈，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诚如璧君姐所说，他们没有思想准备，一旦要离开重庆去香港或河内，都敢冒这个风险吗？”陈公博不禁心里涌起一阵伤感，“据我平时观察，他们自从那次成立改组同志会，被老蒋开除过一次党籍之后，都谨小慎微了。”
“的确谨小慎微。比如甘乃光，是行政院秘书长，也是中央部长级，连下边的办事员向他请一天假，他也要征得孔祥熙的同意才批准。真是！”周佛海很担忧，“这些同志处于这种思想状态，一旦通知他们，势必大吃一惊。吃惊之余，难免不与妻室儿女和至亲好友磋商，必然失密。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就糟糕透了！”
“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最怕‘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败事。”褚民谊轻轻摇摇头，“保密范围再也不能扩大了。要注意，人多嘴必杂，难免走漏消息。”
“我现在没有能力保护这些同志，如果通知他们与我一道离开重庆，若途中遇到意外，那才是真正牺牲他们。因此，决定忍心不让他们知道。那么，他们留在重庆，会不会牺牲在老蒋手下？据我分析，未必。因为老蒋是盗世奸雄，他尤其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我离开重庆后，他为了孤立我，打击我，必然会柔和他们，利用和重用他们。所以，我与璧君商量好了，对她的胞妹陈淑君和妹丈谭仲揆，也绝对保密。”
第二天晚上12点以后，汪精卫夫妇领着刚从香港回来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顾孟馀、香港《华商日报》主编林柏生、中央政治会议外交专门委员李圣五来到地下室，先让他们看了重光堂协议，然后研究汪精卫离开重庆后的去向问题。
“依愚见，汪主席去香港好。”李圣五沉浸在判断的思维中，用浓重的山东泰安口音说：“香港是个自由世界，只要有护照，很容易入境。这是一。其次，我与孟余、柏生二兄在香港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万一有什么意外，也容易应付。第三，香港英国政府的秘书长麦思利先生，与我是英国牛津大学很要好的同窗，至少在安全方面，他会助我一臂之力。因此，我认为香港比河内好。”
李圣五原是复旦大学教授，曾经由汪精卫一手提升为外交部总务司长、行政院参事和《中央日报》主编。因此，凡是关系到汪精卫的问题，李圣五都会慎重考虑。因为同样的原因，凡是李圣五的主张，都会引起汪精卫的重视。
“圣五兄的意见值得考虑。”汪精卫沉思一会儿，“孟余、柏生二兄的意见呢？”
“我说点个人浅见。”林柏生欠了欠身子说。“我与盂余、圣五二兄对香港的情况很熟悉，又有麦思利先生的帮助，这两条当然不可忽视。但是，正由于香港是个自由世界，情况相当复杂，可以说，三教九流什么人物都有，尤其是老蒋派有一大批间谍长期潜伏在那里，这一条更大不可忽视。”
汪精卫吃惊地“噢”了一声，一提起军统特务，他就惶恐不安。
“我与圣五兄的意见恰恰相反。”顾孟馀两手放在膝盖上，用平静的声音述说着，“我认为汪主席去河内好，理由也有三条：第一，那里的情况没有香港复杂；第二，那里有朱培德先生的别墅，可供汪主席居住，他家有保镖，比较安全；第三，汪主席曾多次出访法国，与法国上层人物有较多的接触，特别是与法国前任驻越南总督迪高士先生有深交，而现任河内保安局长亚士力克是迪高士的表弟，他必然会为汪主席的安全出力。”
“我同意柏生、孟余二兄的分析。”李圣五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河内与我国云南相距相近，行走比较方便。”
“感谢3位对我真心实意的关心。”汪精卫心里感到踏实，“那我决定去河内。”他扭过脸望着陈璧君，“你看呢？”
“去河内好。”陈璧君说，“3月间我去河内时，朱夫人一再表示欢迎我们去。”
汪精卫一伙又一次躲在地下室里，磋商出逃之计。
“距离10日只有6天了，诸位的家眷都离开重庆没有？”汪精卫的话里充满了紧迫感。
除了曾仲鸣以外，都说自己的家眷已经到了香港。
“曾夫人怎么还不走？”陈公博很担心，“夜长梦多，还是早点离开好！”
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国画家。他无可奈何地说：“这几天，好几位外国朋友向璧君求画，她3天之内还离不开重庆哩！”
“要她抓紧画，争取早点离开这里。”汪精卫心情不安，“诸位在银行的存款都取出来没有？”他见大家回答得很肯定，满意地点点头，“现在已经进入关键时刻，大家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磋商？”
“为慎重起见，我们最好分头离开重庆。”周佛海凝神思索一会儿，“比如我，准备以视察宣传工作为由，计划5日去昆明，也是为汪主席夫妇赴昆明作必要的准备工作。”
“那就请周先生与云南方面商量好，千万不要搞什么欢迎仪式。”汪精卫作贼心虚。他感到让周佛海一个人赴昆明不放心，就说：“我大女儿文惺长到22岁了，还没有去过昆明，她很想去看看那里的风光，请周先生带她一道去那里玩两天。”
“云南方面曾经几次邀请文惺去玩，一直未能成行，这回让她了却这桩心事吧！”陈璧君生怕引起周佛海的误解，赶忙补充一句。
“好，好，一定带文惺去。”周佛海说，“我准备把内弟杨惺华也带去。他是宣传部工作人员，人家不会怀疑。万一有什么变化，就让他回重庆报告。”
“好！”汪精卫想了想，问陈公博：“你打算怎么走呢？”
“我就从成都走。”陈公博说，“汪先生到昆明之后，什么时候去河内，动身前给我一个电报。反正成都是我的天下，迟走一天无妨。”
“这样好。”汪精卫把脸转向褚民谊，“我的意思，请重行兄于近日去香港，然后由香港去广东，要幄奇兄支援我们一笔经费。”
“我后天就可以启程。”褚民谊犹豫了一下，“据我所知，余汉谋这个人，有点像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老板，只怕一毛不拔。”
“他会资助我的。”汪精卫想起他夫妇包庇过余汉谋秘密通敌的罪行，余汉谋会感恩的。但他不便直言，只是说：“幄奇与我有深交，相信他在我面前不会吝啬。”
二这样做最好
凌晨4点20分，汪精卫和陈璧君就悄悄起床了。
“你先去把春圃喊醒起来，再去喊醒孩子们。”汪精卫低声对妻子说。
“我已经起床等了好一阵了，六姑爷！”陈春圃那沙哑的声音从房门外传进来，“看到你们昨夜睡得很晚，不忍心喊醒你们。”
陈春圃准备与汪精卫一道逃离重庆，一星期前就把妻子儿女打发去香港了，从此他就住在汪精卫家里。陈璧君打开房门让陈春圃进来，然后依次到二儿子汪文悌、小女儿汪文恂和朱培德的儿子朱维亮的睡房轻轻敲门去了。
“坐，坐。”汪精卫招呼内侄坐下，然后把一张藤椅搬到他面前，自己坐下。“你今天把三个弟妹送到昆明，明天再送他们去香港，请《华南日报》主编林柏生先生帮忙，安排他们上学。此事在一个星期前林先生回重庆时，我已经与他商量好了。”
“我一定负责到底，请六姑爷放心。”陈春圃恭恭敬敬地说。
汪精卫手指桌子上一口精制的深褐色小皮箱，说道：“这里面装着300两黄金，你把它交给林先生，请他帮我存在金城银行香港分行。”他见陈春圃面有难色，鼓励说：“有赴香港的护照，有中央银行给我签署的证据，你身上还有左轮手枪，保险很安全。”
“好，好！”陈春圃把沉甸甸的皮箱提在手里，试了试重量，又把它放在原来的地方，“六姑爷！您还有什么嘱咐？”
汪精卫望着绘有两仪八卦的天花板，略一思索，吩咐说：“你到了昆明之后，把弟妹们和黄金送到你昌祖叔家，马上去找周佛海先生，他住在金城银行昆明分行楼上。你告诉他，我按原计划在10日离开重庆去昆明，然后要他与我一道去河内。请周先生秘密电告在香港的高宗武和梅思平二位，再由他们秘密电告日本首相，一定要等我到了河内之后，日本政府才能发表支持我的声明。”他停了停又说，“万一有变化，我会给周佛海先生拍电报。”
“老蒋夫妇与何应钦都远在广西，估计不会有什么变化。”陈春圃推测着。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汪精卫一副祈祷的表情。
“下一次与您在哪里见面？”陈春圃闷闷地问道。
“在河内朱培德先生家。”汪精卫看看手表，“4点45分了，你去把司机老王喊起来，开车送你们去飞机场。”
早饭后，汪精卫把大儿子汪孟晋、未婚大女婿何文杰叫到身旁，吩咐道：“我们这个家，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你们兄弟俩都大学毕业，又干了两年工作，应该有个清醒的头脑，有政治敏感，要随时随地，把所见所闻，与我们这次秘密离开重庆联系起来，认真地加以思考和分析，研究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他见两个晚辈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心中涌起一股喜悦，“你们不是都有几个很要好的同学和朋友，是军统的骨干吗？这几天，你们要想方设法，与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系，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掌握到戴笠是否奉老蒋的密令，派人对我进行监视。”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包大洋，“你们每人拿三十块，作为活动经费，让他们吃喝玩乐一番。不够，再回来拿。”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陈璧君与她的侄儿、汪精卫的生活秘书陈国琦，在另一间房子里秘密交谈。陈璧君说：“后天我们就要离开重庆，你分头向厨师潘陵、杂务工李阿六、司机王庚余谈谈。还有卫队长，就是你六姑爷的随身卫士桂连轩，这人枪法百发百中，又勇敢不怕死，对你六姑爷也很忠诚，我们少不了他。你分别与他们谈谈，就说日军很快会进攻重庆，我们一家准备暂时去河内住一个时期。如果都愿意跟我们离开重庆，决不会亏待他们。”她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但是，要千叮咛万嘱咐他们，绝对保守秘密。”
陈国琦想了想，说道：“六姑母！我的意见不宜过急。他们的家属都不在重庆，没有什么牵挂，也不需准备什么；我们10日上午离开重庆，9日晚上跟他们谈也不迟。谈早了，夜长梦多，难免走漏消息。”
“有道理，就按你的意见办。”陈璧君把一包大洋递给侄儿，“你把这一百块大洋交给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先生，请他预购七张10日去昆明的飞机票，就说汪主席要带几个随从人员去云南视察。”
陈国琦刚走到官邸院内的小花园，一辆吉普车开进来，车前的号码告诉他，是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汪精卫的高级秘书曾仲鸣来了。
曾仲鸣知道陈国琦去预购飞机票，忙说：“慢点去，等我向汪主席汇报一个重要情况之后再说。走，与我一道去见汪主席。”
汪精卫正在担心曾仲鸣的家眷是否已经安全离开重庆，一见曾仲鸣就问：“我们的画家带孩子走了没有？”
“走了！半个钟头前走的。”曾仲鸣气色沮丧地叹了口气，“唉！老婆孩子是走了，但不知我自己能否安全离开重庆？”
“什么意思？”汪精卫惊问道。
“昨天晚上，从来不到我家来的戴笠，突然带个随从‘拜访’我来了，而且一坐三个多钟头，直到晚上十点半才走。”曾仲鸣惶惑不安地说，“他一进屋，就要我和璧君陪他打麻将，后来又要璧君给他画了一幅山水画。他娘的！不知姓戴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汪精卫微微皱了下眉头，说：“嗯！值得警惕。”
“戴笠这种‘拜访’，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一不怀好意’。”陈璧君满腹忧虑，“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秘密？”
“用不着大惊小怪。飞机票照常预购。”汪精卫显得很镇静，“当然，戴笠的行动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我们的一举一动要特别慎重。但是，也不必谨小慎微。只要老蒋在10日上午以前不回重庆，姓戴的奈何不了我。”
“国民党领导的军统，居然胆敢监视起国民党的副总裁来了，你能容许？”陈璧君冲着丈夫发牢骚，“亏你这一向还是代理总裁！”
“璧君姐说得有道理。”曾仲鸣在一旁敲着边鼓，“越怕这怕那，越引起人家怀疑。”
“好吧！我把代理总裁的权威拿出来！”汪精卫胸脯一挺，神色威严，“仲鸣你去打电话，先通知戴笠报告军统近来的活动，再通知孔祥熙报告前方战事情况。”
“好！痛快！”曾仲鸣感到扬眉吐气。他想了想又说：“不过，汇报的地点不要在汪主席官邸，最好在中央党部。”
“不！”汪精卫果断地说，“我就是要把他们叫到我家里来，看他们还怀疑不怀疑我！”
上午9点，戴笠乘一辆吉普来到汪精卫官邸。身着黄色呢料军装的戴笠，举手给汪精卫行了个军礼。他知道汪精卫忌讳一个“副”字，没有喊“汪副总裁”，而以中央政治会议的正职称呼，喊了声“汪主席好！”
汪精卫站起身来与戴笠握手，面带勉强的微笑，招呼戴笠坐在他身旁的皮沙发上。戴笠装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说：“我正在找军统重庆特区区长姜绍谟汇报工作，接到曾仲鸣先生的电话，说汪主席找我，把汇报工作放下，马上赶来了。”
“委座外出视察之后，我成天忙于处理党务，忙于解决前方各战区的问题，对军统工作没有过问。不是我不重视，实在忙不过来呢！”汪精卫边说边注视戴笠的脸部表情，“现在请你来，想听听军统近来的活动情况。”
“好，好！我向汪主席报告。”戴笠毫无准备，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东扯一句，西拉一句，说了说军统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况。
汪精卫认为这是戴笠看不起他，联想起往日戴笠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种种蔑视行为，一下子怒火填胸，感到非狠狠地教训戴笠一顿不可，他想了想，说道：“在我们政府首脑机关里，有人私通共产党，你们侦查到没有？”
“没有！”戴笠心里一怔，“是谁？”
“要你答复我！”汪精卫威迫一句。
“我们没有侦查到，这是我的严重失职。”戴笠感到诚惶诚恐。
汪精卫突然提高嗓音，叫道：“你给我把私通共产党的陈璧君抓起来！”
戴笠又是一怔，张口结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不要以为陈璧君是我的妻子，碍于情面。”汪精卫手在桌子上拍一巴掌，“我命令你！快去把她抓起来！”
戴笠自然知道是汪精卫在借题发作，赶忙站起身来，低头立正，说道：“汪主席也是党国领袖，如果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请骂我，打我，处罚我！”
“我既然‘也是党国领袖’，那你为什么老是站在我头上撒屎撒尿！”汪精卫横眉立目地说。
戴笠心想，一定是昨天晚上，他去曾仲鸣家的事，引起汪精卫的怀疑和恼怒，想解释几句，但又觉得越解释越说明自己心怀鬼胎，终于没有开口，只好说：“岂敢，岂敢！我戴雨农岂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你不改变对我的态度，莫怪我对你不客气！”汪精卫又在桌子上拍一巴掌，“蒋先生回重庆后，你可以把我教训你的情况禀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