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汉奸理论是和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东亚联盟”思想密切配合的。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那时他还只是打着“和平救国”旗号，同抗战派进行的只是所谓“和战之争”，汪精卫的论点通过其代言人表述成这样：国际援助不可靠，愈战愈强是假的，阵线论早经破产，抗战已经证明是不能救国的。他们断言：抗战是共产党的阴谋，抗战下去只有亡国，只有对日“和平”才能“救国”。换个说法，就是只有对H投降才有出路。
1939年7月10日，汪精卫在《中华日报》复刊的这一天，就发表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一文。此文不仅全面阐明了汪精卫的“和平理论”；而且把这种“和平理论”与日方的“东亚联盟运动”联系起来。汪精卫对中日关系的根本观念是什么呢？他说：日本是东亚—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走在前列，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国的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与中国为敌。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呢？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而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中国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
按照汪精卫的逻辑，中国只有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成为日本的附庸，才能“强盛”起来，这是典型的奴才哲学。汪精卫由此出发，进而回顾数十年来的中日关系，他有意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界限。大谈什么：中日关系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趋于恶劣，系误于一种循环论。例如日本说：中国排日，是“九一八”事变的起源；中国说：日本侵略，是排日的起源；日本说：中国要抛弃以夷制夷政策，才能使中日关系好转；中国说：日本要放弃对于中国的野心，才能使中日关系好转。诸如此类，都是互相期待，互相责备，以致愈弄愈糟。在这里，汪精卫简直足以第三者的身份指手画脚，不仅对侵略者的鬼话奉若神明，而且对近卫声明百般讨好地说：日本既然声明，对于中国没有野心，而且伸出手来，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亲密合作，中国为什么不也伸出手来，正如兄弟两个厮打了一场之后，抱头大哭，重归于好。通观全文，虽未出现“东亚联盟”字样，但确是地地道道的“东亚联盟”思想。
1941年11月，汪精卫在《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训词》中，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强拉在一起，并提出“东亚联盟运动”的四大纲领，那就是“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他还继续发挥说：大亚洲主义为东亚联盟的根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的具体实现。这一番话标志着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汪精卫所标榜的“政治独立”，是在承认日本在“东亚联盟”内居于指导者地位的前提下，因此这个口号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汪精卫说：日本是东亚的先进国，东亚而有联盟的设立，则日本以其先进国的资格，对于后进国居于指导者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汪精卫深知从抗日到亲日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不容易通过的，因此提出了“政治独立”的口号，这个口号主要是用来欺骗中国人民的。对此，他说得很明白：和平运动要使全国民众由抗日一变而为亲日，这不是泛泛然便可以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白认识全国民众为国家民族求独立自由的意识，善为诱导，使之用于亲日，而不用于抗日……我们必须使大家知道，求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东亚联盟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提起大家积极的精神，以一样的精神用之于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也用之于促进东亚联盟，舍此别无他道。原来如此，“政治独立”只是幌子，欺骗中国民众才是他的真意。
为了解除日本担心“中国政治独立了，会不会改变方针，与欧美联合”的顾虑，汪精卫向日本拍胸担保说：这是绝对不会的，因为联盟纲领，明明白白有军事同盟的一条。军事外交相为表里，有了军事同盟，外交方针绝不会不一致，现在英、美只希望我们两个国家厮打下去，和平运动根本就和英、美路线不相容。
汪精卫深感作为汉奸头子没有实力作后盾的苦衷，在日本主子面前说话就没有分量，因此一再表白：“还都”以来，兄弟常常感觉自己力量微薄，自己所领导的“政府”，也是力量微薄，然而有一点，可以自慰并以告慰于友邦人士的，我们的信仰始终如一，信仰就是力量之所从出，只要本着我们对于“中”日关系的根本观念，继续不断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力量，发展力量。一副奴才讨好主子的乞怜相，和汪精卫标榜的“政治独立”对照，特别刺目。
1941年年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背景下，日本侵略者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和“黄色人种革命”，目标是要把英、美势力排挤出亚洲，从而把亚洲置于日本法西斯统治之下。于是日本又大力推行“东亚联盟运动”。汪精卫汉奸集团的理论，在上述形势下，又有了新的花样：
第一，随心所欲地解释“大亚洲主义”。他们认为它是“东亚联盟理论之渊源”，“东亚民族革命之指导原理，东亚民族对抗外来侵掠主义之自卫手段”。他们还胡诌什么：大亚洲主义是东方的民族主义，是王道的，讲仁义道德的，而西洋的民族主义是霸道的，讲功利强权的。汉奸“理论家”周化人说：西洋思想的最大流毒为功利思想，功利思想的根源，则为西洋的大民族主义。周化人进一步从东方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证说：我们东方的思想，是与天地万物共存的，万类各生其生，各长其长，各不妨碍。在对这种东西方民族主义进行比较后，他的结论就是要“排除西洋的功利思想的民族主义”。由于这时日本已对英、美宣战，汪精卫兴高采烈地叫嚷：中国自从和平运动发起以来所遵守而申明的大亚洲主义，已经由理论时代而进入了实行时代。
第二，宣扬在当前大力推行“东亚联盟运动”，就是为了要实现“东亚共荣圈”的目的。他们明确指出：“世界政治现势趋于集团国家之倾向……东亚联盟之结成，实为必然之趋势，在此世变日亟之际，东亚民族非团结无以自卫，非互助无以共存。”为了论证东亚联盟的必要，他们向沦陷区人民许愿说：“东亚联盟之目的在自卫而非为侵掠，换言之，在求东亚各国兼相利交相爱，以谋东亚民族之共存共荣，在使世界人类各本于其自然之特质发挥其特长，以推动世界之进步。”话是说得娓娓动听的，但“东亚联盟”对东亚各国人民并没有带来什么“共存共荣”，而是屈辱与黑暗。
第三，卖力地鼓吹在现阶段搞“东亚联盟运动”，就是实现“黄色人种革命”。而在这方面汪精卫则特别卖力，把它吹得天花乱坠。汪精卫有板有眼地说：百年以来，英、美两国挟其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双方并进的国策，美洲的红色人种，非洲的黑色人种，澳洲的棕色人种，次第受其摧残，不但国土沦丧，连人种也几乎沦亡。亚洲的黄色人种，亦同样受其厄运。自从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及东亚共荣圈等口号，东亚诸民族认识一条光明正大的道路，向着共存共荣的将来，致其最大的努力。
当然，近百年来英、美帝国主义推行的侵略政策，对上述地区人民带来了灾难，这固然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是，汪精卫把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南进政策，即日本所炫耀的“大东亚圣战”，看做“黄色人种革命”的希望所在和其他人种解放的福音，则是荒谬绝伦的。
汪精卫对日本的南进侵略政策赞颂备至，他被日本侵略军暂时的气势汹汹的“战绩”弄得晕头转向，简直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并把前途寄望于所谓“大东亚圣战”。他危言耸听地说：此次战争若不幸而为英、美所败，则整个东亚民族，将随印度民族及非洲的黑色人种、澳洲的棕色人种，同受奴隶的待遇，整个东亚将永久为英、美的次殖民地，没有翻身的希望。反之，如果战胜了英、美，则百年以来的侵略势力，一扫而空，东亚得到解放，中国得到自由平等。为了把沦陷区的中国人民紧紧拴在日本法西斯的战车上，他们发起所谓“精神总动员”，要求担负“新使命”。要中国人民不惜一切为日本的战争扩张政策卖命效力。
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就是从“和平建国”到“东亚联盟”，到“东亚解放”，最后到实现“黄色人种革命”。他就是这样亦步亦趋地根据日本主子的侵略政策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汪伪政权就是依靠这种汉奸理论，在日本侵略者刺刀的庇护下，勉强维持了5年多的反动统治。
但是这一切，丝毫挽救不了汪伪政权的彻底失败命运。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汉奸末日的丧钟也就很快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