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
中朝边境。
丹东鸭绿江大桥。
我久久地站在桥头，眼睛凝视着远方。
江风森森。
关东的初春，仍是碎雨疏雪，寒气逼人。当远方最后一道白光被夜幕完全吞没了之后，天空和大地就再也分不出界线。只有白茫茫的雪地，此时才无私地奉献出它积蓄已久的光芒，四周的一切被映出了一些形状。
走了一天的路，该找个地方好好饱餐一顿，睡个好觉了。
关东人大多管村庄叫“屯”。我拐下山坡，往屯里走去。
进屯去投宿，要防备着狗。居住在江岸的人家几乎都养狗，这些狗个大体胖，且恶煞煞的，让我望而生畏。若是惹翻了它们，那发狂似的吠叫，震耳欲聋，那张牙舞爪的架势，咄咄逼人。夜里，只要有一条狗叫，全屯的狗都会闻风而动，一拥而上。
住家的房屋外是围墙，有的是用砖石砌的，有的是用泥土堆的，还有一些是用竹棍子之类围成的“篱笆墙”。院子里多是空荡荡的，不见树木，也没有花草。我奇怪人们为什么不搞点庭院经济，好端端地圈进去大片土地，岂不可惜？这样的居家结构，为我的求宿造成了人为的困难。因为首先，我必须要经过这长长的院落，才能来到房屋前，而院门通常是闩着的，且有恶狗把守。屋里也门窗紧闭，我须要站在院落外高声喊叫。但往往一启口，屋里的门还没有开，蹲在院角的狗却已经扑了上来。于是，我不知不觉地有了一种隔墙隔心的感觉：这篱笆墙的影子咋是这么长呀！
终于看到一户农家，院门敞开，并且没有发现狗。我径直走进院落，但里面的屋门却是关着的。我探头往窗户里瞧瞧，看到一对青年夫妇和两个孩子在炕头上吃饭，桌上摆满了不少菜肴，男人津津有味地喝着酒。
来得好不如来得巧！我高兴地敲了敲门。不一会儿，门开了。夫妻俩见是生人，赶紧跨出门槛，女人回身迅即将门掩上，像是怕我闯进去。我看到他们的举动，料想投宿无望了。眼下社会治安不好，人们已不敢随便信赖生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是过路的，走饿了，想要点吃的，我给你们钱。”
男人闻言，二话没说，转身从屋里拿出两个玉米饼，递给我道：“俺家穷，就吃这个。”
我没有接玉米饼，我知道屋里还有好吃的。我故意不动声色地说：“外面好冷，我进屋暖和一会行吗？”女人闻言，急了。她赶紧用身子将门堵住，瞪着我说：“进屋子干啥？你不信呀，俺家真的就吃这饼！”
我哭笑不得，轻轻地摇摇头，离开了。
刚走出不远，柴垛后面突然窜出一条肥壮的大狗，冲我叫个不停。它横在路上，模样极其凶恶。
我看着它，小心翼翼地想从旁边绕过。可气恼的是，它却沉闷地吼叫一声，朝我扑上来！我吓坏了，撒腿就逃。狗拼命地追赶。我跑了一阵，见甩不掉它，干脆猛地站住。狗怔了一下，也猛地站住。我返身欲走，它却欠欠身又要猛扑上来。我觉得应该给它一点颜色瞧瞧，可附近竟然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根木棍。我站住不动，它也站住不动，只是用凶恶的眼睛盯着我吠个不停。相持了几分钟，我突然飞快地从背上取下行囊，高高举过头顶，嘴里像狗一样狂叫着朝狗奔去。狗大骇，掉转头没命地逃走了，一直逃出很远，才敢回头来虚张声势地“汪汪”乱叫了一顿。
“这欺软怕硬的畜生！”我心里骂了一句。
曲曲折折的盘山公路，一弯又一弯。天空没有星月，呼啸的寒风伴着雪花刮得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林子里也不时传出几声古怪而又凄然的嚎叫，令人毛骨悚然。可幸的是，这盘山公路上偶尔有往来的汽车经过，这多少减轻了一个单身夜行人的恐怖感。我试图拦截路过的汽车，可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不知是司机冷心肠，还是司机本身也害怕在这荒山野岭中突然看到这么一个狼狈的独行客而不敢停车。我每次招手的时候，司机反而加大油门从我身边飞驰而过。
走了两个小时，终于翻过了这座黑沉沉的大山。马路边有一家人，没有院墙，屋门竟是敞开的。这户人家有五间砖房，家里人在看电视。
我抖落身上的雪花，走进屋里。总算没有费太多口舌，主人给了我一碗稀饭和四个包子。
吃完东西，身上感觉热乎起来。这时，炕头上一个小伙子问我要去哪里，我回答说去宽甸县城。
“哟，还有七八十里路呢，干脆在俺家住一宿明早搭车走吧。”小伙子热情地说道。
不等我做出反应，主人就狠狠地呵斥了小伙子一声，又回转身，有点尴尬地对我说道：
“嘿嘿，要不是家里挤，本该留你住一宿的。好在前面二十里远有一个镇，旅馆多……”
我欣然一笑，背起行囊，问：“稀饭和包子一共多少钱？”
主人爽快地笑道：“不要钱，不要钱。不就是几个包子嘛！”他一边说，一边掌心朝外，轻轻摆动，做送出门状。
闹不清什么原因，我还是坚持给了主人两元钱。
顶着风雪，我又一头扎进了黑沉沉的夜幕中，赶到小镇时，已经是子夜了。镇上唯一的旅馆大门紧闭，叫破嗓子也没人应。正当我万分沮丧时，从墙角边钻出一个人来，把我吓了一大跳。这是一个“双头人”，他长着两个脑袋，左太阳穴处多了一个小脑袋，有乒乓球大，鼻子、眼睛、嘴巴都很分明。
我惊异地盯着他。
“你别怕。”他三十多岁的年纪，口齿很清楚，“我也是住店的，刚才已叫了半天，没人给开门。”他一边说，一边用“狗耳帽”遮了遮小脑袋。
“那怎么办？”我哈哈手，战栗着身子说。
“在这蹲着呗，墙角还挡点风。”
我无可奈何地蜷在墙角，双手插进袖筒里。
“你是哪里人，怎么称呼你？”我没话找话，想以此来忘却寒冷。
“叫我怪头吧，村里人都这么叫我。”
怪头告诉我，他是夹皮沟村的人，他们那里交通很落后，每年种的西瓜，如果没有商贩去收购，就全烂在地里。山楂是他们那里的特产，但是销不出去，价格贱死了，每斤只卖九分钱。怪头还告诉我，他养过羊，但是没有草地，只能在山坡上放牧，结果羊把树苗啃光了，得不偿失。现在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背井离乡，出外找活路，留在家里怕是一辈子也富不起来。
“夹皮沟是不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那个地方？”我问。
“不是。”他摇了摇头说，“东北的夹皮沟可多了。有丹东的夹皮沟，有通江的夹皮沟，有浑江的夹皮沟，有延吉的夹皮沟……你指的那个夹皮沟在牡丹江。”看来他对夹皮沟这个地名非常熟悉。
实在是冻得受不了啦！怪头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子，对我说：“咱们去弄点柴烧火烤烤吧！”
我很赞同。于是，我们来到附近的农家，在这里，几乎每家的门前都堆满了柴火。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人扛了一捆就走。我们选了一个避风的野地，将柴火全部点着。
好大的火哟！我们身上的寒气顷刻之间就被驱散得干干净净。
沿着江岸又走了几日。鸭绿江时宽时窄，对面朝鲜的村庄大多很整齐，布局可能是经过统一规划的。
连续的晴天，天空蓝闪闪的，面前的山野弥漫着微微的热雾，颇有几分边陲情韵。
一天中午，路过一个小镇。镇西口的宣传栏里，赫然贴着公安机关的告示，内容大意是“不准无证过境，不准以物易物，不准在边界拍照”之类。读了告示，多少让我感到一些紧张和恐怖的气氛。可看看边民，却像无事一样。两岸洗涤的女人，嘻嘻哈哈，显得亲密无间。也难怪，中国和朝鲜，人民之间朋友加兄弟嘛！悠悠鸭绿江，绿水把问候送过来，碧波把祝福递过去。于是，我开始有点理解为什么自丹东一路北上竟没有一个巡逻兵？敢情是中朝友谊地久天长呀！
镇长接待了我。他叫管理员带我去食堂吃了一顿丰盛的“工作餐”。吃完饭，要走的时候，我问管理员该付多少钱？管理员做不了主，便跑去问镇长，转回来告诉我说不用付钱。但当我走了一段路之后，发现管理员骑着自行车追赶上来，他拦住我说：“同志，按规定你要付五角钱。”我觉得有点奇怪，刚才为什么不要？我掏出五角钱递给他，管理员接过钱，笑悠悠地对我说：“本来收不收都无所谓，区区伍角钱嘛，不过，这也是纳税人的血汗钱。”他朝我挥挥手，跳上自行车走了。
往前走不远，是一座中朝两国合资兴建的发电厂。接近大坝时，看到路口竖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大坝警戒区，严禁无证通行。
我想绕路而行，但除了高高的山崖，并不见任何通道。正犹豫着，岗亭里一名威风凛凛的哨兵朝我行了个持枪礼，高声问道：“你有通行证吗？”
“没有。”我站着不敢动，朝哨兵摇摇头。
“请过来办证。”哨兵向我招呼。
办证很简单，无须任何手续，报个姓名，交三角钱即可。哨兵一边开证，一边向我解释：“这钱我们要交给厂保卫处和劳动服务公司，不是我们要收的。”
我不禁笑道：“管他谁收的，区区三角钱，换来如此方便，真是太妙了。”
开好证，哨兵叮咛我：“上坝以后，不要往东走，那边是朝鲜管辖的。”
我扬了扬手里的纸片，问：“我把通行证交给谁？”
哨兵很幽默地说：“你留作纪念吧，反正我给你开证时已经查过了，允许通行。”
登上大坝，我的眼前顿时一亮：水库里白皑皑一片，整个江面都被冰雪封冻了，中朝两国的陆地被自然地连在一块儿。
我高兴极了，顾不得细看一眼大坝，就匆匆地跑下舷梯，来到冰层上。水库两岸是连绵的大山，如果不是冰雪封江，怕是无法行路的。冰层上有不少行人，一时分不清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他们有的步行，有的赶着牛车，有的骑着自行车。最令我惊奇的是狗爬犁，人们把狗套在拉爬犁的绳套里，像套马拉车一样。也在狗的脖子上扣上夹板，拴好肚带，或两条狗拉一个爬犁，或多条狗拉一个爬犁，赶狗爬犁也像赶牛车马车那样手里握着鞭子吆喝。不过看上去比赶牛马车省力多了。狗比马比牛都要通灵，用不着鞭子抽，只需握着鞭子做做样子罢了。
我来到一位赶狗爬犁的老汉面前，问他能否带我一段路。老汉爽快地应了一声：“坐好了。”鞭子一甩，嘴里吆喝一句：“驾！”狗便撒欢地跑了起来。起初，我没坐稳，“扑通”一声摔了下来，虽然摔得不轻，但并不觉得疼。抹一把嘴边的雪水，又爬了上来。在冰上坐狗爬犁，对于我来说，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黄昏时，狗爬犁在江边的一屯子附近停下来，老汉一边为狗松绑，一边问我愿不愿意到他家做客。我自然是喜出望外，赶紧点了点头。
屯子不大，约十几户人家，房屋多是破旧的木房草棚，依山而砌，没有墙院。我喜欢这类格局的村庄，它可以为我与人们交流提供有利的条件，虽然看上去有些简陋，但更多的却是朴实和亲切。
赶狗爬犁的老汉一家三口人，除了妻子外，还有一个十五周岁的儿子。
“不好意思呀，没什么好招特的。”老汉忙乎了一阵，酒菜端上桌，说：“尝尝鸭绿江里的鱼，味道还不错呢。”
我吃了一条油炸的小鱼，味道果然鲜美，问：“江里的鱼很多吧？”
“不多，不多了。”老汉咂着嘴，像是很遗憾的样子：“几十斤，百多斤的大鱼早就不见了。”
刚吃完晚饭，天就完全黑了下来，老汉擦燃火柴，点着油灯，抱怨道：“你瞧瞧，俺们这儿守着电厂却不通电。”他说着，伸了个懒腰。自个儿爬到炕上睡下，只一会儿工夫，便鼾声如雷。
我看看表，才晚上七点多钟，无论如何睡不着，便将油灯移到炕上，蜷缩在被子里，开始写笔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纸和笔成了我旅途中的伙伴，帮助我度过了许多难耐的夜晚。
老汉的儿子叫古古，他见我写字飞快，甚为惊异地说：“你写字好快，又不照书抄，啧！”
我抬起头来，看了他一下，亲切地问：“你读几年级了？”
古古不好意思地搔搔脑壳，说：“去年刚念完四年级就不念了。”
“你现在干什么呢？”我一边写，一边问。
“玩呗，我喜欢捉鱼。”小家伙凑近我，闪着眼睛说，“刚才吃的鱼，就是我捉的呢！”
我笑了，问：“你在哪儿捉的？”
“那边。”古古用手指了指，“和朝鲜的小孩一起捉的。”
“是么？”我放下手里的笔，不禁问道，“你过去捉鱼没人管吗？”
“才没人管呢，我常过去。”古古得意地告诉我，“不过，朝鲜的小孩不敢过来，他们那边管得可严了。”
“哦，都怎么个严法？”我饶有兴趣地问。
“那谁知道？反正他们不敢过来。”古古打了个呵欠，懒懒地说。
“睡觉吧。”我笑笑，吹灭灯。
火炕很热，比城里的电热毯要温暖得多。不仅暖在身上，而且暖在心里。
第二天早晨，天纷纷扬扬地洒了一阵雪花，但很快就放晴了。下乡搞社教的李同志今天要回城去。他本来是骑自行车的，却非要陪我走一段。我们踏着冰层，沿着有车轮印痕的冰道往前走。老李告诉我，这里江岔很多，不熟悉很容易走到朝鲜境内去，朝鲜对边境管理很严，走过去会引起一些小麻烦。我们同行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李同志骑自行车往另一条江岔子奔乡政府去了。
我一个人继续往前走。两岸的景致差不多，都是山冈和悬崖。鸭绿江宽的地方有两三里，窄的地方却只有二三十米，有好几次我甚至想上对岸看看，但是不敢，这毕竟是两国之界呀！
迎面远远地走来一位军人，等他靠近时，我才看清楚是朝鲜人民军的一个小军官，他穿一身并不太整洁的制服，腰间扎着皮带，显得有点神气，但比起我们人民解放军来却要逊色得多。他走近我身边时，突然朝我大喝一声，我吓了一跳，连忙站住，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离祖国甚远，但距朝鲜陆地却只有十米左右。然而，鸭绿江是界江，只要不接触对方国土，就不算越境，心里就踏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