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硕的寂静勾略出一道道孤独的弧线。
烧烤摊恢复了夜晚的繁华，“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有这么多美女。”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我仿佛是在哪里见过，报纸，电视？我懒得去追究这些，有的男人下了床还得义正言辞地回到讲台上传达孔孟之道，我翻个身就忘了他们的长相。
“美女是多，不过，这里面肯定没有一个是干净的。”一个胖子紧随其后，点头哈腰的样子早已司空见惯。
“来来，周总，这边请...”
“那可不一定哦，哥哥，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我笑了起来，这润润的声音充满了红色灯光的气息，我敢断定那个眼镜男人体内正燃烧着热烈的火焰，他的手总是有意无意的甩前甩后。
“还挺滑”。他阴阴地笑了起来，我看到他脸上的皱纹，大概50多岁吧。
我看过不少国外所谓的动作电影，专门学习这种羞答答的表情，随着脸一热，我有点害羞，在这个撩人的夜色里他疯狂得几乎歇斯底里了，直到双方都筋疲力尽地瘫了下来，我终于结束一天的工作，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
我在满是灰尘的阳光里打了个哈欠，回到家洗个澡好好的睡一觉。
18岁那年，我终于毕业了，拿着录取通知书飞奔到家里，父亲正在炒着菜，两个弟弟在家玩游戏，家里充满了油烟味，锅碗瓢盆的交响曲奏出了父亲喜悦之情。这个家总算有生机了，平日里沉默的父亲也在今天说了不少话。爷爷奶奶给了我100元钱当作路费，告诫我要好好学习，为祖上争光。为了这个大学，父亲决定大办一场，请上家里所有的邻居，亲戚朋友全来吃上一顿。
那个夏天，黏糊糊的，湿漉漉的，像极了长舌妇卷曲的舌头，到处充斥着长舌的蝉儿躁动不安的叫声。
升学宴是在一个破旧的饭馆举行的，来了一堆我不认识的亲戚朋友，但是有一个人我是认识的，徐老头。他拿着烟锅在饭桌上吞云吐雾，跟一群妇女说长道短，时不时的往我这里瞟一眼，他每看我一次就像一块巨石砸向我的心脏，让我喘不过气。
一群满脸黄褐斑的女人围着我父亲说“哎呀，老肖有福气啊，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啦，我们家那不争气的东西愣是读不进去书”。
父亲笑着扎巴扎巴的抽着烟，点点头。
饭吃完了，鞭炮也放了，只听见一群妇女七嘴八舌的说：
“肖林啊，你以后出息了可不要忘了你三婶啊。”
“我家东狗子的工作可就拜托你啦”。
“出息啦，肖林真是出息啦，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了不起啊，哈哈哈”。
我看到她们笑得那么夸张，也附和着她们笑了起来。
“哪里哪里啊，这都是托大家的照顾才有今天，主要是运气好，运气好，呵呵……”
那些妇女嗑着瓜子东一下西一下的离开了，偶尔发出诡异的笑声。
“哎，我跟你说，那女子的娘，是个烂货，跟着好几个包工头睡觉，下头都睡烂了”。
“你看看肖林那女子，才18岁，面前长那两坨就那么大了，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哈哈哈哈”。
“哦哟，考个大学有撒子了不起，再了不起也只是个女娃子，将来还是要服侍别人的”。
她们你一句我一句，勾肩搭背的离开了。
那些个女人们在不断挑衅我的幻觉，她们唧唧喳喳说着成年人的私房话，伴随着左膀右臂的摇摆构成了她们欢快的曲子，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呜咽般的悲伤，谁也不知道她们的老公昨天躺在哪个女人的怀里。她们无光无神的眼睛不知道在看什么，起早贪黑不知道在忙什么，男人们从她们身边经过甚至不会看她们一眼，她们是主流之中被人遗忘的部分，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同情她们。
很多人只能看到别人帽子上的灰，却看不到自己鞋上的泥。
那几个喜欢闲言碎语的妇女中，有一个是我三婶。
小时候我去家后山割草，那里的树林密不通风，草割到一半时我突然听到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我分明听到三叔躲在草丛里跟一个女人翻来滚去，那个女人是隔壁村的妇女主任，我们叫她王大婶。
我兴高采烈的跑回家对奶奶说“三叔和王大婶在草丛里玩游戏呢，我王大婶厉害着呢，一把就能把三叔叔的尿捏出来。”
奶奶板着脸说“小娃儿不懂不要乱说，快去把猪喂了”。
“真的呢，三叔的尿还跟平常人不一样，反正跟我的颜色不一样”。
村里的女人们议论着王大婶作风有问题，三婶骂她是个烂货，王大婶义正言辞的说“你男人爱我，你能咋的！”
三婶听了这话后气得喝下了整瓶敌敌畏，在医院输了三天液才活过来。
自从看了王大婶和三叔的事，我断定男人和女人撒出来的尿是不一样的。为了证明我的想法是真的，我专门叫我堂弟撒一泡尿给我看，可他撒出来的跟我是一样的。当我徘徊在华舞汇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有钱人谈天论地时，我想，我跟那些有钱人唯一的相同点应该也就是这泡尿了。
我从小就想做一个男人，所以12岁以前我都是留寸头，经常跟着堂弟们一起站着撒尿，一起去水沟洗澡，为了跟他们下面长得一样，我直接用一个管子绑在自己腰间，光着膀子站在悬崖边上大喊大叫。我曾经也是如此的期冀成长，那个时候喜欢无所不能的孙悟空，喜欢电视里的花木兰，希望成为自己世界的巾帼英雄。
堂弟在14岁的时候就去了广州的鞋厂里面打工，每次回来时还给我带了厂里的饭票。最主要的是给我带了方便面，第一次泡方便面，我把碗里的汤喝得干干净净，心想着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曾经认为，只要读上了大学就可以心安理得享受生活了，读上了大学就有雷都打不动的工作。可是再严密的计划也抵不过时代的变迁，处在深山的我们早已忘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了。
1998年，那年大学还没有扩招，我总算来了，我是一只飞出大山的金凤凰，我期冀着在这片苍穹下飞出自己的领地。
带着父亲的希望，我带着几件衣服只身一人来到陌生的城市。
陈少南没有考上大学。准确的说是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
那是高三下学期，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复习，迎接紧张的高考。
一天傍晚我一个人在家做饭，父亲在别人家做工，漆黑的楼梯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徐老头。
他的到来让我大吃一惊，他手里拿着烟锅，嘶嘶地吸着烟锅上的口水，蜡黄的眼珠不断地向四处张望，我慌张的往外跑，黑暗的楼梯没有灯光，我一个趔趄绊倒在楼梯口，他像饿狼一样把我甩进屋，插上门，徐老头常年干农活，虽然60多岁还是力大如牛，他捆住我的双脚，打了我两个耳光叫我不要喊，他掏出那根皱巴巴的东西，那个东西和我小时候看到三叔的一模一样，几分钟后，他失去了原来的力气，摊在地上，抖了抖裤子上的灰，冷笑道“简直跟你那妈的一模一样啊”。
“畜生！我要去告你！”我哭喊道。
“你去告啊，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做人，这整个村子要是知道你被我徐某人干过，看以后谁敢要你！”他拿出烟锅继续抖着烟袋。
“我就是死，也要拉你做垫背的！”
“行了！”他吼到。
“你他娘的知足吧，你知道这些年你们家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以为靠你爹干个木活就能养活这一大家子？都是老子这些年包工挣的钱在养活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