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历史经验常常是要为当前的实践服务的，需要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里的“实事求是”，严格地说，要求尽量吃透历史和现实这两头，否则不能起积极作用，还会帮倒忙。应该承认，不是所有的历史经验今天都用得上，牵强附会的历史类比于事无补；也不是所有的现实需要都可以找到历史经验，草率地提出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历史经验”更是要不得。今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峻形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对中国理论界提出来的期望、赋予中国理论界的任务是如此的重大，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我们确实要努力避免毛泽东曾尖锐批评的、我们这些比较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容易感染的毛病——那种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不良习惯。
我们现在的处境，同共运史上、我党历史上的“革命低潮时期”是不一样的。如第一，我们现在讲的“低潮”是指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形势是好的，不是处在“低潮”；第二，和夺取政权以前的党不同，我们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执政的党，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第三，我们面临的不仅有一党内部、一国内部的不同思潮和政治派别的矛盾和斗争，还有国际关系、同外国党的党际关系等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在讲思想理论领域的工作和斗争时，不考虑这些不同点，简单套用历史经验，就难免要出偏差，犯错误。
思想理论领域的工作和斗争，是党在“低潮”时期的一条重要战线。这条战线情况如何，关系到整个事业的兴衰成败。共运史上、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上，对于如何走出低潮、摆脱危机、再创革命事业的新局面有不少经验教训，就思想理论领域的斗争来说，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比如：
一、要注意防止两种错误倾向，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低潮时期是革命队伍中思想混乱和活跃的时期。因为高潮过去了，人们“不免要回转去复习基本问题，不免要经过一番新的准备工作，好‘消化’那些极其丰富的教训”。人们对于经验教训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并没有什么坏处。这个时期常常是理论大发展的时期，而没有争论、斗争，就不可能发展。但党不是争论不休的俱乐部。它要战斗，要行动，就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纲领。因此必须批评错误倾向，开展理论战线的斗争。
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非常法令》时期、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历史情况看，革命低潮时期党内和工人运动中很容易产生“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右的表现为悲观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如德国党内的苏黎世三人团、俄国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左”的表现为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如德同党内的颇有些风派特征的莫斯特和哈赛尔曼、俄国的召回派和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接连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在对革命形势、革命前途、革命策略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左”、右倾错误都存在着重大分歧，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革命领袖同“左”、右倾错误主张进行艰苦的斗争并战胜它们，就不可能出现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我们今天仍有必要防止两种（而不只是一种）错误倾向，是由于：
第一，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可能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这是长期以来社会政治生活和党内生活给我们反复证明了的一条重要经验。特别当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的斗争正在势头上的时候，人们为了避嫌、表示“划清界线”，往往不能大胆提出这个问题，这时候，领导者就更有必要不含糊地提醒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这样做可以少走弯路，也更有利于反对主要错误倾向的斗争。
第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实际存在的不是两种、而是三种思潮：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则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又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固守僵化的体制，不思改革，甚至反对改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这种思潮同前一种思潮一样’在一些国家把社会主义阵地断送了。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同时反对这后两种思潮。
第三，我们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本身就是在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践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我们要正确理解、执行这条路线，不走偏方向，就得防止、纠正和批评违背基本路线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教条主义，反僵化问题也不能忽视。以苏联为例，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政界、理论界一方面出现过违背马列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教条主义影响也很严重。不少理论观点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修改、完善，使之合乎实际，而成为僵硬的教条。
如在时代问题上，在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看法上，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分配制度、商品经济等问题上，长期以来，没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得出合乎实际的新观点新理论。既然不能用马列主义回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问题，结果就只有把一块一块的理论阵地让给其他的非马列主义。再拿民族问题来说，苏共长期以来的官方教条是“民族问题巳经解决”、“形成了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没有合乎实际的民族理论，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连民族关系问题研究室都没有，当然不可能有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纲领和方案。结果如何呢？等到人们有所醒悟，已经来不及了。搞教条主义只能丧失马列主义阵地。
二、思想理论工作的基点是争取广大人民群众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大众自己的事业；革命的失败或因敌人过于强大、或因没有得到广大大众的支持。当革命遭受挫折或失败以后，又不可避免地会有部分群众疏远了革命，离开了革命。所以革命低潮时期重要的策略原则就是争取群众、集结队伍、积聚力量。走出危机的依靠和重要标志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在欧洲革命失败以后，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制定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实行这种策略原则的典范。毛泽东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也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策略思想。与此相反，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连党都想取消了，更谈不上争取群众、领导群众的问题。而“左”倾机会主义，不论是“非常法令”时期莫斯特等人鼓吹的个人恐怖策略，还是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召回派否认合法斗争、议会斗争的策略，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左”倾机会主义主张的“城市中心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进攻路线”，都是断送革命的冒险主义的理论和策略，都是脱离群众、为渊驱鱼的策略。
苏东剧变，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甚至被解散，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们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没有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自觉支持。他们严重脱离了群众。不承认这一点，就缺乏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宣布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宗旨的党，在这些国家搞了近半个世纪或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的党，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值得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猛醒和深思。离开群众观点这一我党的根本观点，就无法认真和深入地总结经验教训，切实而有效地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在苏东剧变的历史关头，及时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议是很正确的。
我们现在讲要经得起掌权的考验。理论工作、理论教育、理论宣传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掌权以前，人民群众听我们的、信我们的、跟着共产党走，只是因为共产党有理，只是因为我们的理论、观点对广大人民有利，并且在实际斗争中被证实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掌权了，我们宣布以马列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有了权’就懒惰了，不深人实际了，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就不谨慎了，简单粗暴，以势压人，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也只是挂在嘴上，并不诚心诚意地实行’就容易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家服我们，到底只是因为我们有权，人家怕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有理，人家服我们，人家到底是口服心不服，还是心悦诚服，我们心中无数。这样，表面上的认识一致常常掩盖着极大的危险。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失去了原来的政治平衡，理论队伍是否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就很令人担心。所以在掌权条件下，要牢固地占领思想理论阵地，就更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办法。“低潮”时期的思想宣传、理论教育工作难度很大。教育群众是为了争取团结群众；旗帜鲜明是为了坚定动摇者。把教育群众和依靠群众、原则上的坚定性和宣传工作的说服性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当然，如果认为我们手中有权有专政工具，就可以不去做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那就是一种危险的理论，它本身就不是马列主义理论。
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还涉及到在国际上如何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问题。国际关系中，不仅有意识形态的关系，更有国家关系，同外国党的党际关系。如果把思想理论斗争放到压倒一切的地位那就是缺乏全局观点。我们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教训的。重要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个“事情”的中心是经济建设。
三、要从世界观高度总结教训
不从哲学角度，从世界观高度总结历史教训，就事论事，就无法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就难以执行正确路线。革命领袖都很重视低潮时期哲学领域的斗争，重视从哲学高度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从世界观上批判机会主义，用以指导新时期党的工作。列宁在1908年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在长征以后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这样的伟大哲学著作，为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今天，我们很有必要从哲学上总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苏东问题有远因近因。远因即历史根源。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但有许多严重弊端。这与锻造这个模式的斯大林思想上的形而上学有很大关系。他的一些理论和做法离开了适度的原则。政治上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经济上如经济发展战略的过分和过长时期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的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管理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经济没有活力，所有制上的越大越公越纯越好，等等，问题都在于过度、过火、过左。
有位苏联学家认为“过火行为是历史上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斯大林主义……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特殊极端主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苏东老百姓对执政的共产党不满意的主要是两条：伤人太多，民主不足；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不尽如人愿。而造成这两个问题都与党的领导者思想方法上背离唯物辩证法有很大关系。苏联的解体首先是其执政者指导思想、路线不正确所致，也与其领导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很大关系。真理多走一步，就成为谬误。苏共历史上虽有错误，应该在肯定历史成就的同时认真总结历史教训，但他们却全盘否定苏联70年的历史。既然这个党一无是处，还要这个党干什么？！苏共和苏联国家机关中确有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需要下大力气整治，但他们却夸大为一个“官僚阶层”，并把它作为扫除对象，实际上变成了把矛头指向党和原来的广大党政干部；苏联原来确存在着党权过大过于集中的弊病，需要通过体制改革逐步加以解决，但他们走向极端，主张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多党竞选制，取消党的领导地位，最后公然宣布解散党组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公开程度，本来也是无可非议的，苏联执政者却鼓吹“没有限度的”民主化、公开性，结果捅出了一个反共的民主派，捅出了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民族分立浪潮，导致经济生活、社会、政治的全面失控。苏联这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的成立、巩固和发展，本来就是靠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的领导，既然把党削弱、取消、解散，它的最后解体也就势在必然了。它的历史大悲剧教训着人们，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是断然不可能有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的。
我们现在需要认真冷静总结教训。“四人帮”的猖獗的形而上学曾给中国带来灾难。他们垮台以后，形而上学、片面性、爱走极端的东西还是常常出现。如从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一切、只讲人的阶级性到几乎一切都不用阶级分析方法，只讲人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从用人只讲家庭出身、政治，到不怎么讲政治、过分强调学历、才能、业务；从过分讲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到有人公开宣扬个人至上，个人第一主义；从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当成同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闭关锁国到不怎么讲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区别，我们已经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现在应该更稳当些，适度些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从原来批“唯生产力论”、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用很大的代价换来的历史性转变。在今天的条件下，要防止走到原来的那个极端上去。应该承认，在过去几十年来的理论失误中，“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以阶级斗为纲”是最重大的失误之一。我们应该看到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但不能估计过头。有三个限定：其一，它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二，它的存在是“一定范围内”；其三，“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其重要表现。但讲防止和平演变如果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如果离开了体制改革，如果离开了拒腐防变，如果离开了对外经济开放，离开了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个工作基点，就会走偏方向。
原载《国际政治研究》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