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新课题，即像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光辉论断，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过设想。但这种设想不是，也不可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详尽计划和具体方案。特别是对于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靠俄国人民自己在实践中探索。这一探索，就其艰巨性和历史意义来讲，都不亚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斗争。在这一伟大而艰难的探索过程中，列宁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列宁正确地回答了上述新课题，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列宁关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光辉论断，是俄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践最初几年基本经验的总结，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
列宁曾经形象而确切地把探索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比喻为“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既然如此，失误、挫折、为了达到目的地而向后退或改变途径，就几乎难以避免。列宁找到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以1921年春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21年春的直接过渡时期和1921年春以后的迂回过渡时期。列宁在1921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就是这么划分的。
直接过渡时期又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18年春为第一阶段。这时列宁提出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心环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经过全民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与监督，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思想是这段时间里贯穿于列宁的所有讲话和文章的一条主要线索。列宁清醒地认识到，俄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小生产占优势。怎么才能把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呢？列宁认为，对银行、土地、大工业实行国有化，以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没收是有限度的（如对小农就不能没收），而且，“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因此，重要的在于计算和监督。在当时，这就是要借助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计算和监督机关，对全国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实行全面的计算和监督，以使国家尽可能多地掌握产品和产品的分配，通过工农业、城乡之间的实物交换，大大限制市场的作用，直至消灭市场，以保证建立列宁当时所认为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建立完全的产品交换制度。可以看出，在当时具有特定含义的全民计算和监督的道路正是列宁后来所说的直接过渡的道路，即不经过市场而经过直接的产品交换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但是’在分析这个阶段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时，也不能把列宁的全部思想都简单地划入直接过渡的范围。列宁在1918年春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著作和当时苏维埃政权所制定的一些比较谨慎的具体经济政策，都反映了列宁在探索过程中理论上的重大进展。列宁根据俄国半年来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正确思想：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把组织任务、经济任务提到首位，适时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大力发展生产力；根据小生产占优势的特殊国情，明确提出了利用某些中间环节，如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特殊过渡的办法；明确提出解决经济任务与解决政治任务、军事任务不同，不能只用高举大旗胜利进军的方式；明确提出解决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与解决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根本不同，农村的任务将更复杂。
列宁的这些思想，无疑是符合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当然，从总体上看，列宁1918年春所写的一系列著作包括《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内，都还没有解决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即在小农占优势的俄国如何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农民经济结合起来以及结合点是什么的问题。这些著作仍然没有摆脱直接过渡的思想。
有一种观点认为，1918年春不能划入直接过渡的范围，因为列宁在上述著作中已经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只是由于战争才使这些原则没来得及贯彻。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这里，有必要分析研究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看待列宁在1918年春的一些著作中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的“中间站”问题。应当看到，这时列宁所强调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新经济政策时所提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同的。主要是指国家要利用资本主义的计算和监督机关，从而对全国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和监督，以便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这时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与城乡、工农业的产品交换制而不是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的。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作为一种经济成分，是与市场相联系的。列宁后来很强调这个区别。他说，1918年春，我们提到过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即关于对国家资本主义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就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又说，1918年春，“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有何种关系的问题。”
二是如何看待列宁在1918年春提出的停止进攻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了列宁的确比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高出一筹。但是，停止进攻并不意味着放弃直接过渡的思想。这里涉及列宁对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看法。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要以生产的社会化为前提。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收”、“国有化”；从国有化到社会化还有一个“过渡”。列宁认为，在俄国，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就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普遍的最严格的计算与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中，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前者；做不到前者，就谈不到后者。因此，列宁提出了由剥夺转向组织统计和监督的任务。可见，这时的“停止进攻”是与加强计算与监督联系在一起的。至于强调发展生产力、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镇压剥削阶级反抗以后的根本任务提出来，当时也仅仅是从“一方面来看的”。列宁后来说过：1918年春我们曾经知道，看到，说过：需要……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什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呢？这项工作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
总之，正像列宁本人在1921年10月，当俄国退向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时候所讲的，他在重看1918年3、4月间所写的文章时，确实发现其中有直接过渡的思想。
三是怎样评价苏维埃政权在这个阶段所制定的一些比较谨慎的经济政策，怎样理解列宁所说的苏维埃政权原来打算采取一系列渐进的措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后不久就提供了十分清楚的答案。列宁说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党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所作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声明，可以看出我们那时就认为革命的发展、斗争的发展，可能是通过比较短的道路，也可能是通过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但是，在估计可能的发展时，我们多半（甚至我不记得有何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可能这种推断并不总是公开表达的，但始终是默然意会的。”这就是说，占主导的想法和基本的做法是直接过渡，但也估计到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能要通过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因此，也制定了一些比较谨慎的经济政策。
综上所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到1918年春这段时间里对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设想，基本上是从直接过渡的考虑出发的，它与三年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有差别，但如果从过渡的基本途径来考察，两者实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在探索的过程中，列宁也提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正确思想，这些思想同后来的新经济政策存在着某些共同点。既然如此，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继续朝着直接过渡的方向发展下去；另一种就是在实践中较快地摆脱直接过渡思想，朝着后来被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方向发展下去。1918年夏天，内战爆发，俄国走上了战时共产主义的道路，进人了直接过渡时期的第二个阶段。
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如何评价？这是一个目前看法还不一致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一个遭到破坏的和落后的国家中保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战时共产主义的重要功绩，同这个功绩相比，错误无疑是第二位的。我们这里要着重研究的还不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功过问题。从研究列宁探索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及其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必须研究有哪些因素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起着重大影响。有一种意见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被迫实行的，倘若没有战争环境的逼迫，布尔什维克党是不会执行这样的政策的。我们不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应该肯定，战争的环境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是，也必须看到，决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仅仅有战争环境这个客观因素，还有直接过渡思想的主观因素。例如，在实行余粮收集制时，列宁曾说明这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收购粮食的道路”，在批评契切林时列宁曾指出，俄国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这里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同维护（或恢复）商品生产的农民的和资本主义的各种企图进行的斗争”。在列宁对匈牙利苏维埃政府把全部工业企业转变为公共财产的做法的肯定中，在他为俄共（布）八大写的党纲经济部分的条文中，在他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某些评论中，也反映了直接过渡的思想。战时共产主义是直接过渡思想在战争环境下的具体体现。战时共产主义所体现的直接过渡形式同1917年10月一1918年春列宁设想的通过全民计算和监督来实现某种直接过渡不同，它是试图直接通过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来实现直接过渡。
过渡到新经济政策之后，特别是到了1921年秋，当列宁找到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是商业之后，便对作为过渡途径的战时共产主义道路持否定态度了。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善于向实践请教，当他发现原先的直接过渡的道路行不通的时候，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目的地。而这样的道路，终于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被列宁发现了。
二
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作了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5月，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新经济政策”这个术语正式载人史册。新经济政策的制定表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迂回过渡的道路开辟出来了。
实行新经济政策，走迂回过渡的道路，其基本的依据是小生产占优势这个俄国最基本的国情。列宁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的总政策、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从经济上看，就必须使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工农之间经济上的联盟。为此，就必然要使苏维埃政权的农村政策，“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经济方面着眼，”小农经济的发展要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另一方面，国家允许私人积累，以刺激、鼓励小生产者的经营兴趣，推动生产的发展。这就是列宁提出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基本想法。
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开始实行，并不是探索工作的完结。从1921年春到列宁逝世，列宁对新道路的探索过程大体又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921年春开始了第一个阶段。这时列宁认识到工农经济联盟的重要意义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粮食税、租让制、租借制等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然而，这时列宁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商业、市场问题的重要性，还不打算一下子退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还是设想通过商品交换来建立工农业之间的结合点。列宁这时认为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关系把商品交换的形式确定下来。就是说，由国营企业和各种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通过合作社等交换机构，有组织地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商品交换。可见这时的商品交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产品交换，还不是商品自由买卖，不是现金交易。列宁在1921年5月还是认为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成其为商品可见，这时商业问题还没有作为紧迫的问题提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此之前，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的以及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商品和货币关系开始逐渐消亡和消灭，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生产。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虽经一定时间的酝酿，但毕竟是相当急速的。这一转变，一方面是总结以往实践经验，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1921年春政治、经济危机逼迫党作出选择的结果。这样，无论是对旧道路的理论批判，还是对新道路的理论认识，都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提高。实际情形正是这样。在国家提供的工业品的数量和品种有限的情况下，农民把商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商业问题更尖锐地提出来了。列宁敏锐地察觉到，还必须再退却。
1921年秋天，列宁提出了要退够的问题，对新道路的认识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列宁讲“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即用“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商品交换。列宁明确指出：“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否则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全新的结论。这个结论一经作出，便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不能不说，这是列宁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最重大的突破和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在这个阶段，国营企业也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可直接参与市场贸易，地区的限制被取消了，私人商业资本得到许可了。至此，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之点——这一“点”就是市场、商业一最终找到了，直接过渡才从理论上、实践上被彻底纠正了。
人们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列宁在1921年春更多地强调新经济政策与1918年春经济政策的联系，在1921年秋后又更多地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呢？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1921年春，商业问题还没有尖锐地提出来，因此，新经济政策与1918年春的经济政策的区别还不明显，或者说，还看不出有什么根本的区别；1921年秋后，列宁已清楚地看到商业是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这时，也只有这时，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才被鲜明地揭示出来。我们可以说，只是在找到了商业这个工农业关系的“结合点”之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最终被发现了。所以，列宁在把商业问题提出来之后不久，即在1922年春党的十一大上宣布：退却已经够了，应当停止退却了。列宁对新道路的认识进人了第三个阶段。
停止退却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要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的！列宁说得很明白，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全面的口号。”停止退却仅仅是说不要再作新的让步，不再后退了，今后就是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了。党的十一大决议十分明确地写道代表大会确认：党所认为的必须向私人资本主义所作的让步应以过去一年内实行和规定的所有措施为限。因而，代表大会认为退却已经结束，当前的任务是重新配置党的力量，以保证切实贯彻党的政策。”
列宁是把停止退却与重新配置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列宁讲：“现在我们做了决议，指出退却已经结束。这就是说，现在要按新方式来提出我们政策的全部任务了。”按新经济政策所确定的方式来提出和解决俄国面临的全部任务，这就是重新配置力量的主要含义，也是列宁对新道路认识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从经济上讲，就是要把重点从退却到哪里的问题转到在已经退却的阵地上部署力量的问题。列宁把学会管理，学会经商，正确地挑选和分配人才提到首位，认为这是重新配置力量的关键。列宁讲目前政治局势的整个关键和本质的东西，就是说把重心移到挑选人才、检査实际执行情况上去。”
历史迟早要提供它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经过五年多的实践，到1922年底、1923年初，列宁终于对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了。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最后一批被称之为“政治遗嘱”的文章里。至此，列宁的认识、理论，进人了第四个阶段，即比较全面地、系统地总结、概括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时，列宁明确地宣布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语。这句话，包含着对过去实践中成功与挫折的清醒估计’也包含着对未来的深沉的思索；既包含着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途径的看法的改变，也包含着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看法的某些改变。第一，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很快取得胜利的条件下，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由于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由于有了牢固的工农联盟，俄国能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第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小生产占优势的条件下，不可能一下子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一下子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因此，合作企业作为“集体企业”，由于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的，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什么区别，“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发展，”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第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和方法，不是通过直接的产品交换制来取消市场、商品货币交换，而必须允许市场、商品货币存在，把它作为过渡的中心环节和关键问题来抓，以便把商业变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而且，“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第四，与上述看法相联系，对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的看法改变了。从前，“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但是，现在光靠这些斗争方式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必须转变工作中心，“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
那么，列宁概括的俄国式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的要点是什么呢？
第一，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必须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结合起来，并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导上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允许国家调节下的私人贸易的存在，扩大商品流转和城乡的经济交流，为此，必须全力抓住商业这个“基本环节”。
第三，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必须实行商业原则，并适时地进行改革，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四，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应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当然，利用不是不要鉴别、批判，吸收也不是良莠不分。
第五，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发展阶段。”
第六，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三
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是从一条过渡途径向另一条过渡途径的转变，是“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此，怎样组织这次转变，不仅是一个领导艺术问题，而且是新的过渡途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列宁怎样组织这次转变的经验，也就是研究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重要课题。
列宁是怎样组织这次转变的呢？
第一，理论上，既要总结俄国直接过渡的教训，又要肯定俄国有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在转变过程中，列宁一再强调，俄国的文明程度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直接过渡不仅需要政治条件，而且还需要经济条件，而俄国当时还不具备这种经济条件。
那么，直接过渡是怎么产生的呢？从主观上讲，这主要同以下几个问题有关：首先，与当时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相联系。当时认为，欧洲先进国家的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很快就会爆发，俄国可以得到来自先进无产阶级国家的援助。其次，与当时对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的估计相联系。当时认为，只要依靠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力量，坚持不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剥夺，凭借法令，甚至采取经济以外的、带有某种军事性的手段，就可以直接实现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再次，与当时对群众革命热情的估计相联系。当时认为，只要直接依靠群众的革命热情，就可以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后，当时尚未突破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设想的某些传统理论框框。把商品货币关系看成是过渡时期中必然要逐渐消亡的东西，就是这个传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列宁在总结直接过渡教训的同时，非常肯定地指出，俄国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和足够的一切。列宁指出，俄国政治上有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国家掌握着经济命脉，只要保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经济上搞好社会主义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结合，俄国在几十年、十几年之内建成社会主义是不成问题的。
列宁这样从俄国的实际出发，辩证地分析问题和提出问题，其意义在于：一方面纠正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幼稚性、急躁病、脱离实际、革命空谈，另一方面纠正这种小资产阶级性必然走向的反面，即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丧失信心、悲观失望。
第二，政治上，既调整阶级关系，改善国家和党内的政治生活，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21年春的俄国国内状况迫切要求苏维埃国家调整国内的阶级关系。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为了调整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把工农联盟建立在经济联盟的基础上，同时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合作。但是，这种状况决不意味着政治上也要实行什么“退却”。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容许有任何削弱。调整阶级关系，是在“支持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限度内”。对工农关系来讲，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无产阶级的信任；就工农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来讲，就是要保持工农成为俄国政治力量的主体；就全国来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正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根本保证。列宁肯定地指出，“新经济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维埃俄国社会制度方面的任何东西”，“如果有人把成了经济力量之后一定会成为政治力量这个简单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用在我国‘耐普曼’的身上，那么我担心他要大错特错，甚至会成为许多荒唐误解的牺牲品。”
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也引起了国家的和党内的政治生活的某些变化。这次转变从时机讲，正发生在俄国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战时要求高度集中，国家和党内民主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限制。和平环境则有必要也有可能扩大民主。但是，转变所面临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没有一个对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是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大考验。这个政策当然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两个方面。我们在研究这个时期的俄国历史和列宁的理论时看到这种情况：这个时期对待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经济政策上是“让步”、“放宽”，而政治上则是强调“加强”与“改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其实，这一现象正是产生于俄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是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辩证法。俄国本来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在国内战争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新经济政策恢复了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又使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有所滋长。而本来就占人口少数的工人阶级到1921年人数更加减少，其中相当一部分丧失了阶级性。这些情况使得俄国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日益严重。列宁提醒人们，不仅要看到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官僚主义，也要看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无政府主义的活跃。“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看待党和国家存在的许多问题，甚至要求所谓的“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和派别活动的自由。列宁认为，这种情绪潜伏着巨大的政治危险，苏维埃的敌人有可能把它变成恢复地主、资本家统治的政治桥梁。因此，列宁强调，不仅要扩大民主，也要加强集中，“决不把民主变成偶像”，不能把民主自由变成“引向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正是这种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列宁尖锐地指出，俄国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旧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而“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就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强调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强调加强国家机关的作用，“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二是强调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党内派别集团的存在，要求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违者无条件地开除出党。这就保证了党在转变时期政治上的一致和组织上的团结。
第三，经济上既要“退够”，又要守住必要的阵地。列宁认为，凡是有利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都可以采取。因此，1921年秋，当发现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还不够的时候，列宁提出要进一步退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在十一大前，列宁对人们常常提出的退却到何时为止的问题一直不愿作正面回答。他认为，这时谈论到底退到什么时候为止，并没有什么好处，应该细心地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情况，应该确定可以守住什么。这就是说，一方面要“退够”，另一方面又要守住必要的阵地，使退却和让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之内。用什么观点来衡量哪些阵地是必须守住、哪些是可以退却的呢？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也就是说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和保证共产主义的道路。”因此，列宁在提出和实行退却、让步时，非常强调掌握好分寸。例如：
在社会主义经济与农民经济结合的问题上，列宁一方面向工人阶级耐心说明为什么必须向农民让步的道理，另一方面，又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小农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对小农的要求必须加以审査，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内满足小农的要求。苏维埃政府断然拒绝了有些农民提出的恢复私有制和开放不受限制的贸易自由的要求。同时，对农民的某些让步也不是永远保存小生产，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而领导农民的意思就是“要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保存小生产者的路线。”列宁提出的合作制计划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十分详细地说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行对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同时，他毫不含糊地指出，租让制、租借制，实际上“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也要实行得“适度”，它应当是苏维埃政权能够加以限制的资本主义。
第四，思想上，必须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在资本主义关‘系有了发展的基础上，资产阶级不仅对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的影响，甚至对最落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加强起来。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有意识地利用这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思想理论领域加紧向无产阶级进攻，“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党内一些人对这种新状况缺乏足够的认识，错误地认为在思想战线上也可以实行某种“退却”。列宁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想法，并针对国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某种程度的泛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来抵制”。党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措施，加强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如宣传鼓动部、政治教育总局和工会文化部等等；办好党校和各类政治学校；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许多出版社、报刊、杂志社相继问世，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开始编辑出版《列宁全集》，还创刊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刊物。列宁特别强调这些刊物“首先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机关刊物”，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不管它来自何人，“都应坚决地加以揭露和追击”。这些有力的措施，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战线上的领导地位，扩大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为俄国顺利地走上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创造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原载《北京大学学指_》198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