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异乎寻常的辞职
我是在叶利钦宣布辞职半个小时之后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中国大陆尚未播报这一新闻，是香港亚视高级记者李小姐在电话中告诉我的。她说香港只听到消息，未见评论，问我叶利钦为什么要提前辞职。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为了有利于普京竞选总统”。她又问叶利钦突然辞职会不会引起俄国的动乱，我以普京同强力部门的关系断定不会出现动乱。俄国军队在普京指挥下攻打车臣出了这几年积下的一肚子窝囊气，是支持普京的。再说叶利钦既然主动辞职，必有所安排……
在做完这两道“简题”之后，我便忙于与同行沟通信息，同时像学生考完试一样迫不及待地“对对答案”，因为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重大国际问题，对自己的判断既自信又有些不踏实。
当我确信消息无疑、答案“合格”之后，便开始捉摸叶利钦此举的意义了。突然宣布辞职，使叶利钦的政治形象突然高大起来。这无疑是惊人之举。我从内心惊叹他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不失为一个清醒的、有觉悟的和不同寻常的政治家！更使人动容的是叶利钦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对普京说的最后一句话：“照管好俄罗斯。”这是他在失落、伤感，或许还有些茫然的时刻发自肺腑之言，是可以相信其真诚的。
叶利钦辞职之不同寻常，在于原来人们普遍视其为一个“权力重心”的人。很难说这种看法没有根据。权力对于一些人来说，就像海洛因一样，一旦上了瘾，是很难戒掉的。个人权力欲正是终身制难以结束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有完善健全的制度和法律。100年来，俄国（包括苏联时期）最高统治者先后共9个人，其中5人是终身制。末代沙皇是在被革命推翻后被枪决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是辞职的，但他们的辞职与叶利钦不同。赫鲁晓夫被说成是因“健康原因”辞职的，其实是被一场事先策划好的“宫廷政变”赶下台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则是在大势已去、大权已落的情况下，宣布一个事实而已。叶利钦的辞职方式是没有先例的。他超于常人之处在于他审时度势，自动放弃了权力，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按照宪法规定和平地移交了权力。
我说他此举是“有觉悟”，一指他还是有法制观念，因为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就是两届；二指他走出了个人的小天地，起码他考虑到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三指他自觉到不去“妨碍”一个比他强的新一代人、一个俄国人寄以希望的人物。叶利钦也并非没有别的选择。他可以用种种借口赖在总统的宝座上。但是，如果那样，他表面上强大有力，实际上就成了误国误民、无法走出历史怪圈的政治庸人。叶利钦勇敢地冲破了庸人的观念，毅然摆脱了“常规”，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和冲淡了几年来的错误和不良形象。这是他的“超人”之处，难怪莫斯科商店里有不少人听他辞职演说时为之掉泪。不平凡的历史人物的“超人”之处，就在于在决定性的历史关头能够冲破权欲心、虚荣心羁绊。不平凡的历史人物与政治庸人之间并没有天然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关键是在重大的历史时刻能不能战胜自我。
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一下子把我们这个星球上正在以兴高采烈迎接新的一年、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的亿万人的眼光吸引到他这里来了。人们在瞠目结舌之余，很快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俄国这个突发事件来。各国政要很快表了态。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从中俄关系角度表示“惋惜”；日本首相小渊惠三“感到很遗憾”；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调子最高，称叶利钦为俄罗斯“民主之父”；英国路透社盛赞叶利钦为“一代巨人”，“结束了俄罗斯历时1000年的独裁统治”。俄罗斯国内则普遍对叶利钦的辞职表示欢迎。不过，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并不十分感到意外”，卢日科夫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但“迟到了”的决定。
看来，俄国又增加了一个将让世界上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长期争论的历史人物。实际这种争论在叶利钦辞职前就已经开始了。
二、不会全被抛弃的政治“遗产”
如何评价叶利钦执政年代的问题，不仅是对俄国这8年，更远不是对叶利钦个人的“功过”如何评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对俄国社会转型一系列问题如何评价的问题。
现将我在一个月前写的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章的一小部分照录如下：
“叶利钦时代”就将结束了。从狭义上说，叶利钦时代指的也就是叶利钦执政年代，口头上这么说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它容易造成一种感觉，似乎叶利钦执政时期的一切都该结束了，就要结束了。我们这里不去纠缠概念’而是“借题发挥”谈谈与俄国社会转型相关的问题。
叶利钦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代表的是一个社会阶层、一种政治势力、一种社会发展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也即在广泛意义上来谈“叶利钦时代”就可以说，叶利钦执政年代的结束还不等于“叶利钦时代”的结束。
我们可以讲，所谓“叶利钦时代”就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即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经过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转向西方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体制的“时代”。那么，叶利钦为俄国的社会转型做了些什么？他将为俄罗斯留下什么“遗产”？除了上述各种负面的事实外还有什么呢？
经过了叶利钦执政的8年，俄罗斯打破了苏联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私有化为方向，形成了各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结构；摧毁了苏联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使俄国确立起市场经济框架；结束了苏联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实行对外开放，使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步接轨。在文化上，俄罗斯抛弃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元文化，形成了向西方开放的多元文化。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叶利钦时代确立起同苏联政治体制根本不同的另一种政治制度的框架。这种政治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有什么特征呢？
第一，从苏联时期的总书记个人集权制转向总统集权制。宪法上标明的“三权分立”并未形成，但行政、立法、司法各权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制约关系。叶利钦表现出独裁专制倾向，但在1992年撤换盖达尔，1998年任命普里马科夫为总理，均非本意。叶利钦解除斯库拉托夫总检察长职务的非法要求多次遭到上院的否决。
第二’一党政治遭到彻底破除，多党制已经成定局’但政党政治尚未形成，是政党政治和精英政治的混合体。经多年分化改组，左、中左、右、中右的政治格局已较明朗。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政治集团一般以政党和准政党的形式，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使俄国政治和政治活动逐步从无序走向有序，逐步具有某种可预测性、可操作性，但它还是公开政治与密谋政治同时存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密谋政治，但“东方”国家尤甚。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成熟、不健全为幕后政治、阴谋政治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第三，既存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中间道路”三种主要社会思潮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矛盾、对立和斗争，也在一系列重大制度问题上存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共识。多元的思潮和社会共识均有一定的表达机制。
第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公民享有一定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权利，如废除书报检查这一俄国延续数百年的制度，但也存在金融寡头对政治的左右和影响、黑社会势力对社会和老百姓的控制和威胁、选举中的种种贿赂行为等黑暗和丑恶的严重现象。
以上也可以说是叶利钦的政治“遗产”。但这份遗产并非都是叶利钦本人的作品。造成俄罗斯当前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上述特点有几个因素：俄国国情包括其千年来形成的政治传统；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质；主流政治派别的作用；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秉性等等。这些政。治“遗产”在叶利钦之后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可能全被抛弃吗？
三、维护统治的谋略权术
既然评说叶利钦执政年代，就不能不谈到他是如何维持其8年的统治的。
这个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这8年俄国确实是被搞得危机重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国民生产总值掉了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占居民总数的1/3到1/2之间。仅此两个数字就足以说明社会经济生活的全局了。
自然，叶利钦当总统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他的权力地位就从未稳定过。如果从1991年6月他当上俄罗斯总统算起，其危机大概不下六次：
1991年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一九”举事，与其说冲着戈尔巴乔夫，还不如说是冲着叶利钦来的；
1993年叶利钦炮打白宫以前两权对抗，最后苏维埃曾决定弹劾叶利钦；
1995年国家杜马选举前，叶利钦支持率下降到7%—11%；
1996年连任总统后，叶利钦不仅长期重病缠身，而且四面楚歌，从政敌到亲信都有要求他辞职或放权的；
1997年底开始俄罗斯经济危机，同时诱发了政府危机，叶利钦提名的总理候选人多次遭到国家杜马的否决；
1998年5月以后的一年里，叶利钦一直陷于被弹劾的威胁之中，反贪矛头直指其家人，科索沃战争又引起俄外交上的困境。叶利钦可谓是内外交困，气数已尽，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降至2%—3%。
既然如此，叶利钦是如何维持权位和改革方针，摆脱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呢？
限于篇幅，无法详谈，只能蜻艇点水。
我认为，应该看到叶利钦的8年统治是有法律保证的。他在非常的情况下主持制定了总统制的新宪法，确保总统有至髙无上的权力。法律是他维权的最重要的工具，新宪法出台后，他的统治以及许多大的政治行为并非是违法的。应该说，“人治”与“法治”的观念常常在他脑子里打架，但不能说他没有法制的观念。
第二，必须看到，叶利钦作为右翼政治代表维护其权力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在俄国，政治转轨先于经济转轨。前者为后者的前提和保证，而后者——叶利钦推行的私有化又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多元政治奠定了愈来愈宽厚的社会基础。在谈到社会基础时，不能只表面地讲量，不讲实际的“政治能量”。以量而言，以“雇佣劳动者”为主体的“下流社会”约占全体社会成员中的一半还多；而据称“上流社会”中，“新俄罗斯人”约50万，私有小企业主仅有90万个（1995年），个体农户只有28万左右，加上“官僚集团新权贵阶层（在地方政权机关中80%是苏联时期的“干部”），比“下流社会”少得多。但他们有权有钱，岂是百姓可比？几次选举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三，叶利钦有比较高超的统治权术和谋略。如果仅仅把这看成是“阴谋诡计”就片面了。叶利钦是个政治意志很强的人。在改革的战略目标上可以说他是从未动摇的（如何评价其战略目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些东西他是抓住不放的，强力部门他抓住不放，人事大权他抓住不放，民主的旗号他也抓住不放。
但是，他善权谋、多机变，最突出的就是他始终以全民总统的面貌出现，超脱于党派之外；他该妥协时就妥协，并不僵硬，表现在不得不任用中左人物、频繁地撤换右翼政治骨干——他的战友、亲信、伙伴……他有时甚至公开宣布不言“主义”和“道路”等等。叶利钦这个策略适应了转型期、过渡期多变的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客观上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大的动乱，有利于稳住自己的权位。这当然不是说他在战略和策略上没有错误和失败。
第四，如果从叶利钦为何能维持8年统治来讲，还有不属于他主观所为的。这主要就是俄国的政治文化、民情问题。其表现是，许多俄罗斯人还是习惯于专制、独裁和统治；俄国人有外人难以理解的极强的忍耐力和对于苦难的承受能力；多年的政治动乱使许多人淡漠政治、无所作为、听天由命。再说在通常秩序下，老百姓也很难有所作为的。他们享有的“民主”，就是选议员、选官员。一张选票就已把“民主权利”交了出去了，交给了议员。而议员呢？有了肥缺，有了来自“国家”的种种优惠待遇（汽车、住房、工资等），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所担心的是议会被解散，因此同总统、政府的“斗争”总是以妥协或失败而告终。百姓还有多少合法手段呢？街头政治似乎已经过时，老百姓厌倦了。即使上街，又怎样？能将总统赶下台吗？在斥责社会民主党议员投票赞成军费开支时，列宁说过，群众有时候是无所作为的。我把它理解为“无能为力”。
四、似明似暗的政治前景
预测俄国的事是危险的，因为突发的事件太多。预测出差错的原因，或者是带着主观愿望、主观爱好去找根据；或者根据不真实的情况、资料（如现在俄国一些民意测验是用钱买来的，金钱出数字）；或者只看眼前，对其发展趋势和可变因素判断不准确等等。这次国家杜马选举前，预测几乎是一致的：普里马科夫领导的中左集团将在选举中占优势。根据那时的情况，也可以说不能不作如此的判断。俄国人就是这么预测的。现在大家对两个月后的总统选举的预测又相当一致：普京没有敌手。国际上也差不多是这么个看法。
我历来不敢参与“临震”预报、“短期预报”，而最多做些中期和长期预报。因为那样可以多说点“空话”、抽象的话。当然，我不认为这种“预报”是不必要的。
我说似明似暗的政治前景明”指什么？除上述叶利钦的政治“遗产”中谈到的以外，第一，政治格局、政治力量对比大体清楚。经过多年的分化和改组，三个极端——极左、极右、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断遭到挫败，少有市场。极左——恢复过去的苏联模式已经不可能；极右——完全照搬西方的东西、“全盘西化”，必然“南橘北枳”，也已使俄国人吃尽了苦头，连这个派别原先的一些代表人物的思维都在改变；极端的民族主义——背离今日的时代潮流，与俄国社会转轨的主要方向——融入国际社会——格格不入，其形成的战略也不合今天的俄国国情。比较有市场的政治势力是左、中左、中右、右。这也是大体划分，其界限也不是不变的、清晰的。它们之间在不少问题上，如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多党议会民主政治以及俄国大国地位、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方针等等’是有共识的。
第二，要从俄国现实存在的三种政治文化的相互交融来看。我在1996年的一篇长文《俄罗斯历史上三种文化的交融、冲突与本世纪末的社会转型》中，从历史到现在对三种文化的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了粗线条的分析。现在看来，还是有道理的。简言之，俄罗斯文化仍是根基，俄国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基地。其在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上的表现是，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和领导人的集权；维护大国地位需要相当强大的军事工业，影响了军转民和国民经济结构；“村社传统”、集体农庄制度的影响使其农村发展道路既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美国式的。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在实际中起作用，它使执政者不得不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体现某些社会公道、社会平等的观念，农村合作社经济的生命力也是这种体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推进不能不受到社会主义观念的制约和抑制；俄国民众近年来厌恶官场腐败，盼望清廉政府，厌恶动荡和混乱，盼望稳定和秩序，反对贫富悬殊等等，都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反映，是任何领导人都不能不认真考虑的。
但更要看到西方文化的强大作用。这里有几点是清楚的：一是俄国社会转轨从总体上说，从大方向上说就是一次大规模的学习西方的运动，今天这个大方向未变；二是这几年叶利钦的错误、俄国老百姓的不满和痛恨的东西不能笼统地看成是西方文化引进造成的。叶利钦的个人专制如独裁倾向，“犯罪的市场经济”、“野蛮的资本主义”等等，有的反映了俄国文化中落后的东西，有的则是转轨国家应该避免又没能避免的东西；三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应是多元文化，但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各种文化的冲突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融合、互相吸取的过程中相伴随的现象，后者是主流。多种文化的逐渐融合是长期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总的趋势。
第三，普京是否能当选总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现在看来，普京及其政策走向，有明有暗，有“已知数”也有“未知数”。
普京的政治背景较明：其“恩师”、“导师”、政治引路人是清楚的，就是民主派、自由派的索布恰克、丘拜斯。普京更是叶利钦“钦定”的接班人。普京政策是清楚的，他已公开讲不回到共产主义，也不信自由主义，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俄国式的资本主义。这似乎与“祖国——全俄罗斯”的主张是一致的，也似乎是俄国大多数人所希望的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好处糅合在一起的路子。普京对外关系不可能超出叶利钦这些年的指导思想和总方针，这是国情、世情使然。他对西方、美国的态度强硬一些是可能的，但对抗、闹翻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同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不可能被抛弃。
普京也有不少未知数：他当帅才、领导一个困难重重的大国实行转轨的才干到底如何，尚得在实践中观察。普京同叶利钦“家族”的关系怎样？他能摆脱得了吗？车臣战争的前景也并非十分明朗，而这是普京近月政治威望扶摇直上最重要的因素。还有经济，目前的增长带有暂时的特点，是脆弱的。俄国经济像一个重病号，它又是任性的，不听政治家的话的。
总之，俄国的前景有明有暗，亦明亦暗，最多是大明小暗。局外人所能做的，只有细心观察了。
本文为孔寒冰、关贵海著：《叶利钦执政年代》序言，河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