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一生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少年时因战乱颠沛流离，成年后为官入仕，又遭到贬谪，漂泊一生。
饱读诗书，漂泊为生
白居易的童年是在新郑度过的。当时他的父亲居官在外，很少回家，于是教养子女的责任，就由他的外祖母和母亲承担起来。据白居易自己回忆说：“及居易行简生，夫人鞠养成人，为慈祖母。迨乎洁蒸尝，敬宾客，睦娣姒，工刀尺，善琴书，皆出于余力焉。”他的读书是由母亲教授的，白居易从小就深爱他的母亲，因为母亲不仅给了他无私的母爱，更教给了他做人的道理。白居易的母亲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妇人，她很善于教育子女。她对白居易兄弟的爱，超过了一般的骨肉之情。她懂得，作为一个母亲，不但要给儿女们一个血肉之躯，还要给他们一副晶莹无瑕的心肝，更要给他们一腔忧国忧民的热血！所以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上。白居易生性聪颖，异于常人。在白居易兄弟四个中，母亲特别疼爱他。母亲常常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在亲戚面前夸耀他易儿的聪明，说他刚出世六七个月时，乳母抱他在书屏前玩耍，随意指着“之”、“无”二字读给他听，他虽然不会讲话，但心里似乎已豁然明白，以后不论谁让他指认这两个字，他都能准确地辨认出来。到了白居易3岁时，母亲便手把手地教他读书写字。五六岁时他便开始写诗，八九岁时已懂得了诗词声韵。母亲对他兄弟几人的学业要求很严，但态度又总是那样和蔼可亲。白居易后来在《襄州别驾府君事状》里说：“及别驾府君即世，诸子尚幼未京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后来，由于家运多舛，白母竟由神经官能症，转为歇斯底里，坠井而死，年仅57岁。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白居易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另外，一些无形的熏陶也对他将来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起到了启迪和培育的作用。他的祖父“沉厚和易，寡言多可”。但在是非面前，却一丝不苟，而是“辨而守之”，从不动摇。他为官颇有善政，以清正廉洁闻于一时。白鳇很好学，在文学方面很有成就。他的父亲白季庚为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常常以忠贞报国为念。他的外祖父陈润，终于鄜城尉，也善写诗。从白居易的父祖辈看来，大都明经出身，而且官阶不高。这就创造了两个条件：一个是熟知儒家学说，一个是比较接近下层的生活。这些对白居易成长，在儿时就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大历八年五月三日，白鳇病死于长安，遵照当时的礼节，白季庚等五弟兄都得丁忧居丧，这期间白季庚一直在家中，白居易得以受到父亲的指点和教诲。白季庚服丧期满，调宋州司户参军，德宗建中元年，授彭城令。白居易始终跟随母亲住在新郑东郭宅，过着平静自在的快乐日子。
然而这宁静安谧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乱离所代替了。白居易从此开始了独自漂泊的痛苦岁月。
白居易生长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由鼎盛趋于衰落的时期。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虽然平息下来了，但藩镇势力却由此而扩张、巩固，大有此伏彼起之势。各地的节度使拥兵割据，他们“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成，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有的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而朝廷却一味姑息，不加治理。他们名义上虽为藩臣，但权限上早已超出臣子的范围。到了大历末年，已经发展到“自署官吏随意敛赋，甚至可以连兵抵制朝命”。当时的局势比较混乱，如梁崇义据有襄、邓、均、房、复郢等七州之地；安史旧将李宝臣占有恒、定、易、赵、深、冀六州之地；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阳图自固，重加税率，虽日藩臣，实无臣事。”再加上吐蕃不断入侵，西北边陲，亦甚危急。特别是河南一带，受害最重。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内战又趋于激烈，“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烽烟迭起。这年正月，唐发兵讨伐成德节度使李惟岳、魏博节度使田悦。六月，又发兵讨伐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到了七月，平卢节度使李正死了，其子李纳擅领军务，据淄、青、齐、海、登等15州之地，拥十万精兵，发动叛乱。这时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正任彭城《日县名，治所在今徐州市）令，他劝说李纳的族叔徐州刺史李洧脱离李纳的羁绊，“举州归国”，并和李洧一起坚守危城，保存了徐州。因此，白季庚被提升为徐州别驾。建中三年，白居易便随着母亲，离开了新郑，来到父亲的任所。
白居易来到徐州，并没有能久住下来，因为徐州周围还有战事，而徐州历来又是兵家易攻难守之地。因此，白季庚便把家眷送到符离（旧县名，即今安徽宿县符离集），另把白居易送到越中去避难。从此，诗人便开始了“关河千里别，风雪一身行”的漂泊生活。
白居易在江、浙一带漂泊了好几年。当时的苏、杭二州，是东南地区的两个大郡，由于未经战乱，加上韦应物、房孺复两位刺史的治理，所以依旧是一派繁华富庶的景象。那“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的钱塘江，“江南丘壑之表”的虎丘山，还有许许多多巧夺天工的杰作一一楼台亭阁，赢得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然而这优美的湖光山色、精巧的建筑布局，非但不能填补少年漂泊者空虚的心灵，反而勾起了诗人的无限乡愁。白居易这时期的诗作，就集中反映了当时内心的苦闷与惆怅：
故园望断意如何？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一个15岁的少年，孤单地旅居在江南一带，家乡被山山水水阻隔着，骨肉亲人，天各一方。碰到了家乡人，只能捎一封家信回去，聊寄思乡之情，寥寥28个字，字字凝集着游子的离愁思乡之情。
初春之际，明月之夜，身处异乡的游子独上高楼，遥望故乡，愁思满怀；因为兵连祸结，不能早日归去，只好寄乡思于梦寐之中。他有《江楼望归》诗云：
满眼云水色，月明楼上人。
旅愁春入城，乡梦夜归秦。
道路通荒服，田园隔虏尘。
悠悠沧海畔，十载避黄巾。有时诗人也想以一醉来排解自己的苦闷，结果“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江海漂漂共旅游，深夜醒后愁还在，一樽相劝散穷愁。雨滴梧桐山馆秋。酒精虽能使人的大脑得到片刻的麻醉，但终究不能浇开胸中的愁垒。梦回以后，怀乡恋国之情，越发难以抑制了。
旅居越中之时，诗人是一直思恋着自己的故乡与亲人的，但一则由于兵乱频仍，交通不便；二则由于经济拮据，所以返乡之愿难遂。再加上体弱多病，诗人此时的心境是相当凄凉的。但正是这种长期的流浪生活，开阔了白居易的视野，使他接触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从而养成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的同情心。他后来写出了大量反映人民疾苦，为人民控诉、呼吁的诗文，就是基于这种广泛深入的社会接触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
初到长安，步入仕途
在离乱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不能不为自己的前途操心。他不是豪门世族的后裔，不能靠父祖的荫庇取得官秩，只能靠自己的奋斗去求得功名。这时的白居易很想到长安去。他知道京城是人才荟萃之地，可以切磋学问的人很多；如果自己的诗才得到达官显贵的赏识，就有可能被举荐而取得一官半职，从而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抱负。正巧这时自封为“天下都元帅”背叛朝廷的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死了，淮西的战事停了下来，于是白居易满怀着希望，走进了长安古城。时年16岁。
白居易经过8年的漫游，见识、阅历都和以前不同了。特别是在苏州看见韦应物、房孺复的荣耀和体面，加上在长安的所见、所闻、所历，这些使他明白要想出人头地，成就一番事业，只有苦读，这是唯一的出路。故而到家以后，没有流连于符离的山水风景中，而是埋头苦读起来了。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一丝一毫也不放纵，吃了不少苦。后来他在《与元九书》中曾回忆起这段生活，似乎还有余痛。他说：
“二十年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
经过几年的苦学，白居易在学识文章上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他的身体却是未老先衰了。
贞元八年二月，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嗣曹王李皋病死，襄州军乱，抢掠府库民财殆尽，幸都将徐诚率兵制止叛乱。唐德宗遂命荆南节度使樊泽为襄州刺史。樊泽这个人武艺高强、威惠素著，人心畏服。就在樊泽到任前后，白季庚由衢州别驾改降襄州别驾也到了襄阳。
就在这一年，白居易的小弟幼美病死了，这给白居易的家中投下了一层凄惨的阴影。得知父亲即任襄州别驾的消息后，白居易伴送母亲来到了襄阳。襄阳是一座历史名城，名胜古迹很多。有诸葛亮高卧的隆中山，有岘山上的堕泪碑，“轻裘缓带”的关杜祠，有习郁养鱼而驰名的习家池，有孟浩然“隐居”过的鹿门山等等。
在这里，白居易一面继续刻苦攻读，一面寻访名胜古迹。在缅怀先贤业绩之中，白居易不仅领略了大自然的奇美风光，更写下了许多畅怀抒情的诗作。可是从现存诗集中，我们只能找到有关孟浩然故里的记述，余诗可能佚失了。
他在访问孟浩然的故里时，曾写有《游襄阳怀孟浩然》诗：楚山碧岩岩，秀气结成象，今我讽遗之，清风无人继，前望鹿门山，旧隐不知处，汉水碧汤汤：孟氏之文章。思人至其乡；日暮空襄阳。蔼若有余芳；云深树苍苍。白居易在襄阳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在，一家人团聚其乐亦融融。然而意外的事故却发生了，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白季庚突然病逝于襄阳官舍，享年66岁。由于生前为官清廉，没有什么积蓄，死后家人竟没有能力把他的灵柩运回原籍安葬，只得把它暂时落葬于襄阳县的东津乡南原。然后白居易护送家人返回符离。诗人一路上忧心忡忡。父亲的突然去世，对于年轻的诗人和他的家庭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家境变得更为艰难，有时甚至连吃饭都有些困难了：“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白居易的一首七律《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有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邦弟妹》，以极其形象的语言，概括了这一时期的生活：时难年荒世业空，田园寥落干戈后，吊影分为千里雁，共看明月应垂泪，弟兄羁旅各西东。骨肉流离道路中。辞根散作九秋蓬。一夜乡心五处同。在这种日益艰难的窘境中，为了生活，为了前途，白居易决定南下饶州，投靠任浮梁主簿的长兄白幼文。
唐朝以科举取士，通过考试选拔国家管理人才。考生的主要来源，一是各地学馆的学生，叫“生徒”，每年经学馆考试合格，可以直接送尚书省参加考试；二是不在学馆的考生，自己向所在州县报考，叫“乡贡”，考中以后，再去尚书省参加考试，叫“省试”。白居易就属于后一类考生。当时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时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尤为重要，名臣多从这两科出身。明经主要考帖经，进士主要考诗赋，考试及格称为及第。诗赋自然是学文，但比帖经，思想较为自由；又因齐、梁、陈、隋以来，诗赋对文人有吸引力，已相沿成习，文人多愿应进士科，表现自己的文才。因此唐朝进士科特盛，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由于及第人数仅占考生人数的百分之一二，再加上当时的考卷是不糊名的，为权贵提供了舞弊之机，因此每个考生都清楚，落第的可能要比及第的可能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考生们竞相奔走于权贵之门，希望得到推荐，得到提携。这时的白居易，当然也希望得到帮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白居易需要的帮助不是援引，而是主试官的不偏不倚。
白居易此时已19岁了，但在这次及第者中，还是最年轻的一个。《唐摭言》中记载白居易曾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十年苦学，一举成名，诗人得意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俗话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何况白居易这次中举，关系到家族的兴衰；再加上母亲身体多病，归家报喜，对老人将是最大的安慰，遂决定东归。当时的习俗，新科进士都要到杏园举行宴会，叫做“探花宴”。然后齐集大雁塔下题名留念。白居易决定要走时，许多同科进士欢宴相送，他内心充满了喜悦，写了一首《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诗，真实地反映了他踌躇满志的心情：十年常苦学，擢第未为贵，时辈六七人，轩车动行色，得意减别恨，翩翩马蹄疾，一上谬成名，贺亲加始荣。送我出帝城，丝管举离声。半酣轻远程，春日归乡情。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白居易满怀喜悦之情告别了京城长安，匆匆赶回家告慰母亲去了。
他在诗中呼求崔衍提拔他，他把自己比做“瘦马”、“饥鹰”，因为“瘦马”和“饥鹰”是最需要外力援掖的。事实正是如此，考中进士仅仅是仕宦之途的一个起点，未来还有许多关卡，正需要人来扶持，对第一个赏识他的人寄予最可靠的希望和祈求，是极自然的事。
另外，在宣城游览时，他曾去凭吊过李白的墓，并作有一首《李白墓》：采石江边李白坟，可怜荒陇穷泉骨，但是诗人多薄命，绕田无限草连云。曾有惊天动地文。就中沦落不过君。白居易在宣城小住，遂即去饶州浮梁长兄白幼文任所。他与白幼文这次相聚心中比较愉快，一直住到秋天才走。当他回到符离时大约是九月了。白居易回到符离后，为迎接拔萃科的考试，不敢稍懈，依然埋头苦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耽书力未疲”。
贞元十八年（公元892年）冬天，白居易再次来到长安，参加了吏部侍朗郑瑜主持的拔萃科考试。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白居易名列甲等。第二年的春天，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在唐朝，秘书省是皇家整理图书的机关，校书郎的职责就是管理“邦国经籍图书”。这是一个九品小官，薪俸不算丰厚，也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可做。这种情况下白居易是不大满意的。他发牢骚说：“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
由于工作的关系，白居易在长安城常乐里租赁了房子，也算定居下来了。这时的生活，他有首诗是这样说的：“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佘。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宴如。”可以看出，他此时的生活条件比以前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