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一边走，一边重温年轻时“拍拖”的情景，老是老了点，只是年轻之心未泯。只是白云山已非昔日之白云山了，一到进山处都得掏腰包买票。我想，山水乃自然之设，干卿底事？把山凿了盖什么景点，好找个要钱的借口。让人们芒鞋策杖，不是更有山野之风，更能返朴归真？山寺更是宣法普渡之所，更无理由要收钱。这一来，佛国净土也就沾了凡世的铜臭，“四大皆空”也就不攻自破了。
到了山顶，老皮老骨感倦了，便在山顶寻个地方坐坐。“白云松涛”是“羊城八景”之一，说是“越秀远眺”有趣，其实“白云远眺”更为壮观。尤其是广州突飞猛进的今天，数不尽的高楼大厦矗立云端，一派珠水横陈天际，闪烁波光，无语东流。“白云松涛”虽是岗岗有松，也算密，但不算壮，虽有风而无涛可闻。环顾云山，而石径无存，却是马路人云端。山亦不生云，可奈何！花费极大，把都市的一套搬了上山。说实话，还是让它作一个自然的景观好。一个村姑天生丽质，加之铅华亦未尝不可，进了城登上台一啭珠喉，要买票也无可厚非。不过，这就不是浣纱之女了。白云山本来自然文明，人工横加其现代文明，就更显得不伦不类了。
（第22章）津门负箧悟春寒
断冰枯草飞鸦，
风来犹挟雪花。
一段冻云低压，
斜阳昏洒，
老枝欲点新芽。
这是我刚到天津，所见初春景，即兴而就的小曲《天净沙》。我这次到天津是为陈残云同志出文集奔走。当我气喘咻咻地背着一大袋文稿下机，到机场接我的竟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邢风藻兄，真是出乎意料。邢老兄是资深的编辑家了。这从桂林作协赠他的一副对联可见一斑：
半辈子编书箱出一个总统；
二十次造桂造就两代作家。
此中“一个总统”就是他编辑、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总统》一书；至于下联就不言而喻了。
老朋友见面自然是天南地北的拉扯，我是以一个“南蛮”的眼光来看北国风光的，自然迎邢老兄的揶揄。不过我觉得这阕小曲也真有点北国的苍凉味……
当然在我讲到广东此时只须单衣襄身，到处是鸟语花香时，就直说得邢老兄点头羡慕。
残云伯已届耄耋之年了，从事文学创作凡五十余年，可谓著作等身，这次撷其精华之篇三百余万字，结集十卷付梓。朱崇山兄在残云伯面前保荐我肩此重任，说我年富力强，走南闯北，游刃有余。我真有点诚惶诚恐的，生怕把事情弄糟了。好在邢老兄是咱哥们，对陈残云也仰慕已久，说定马上就看，六月发稿，年内出齐。这比老朱行前对我提出的要求年内先出五卷还要超前。我真是喜出望外了。
陈残云伯早在五十年代已在宝安县和东莞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了，在东宝地区很有声誉。且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反映这个地区农民如火如荼的生活和劳动，乡土气息浓郁，其中《香飘四季》更是家喻户晓。一听说残云同志要出版文集，富起来的宝安、东莞的乡亲父老都很高兴，表示鼎力玉成。可以这么说，我此行是受这两县的乡亲父老的嘱托，肩负着他们的殷切期望。
朱崇山步陈残云后尘，也来到宝安县挂常委之职，已有五年之久。他的宝安系列的报告文学，无论从经济学，哲学、美学、文学角度来看，都是那么动人心魄；直言不讳，锋芒毕露，道出宝安人的心声。在宝安，上上下下，从县委书记李容根到普通农民，十八乡镇都昵称他为“朱叔”，视他为知心诤友。农民们不太会说话，都说，他们要说的正是这样，只是不知该怎样说，更遑论做文章了。是朱叔替他们说了要说的话。我想作为党员作家，朱崇山可以说是尽职尽责了。他常说，他在宝安“搭秤”兼“打工”。搭秤者，挂职之谓也；而打工者为宝安父老服务之谓也。他跟我说起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他说他是向陈残云学习的。记得前年，《文学报》在上海举行“朱崇山作品研讨会”，肯定了他的创作道路。上海老作家菡子表示认同，两人的通信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了。最近朱崇山的宝安系列报告文学凡二十多万字即将出版。这给了我一个启示，勇士安泰的力量来自大地母亲，而作家的魅力则来自人民，文坛上由它如何鼓噪，名也罢，利也罢，我自甘寂寞，为人民而写。
我和邢老兄聊起这些来，他也颇有同感，他长吁一声，回首往事，并无虚度年华，也无庸庸碌碌，身后有一座庞大的“靠山”，那就是他编的书和他著的书……
眺望文坛，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果真如春寒中的天津，也许真有断冰、枯草、飞鸦，还有雪花和冻云……但毕竟文学这棵古老的树，正在绽出新芽。海河冻住了，但我还是听到冰下涓涓春水在流淌若，而且这涓涓之声一旦澎湃，便可化作滚滚春潮……
（第23章）吹动生活征帆的风
以现代的信息工具——电脑，向释氏讨教，探究千古不朽的人生问题，其乐无穷。年过半百，一无所有，无官、无利、无名，但写写诗文写写画，晨起打拳舞剑练气功，此生足矣！这并不轰轰烈烈，但也春有百花秋有月，日日是好日。
曾经看过一本西方哲学的书，为了说明哲学不同于科学及宗教，书内举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茫茫大海上飘荡着一叶孤舟，舟上有科学家、神父、哲学家三人。他们都是从一条失事的轮船上逃到这条小舟上的，都极想得到救援。这条小舟上什么都没有，于是神父祭起了十字架，喃喃地祈祷，祈求出现奇迹，上帝能打救他出险境；科学家则根据自己的学识，推算着离陆地还有多远，建议三人同心合力把小舟划到岸边，尽管三人的体力有限，他也要努力地尝试；而哲学家则提议大家把衣服脱下来，合成做一面风帆，再加上三人合力划船，终使大家得救了。哲学家当然不比神父和科学家聪明，只是善于利用神父的虔诚和科学家的智慧，运用了人的经验和知识，解决人生的问题。我想这条船要是有一位禅者，他会认为“四大皆空”，说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然后从容地脱下他的衣服，挂在风帆上。这是一种兼有宗教家和科学家的诚和智，比之哲学家更有对现实的洞察力。
说是禅是不见文字，完全是高层次的意识活动。所以禅机的顿悟，往往不能言传，只能意会。据不少“公案”记载，总是要当头棒喝，才使人茅塞顿开。我想何须如此“暴力倾向”，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日日好事中开悟呢？张起我们生活的风帆，鼓起智慧的风。因每件事物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就像风每天吹动我们的风帆。只要透彻理解了“风”的存在，这就是禅。即使连篇累牍的著作，也未必讲得清这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禅理。不须到青灯梵音中寻觅，不须在明月清风里玄思，禅就是人的生活智慧，吹动人生征帆的风。洽谈也好，生意也好，工作也罢，睡觉也罢，空气总是存在，只要空气的流动，那就有风，这就是生活中的故事，此中不无深寓禅机，自成公案，只要细心地想一想，一旦看透了，即可令人豁然开朗地顿悟。
我是在文学的田园耕耘的农夫，但“农事”不力，种不出什么好庄稼，只是在天天走过的小径上，裤脚上无心粘了些狗尾巴花的籽，却无意种出了这些野花来，我想这也许是禅吧。不过，花道的插花用“野花”插成，更有自然之真趣。
（第24章）醉画仙“鲩鱼锵”
占峰师乔迁，某日午间，弟子聚于泮溪酒家为贺。陈永锵施然而至，乃知其为同门师兄弟。我属猴，他属鼠，长其四年；我一介布衣，他是岭南名家，人称“鲩鱼锵”，官阶也不小。占峰师说我还在他之前，他惊愕，我惭愧。
锵老弟面目颇经风霜，黝黑有神，眼如铜铃，炯炯发光。眉耸如鸦翼，有痣固之，不使飞去；耳大垂肩，时可掸凉，不至汗颜；牙稍哨出，把守门户。岂料酒过三巡，哨牙防守开始松懈，于是大放厥词，但妙语连珠，语出惊人。才子的豪放不羁，放浪形骸的疏狂之态暴露无遗。三杯下肚，浮一大白，“力必多”大量释放，亢奋起来，潜意识突显，尽现“真我”风采。当服务员小姐款款而来，他乐颠颠，举杯而邀。当小姐得知是大名鼎鼎的大画家时，便欣然而饮。锵兄激动不已，竟作蒙古人之豪歌祝酒，唱得颈上青筋暴如豆角，哨牙溅沫，大喷豪韵。不过，我听出竞颇类帕瓦蒂罗的男高音，只是窗外树鸟尽散矣。
我是在70年代时的一次画展上，看到一幅颇具水乡气息的画，始闻知青画家陈永锵。画中冬瓜棚下，游着几尾鲩鱼，极其逼真，乃得名，于是一炮而红，震撼广州画坛，我竟不知其师出同门。后来，他便进了广州美术学院攻读研究生，出来成了大画家，稍后又当了文化官。我长期脱离师门，作一文坛孤客，三十年后才重拾画笔，即使是搭火箭也休想赶得上锵老弟了。
既相熟了，话也渐投机，锵老弟听占峰师介绍说，得知我是作家。便邀我举杯，我滴酒不沾，他深感困惑，“文人不饮？”但我只算半个文人而已。席前，服务员曾问过要什么饮料，他应声高叫：“是男人倒啤酒，女人就斟‘可乐’！”为此我只得硬着头皮倒了一杯啤酒。喝啤酒我还可勉强应付，只是这“五粮液”我望而生畏。锵兄以酒定义男人，我不能苟同。伊斯兰的大胡子怎么算？况且我也男儿当自强，打拳舞剑。于是晓以大义：“饮酒会坏了那家生，有碍做男人的正经事。”他话头醒尾，哈哈大笑，大话风流，大癫大吠又吼起了谁也听不清楚的“帕瓦蒂罗”来。这使我想起南朝刘伶恃才傲世，纵酒放达，醉裸卧于屋中，人皆大讶，而伶嗔日：“我以天地为栋字，以屋室为衣裤，诸位何以人我裆中？”锵老弟倒没有嗔人，而是醉眼惺忪地大发宏论：三足鼎立，画家之立身，也须“三足”。他高谈阔论，谓画家之“三足”，一为学术界；二为市场；三为社会，此三足缺一不可。在行内，学者馈以赞词，并为之鼓掌、喝采，但无人掏腰包买画。在市场，有人买画，但说不出头头是道，很感受用的赞词。在社会中，你能找着知心朋友，或许没有赞美，也没有钱。但当行内“当你无到”，市场“当你透明”之时，只有朋友真情不变。学术界承认你的艺术成就、市场提高你的艺术价值、朋友欣赏你的人格。三者皆备乃大画家也。此言不谬，鲩鱼锵之为鲩鱼锵，亦藉此“三足”而鼎立于画坛。
散席后，众学友共赴占峰师新居，鲩鱼锵却烂醉在车中，鼾息如雷，推之不醒。众人四看新居后，于画室挥毫。黄昏，鲩鱼锵方醒，匆匆醉笔，一挥茫然，有孤鸟呜于水湄，却以“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意而题。我看毕一哂，此尽显陈永锵率性之真。鲩鱼锵在画界闯荡已久，画既驰名，乌纱亦加，如意之事当十常八九。此番酒后真言，话虽说得通透超脱，怕是块垒在臆，借酒一吐为快。我庆幸自己没有坠入“红尘”。趁啤酒微醺，援笔七绝以寄，诗日：
春风杯酒鲩鱼锵，天作屋居屋作裳；
成画成诗醒或醉，且歌且笑杏花墙。
（第25章）猴子偷苞米的启示
佛教称这个世界为娑婆世界，梵文译过来的意思是“不堪忍受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贪嗔痴”。你看，人一出生，就双手抓成拳，什么都想要。只待人一死，这才双手放开，撒手而去，这是人与生俱来的“贪”？
即便是动物也是生来俱贪。西南山乡，农人多种苞米，常有猴子下山偷摘。猴子偷苞米，伸右手摘了，夹于左腋，伸左手去摘时，左腋的那只掉了，左手摘的，由右腋夹了，再伸右手时，右腋那只又掉了，猴子贪得无厌，忙乎了半天，摘了许多许多，其实腋下只有一只而已。如果被人发现了，落荒而逃，逃出苞米地时，可能连腋下的那只苞米也掉了，逃上山时仍是只身而回。能拾回性命，已是万幸了。
有些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整天算计如何聚敛财富，也不过是如同偷摘“苞米”，恨不得都摘了归自己，只是也一样摘一个掉一个……更有铤而走险抢劫的、贪污受贿的、偷蒙拐骗的。君不见王宝森之流的贪官，“东星”轮大劫案、番禺市桥千万元大劫案的强盗……他们或巧取豪夺，或明火执杖，攫取不义之财，到头来还是落个“人为财死”，两手空空，一命呜呼！
这不过是一帮如猴子一般的人，以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了，来到这“苞米地”，目中无人，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意偷摘，视整块“苞米地”非他莫属了。贪婪之状，无以复加。
只是那些劫匪不过是些鼠窃狗盗的亡命之徒，而王宝森之流冠冕堂皇的所谓高级干部，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猴子”，“沐猴而冠”而已，头上多了颤悠悠两翅的乌纱帽，着了红袍，便以为受命于天。不是说是“人民公仆”吗？但毫无人味。现在有人称自己的领导为“波士”，也就是老板了，怎么当干部会与当老板等同？岂不是与人民勤务员的称号相去十万八千里吗？怪不得有些人可以自视为主人，任意扳摘“苞米”了。
我是极推崇介子推的。春秋之时，晋文公登位，行赏有功之臣。而介子推不愿意“贪天之功”，上山躲了起来，文公再三催他下山做官，他还是不肯。后来文公想，放一把火烧山，介子推能不下山？但介子推就是宁肯被烧死在山上，也不做官，这使得晋文公痛失良臣。为纪念介子推，文公就把介子推抱着烧死的那棵树削为木履，穿在脚上，常常喊道：“足下！足下！”以怀念介子推，这就是“足下”的典故。后来又把烧山的那天定为“寒食节”，家家户户不得升火做饭，以痛定思痛云云。
介子推的气节很令人感动，虽然他或许不会有“做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那种公仆意识，我也觉得他很高尚。年轻时，我不愿意当干部，不是自比介子推，只是因为那时当干部苦，辛苦的困难的工作要带头上，运动一来还得挨批挨斗。而当工人搞什么运动都不会搞到自己的头上，再说那时粮食供应是定量的，工人每月有30多斤。干部只有20多斤。为此，我根本不想当干部。
知道官做得越大越好，我是后来才体会到的。除了享受住房的标准，还有诸如医疗、专车，还有排名先后，连看《金瓶梅》也规定多少级干部才可以看，出差坐飞机、住宾馆的标准等等，不一而足。即使你不学无术，十足一个草包，只要能削尖了脑袋，混到一官半职，那就够你一辈子受用了。
人生下来是否已存贪念，且不去讨论它，你腰缠万贯也好，住的是带花园的商干楼也好，美女如云地簇拥着也好，坐的是豪华轿车也好，这都不过是你夹在左腋或者右腋下的“苞米”罢了，始终要掉下的，注定最后是要撒手而去的。只是人既然活着，就会有思想，这思想如同光和热，如同流水……没有了光，没有了热，生命也就结束了，水不流了，波涛也就静止了。佛学说的“空”也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在该发光发热之时，活着只为了去偷摘“苞米地”里的“苞米”，就未免太卑劣了，甚至只能遗臭万年。
（第26章）两个文明
现在开放改革了，不少人富了起来，他们财大气粗，挥金如土；但也有很多人兢兢业业地埋头做学问，却贫困交加。尽管那些大款油头粉面，艳光四射，但也掩不住他们那种目中无人的浅薄，不可一世的无知。
人的最高智慧衍生了高科技的文明，“知识就是力量”的理智结晶直叩宇宙太空。而人的情感丰富的表露创造出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灿发出情感孕育的璀璨花朵。人探求知识和科学，修养道德和伦理，拥有情操，于是有了人的尊严，这便是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文明。当人将两个文明的理性、灵性、情性文化熔于一炉，相辅相成，便创造出全人类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