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产生。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怎样产生的呢？在第一章中，《宣言》在分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时就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在这一章中，《宣言》进一步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阶级社会中，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可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后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巴枯宁在他所写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针对《宣言》的阐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针对巴枯宁的问题，马克思回答说：“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一个个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的力量和组织使它足以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时采取普遍的强制手段”。
（2）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是什么呢？《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里实际上概括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两大任务：一是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针对当时先进国家的情况，他们还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发展生产力、消灭三大差别的十项措施。这十项措施是：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当然，这十项措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先进国家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它只是表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对社会进行改造。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措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也认为，由于时间的变化，“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不应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具体提法或具体结论。二是发展生产力，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同时，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使共产主义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时，用的是“一步一步”，而在谈发展生产力时，用的是“尽可能快”。这个“一步一步”说明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的渐进性。也就是说，这个改造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它是一个过程。至于这个过程的长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具体说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要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来进行所有制的改造，而不能根据主观意志来进行。
（3）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消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同任何国家一样，并不是永世长存的，也是历史的暂时现象。《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也就是说，当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原来意义上的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权力也就随之消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走向消亡。以后的国家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它不存在阶级镇压的职能，而只有社会管理的职能。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也说：随着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
那么，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做过多的具体的设想，只是原则上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未来社会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才能、智慧都能得到充分和自由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不仅不会妨碍他人和社会的发展，反而能够促进他人和社会的发展。如果说，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少数人的自由发展是以多数人受奴役、受剥削、受压迫为代价的话，那么在新的社会里，由于阶级的消灭，不存在奴役、剥削和压迫，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人人都能得到自由的发展。
总之，《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
（四）《宣言》第三章解说
原文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和“青年英国”，都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像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作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
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