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看来，西欧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国家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却不是这样。那些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国家并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原来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却选择了社会主义。
如何认识这个问题？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落后国家能不能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误会？是这些国家人民的伟大创造，还是少数人将国家引入歧途？这些问题是人们长期争论的问题。十月革命后不久，德国的考茨基就说，十月革命是早产儿，是活不长的。俄国的苏汉诺夫等人也认为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列宁当时批驳了这些观点。许多研究者为了论证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寻找理论根据。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有的甚至把它上升为马克思的东方理论。
正确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含义
“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在给俄国革命者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引用的一个典故。这个典故说了这样一件事：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马克思在这里是指资本主义的痛苦发展过程。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是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二）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背景
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呢？“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针对怎样看待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问题提出来的。
俄国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国家。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虽然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俄国除了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这种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组织和生产组织。这种村社制度在农奴制废除后，是会被摧毁而进入资本主义痛苦的发展过程，还是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呢？
在俄国，这是个争论得十分激烈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俄国同样要走西方国家的路，即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俄国无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俄国的村社制度能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被马克思称为“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就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即相信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旧的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可以说，最早提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外，当时还有许多俄国人都在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而努力。
后来，俄国的民意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也就这个问题询问过马克思。1881年2月16日，俄国革命者维·伊·查苏利奇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查苏利奇在信中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和该书在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她在信中对马克思说：“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党所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查苏利奇还表示：“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查苏利奇在信中表示，期待马克思写出一篇较长的文章，或者一本小册子，实在不可能则写一封信，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予回答。
早在1880年12月，马克思曾答应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代表、该党机关报《民意报》编辑尼·亚·莫罗佐夫对有争议的俄国村社前景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一直未兑现。马克思接到查苏利奇的信后，就着手准备回答她所提出的问题。“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三）马克思的基本观点
要完整地了解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我们需要了解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和正式复信的内容。
1877年11月左右，马克思针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登载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文章中包含有对《资本论》的误解问题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从马克思这封没有寄出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马克思在信中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俄国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假设句。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如果俄国继续沿着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道路走下去的话，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如果有重大事变使俄国中断或阻止走农奴制改革后所走的道路的话，俄国有可能避免遭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当然，这个中断或阻止不可能是倒退，而只能是革命。这里的关键是历史会不会给俄国提供这样的机遇。
为了回答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写了几个草稿，说明他在反复琢磨这个问题。在草稿中，马克思说：“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俄国当时的情况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马克思指出，俄国的“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目前状况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马克思在这里讲得很明白，俄国村社的土地是公有的，而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相当发展，如果能够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将机器应用于农业耕种，那么，俄国的农村公社不必瓦解就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这样就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的生命。也就是说，土地的公共占有与大机器生产结合起来才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考虑得还很细致，甚至连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机器耕种这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了。马克思还认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这里又是用的假设句。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如果这些假设条件不存在，那就另当别论了。
1881年3月8日，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正式回信中说，“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的民意党人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的，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