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宋代的经济作物，特别是在南方，有相当大的发展。当时有菜园户、漆户、药户、花户、果农、菜农、蔗农等专业经营者，他们部分或主要地从事商品生产，这对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结构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南方各地普遍栽种茶树。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和川蜀地区，种茶的园户极多，不少州郡以产茶着名。北宋时，仅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每年输送官府茶叶专卖机构的，即达一千四百四十一万二千斤，而淮南产茶地则由官府自己置场，督课园户采制，其岁入数字还不计在内。南宋的产茶州县又比北宋有所增加。川蜀、两广、两浙、福建是着名的甘蔗种植区，福、明（今浙江宁波）、广、汉（今四川广汉）、遂（今四川遂宁）五州都有一些“糖霜（冰糖）户”，种植甘蔗，生产各种蔗糖，其中以遂州（南宋升遂宁府）的冰糖最为着名。苏州洞庭山共三千户居民，“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种柑橘一亩，比种稻麦得利多至数倍。广南农民也“多种柑橘以图利”。福建、广南、川蜀还种植荔枝，以福州所产最多，兴化军（今福建莆田）“最为奇特”。而荆湖南、北路的农业生产水平较差。广南东、西路土旷人稀，以粗放经营为主，尚未得到很好开发，然而至北宋后期，缺粮的福建路已必须依赖广南余粮的接济，广南的粮食甚至还由海道远销两浙路。四川、荆湖不少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水平。北宋的淮南路也是比较富庶的地区。南宋时，淮南东、西路，京西南路等地，与金朝、元朝接壤，因长期战乱，大片农田荒芜，耕作粗放，亩产量很低，始终没有恢复到北宋时的生产水平。
尽管宋代各地农业发展很不平衡，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发展水平远远超过汉唐，则是无疑的。
手工业
中国古代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宋时逐渐应用于实际，获得迅速发展。造船、矿冶、造纸、制瓷等部门，在原料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着的进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也较前代加多。
北宋建都开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载运东南的粮食等货物。宋太宗至道末（997年），各州岁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只。宫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等，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两浙的明（今浙江宁波）、温、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荆湖的潭（今湖南长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沿海四个州军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
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徽州黟县、歙县生产的纸张，放在熏笼上用火焙烤，五十尺为一幅，各幅匀薄如一。这种方法比上墙日晒要进步得多。因此，纸张的产量比以前增加很多。宋代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纸的种类很多，有白色纸、自然色纸等。在质量方面有薄厚与粗细之分，又有全料和半料之别。四川的藤纸、浙东的竹纸、江南的楮纸等，因原料的不同而各有特点。江西清江的藤纸、江东徽州的龙须纸、平江府的春膏纸等都是纸中佳品。各地还有多种加工制作的笺纸。纸张经过加粉、加蜡、染色、砑花，制造成精致的印花笺，笺色有红、紫、褐、黄、碧等，而以红色笺最为流行。建阳书坊曾用一种特制的椒纸印书，系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纸性坚韧，且可防蠹。纸还用来制作纸甲、纸被、纸帐、纸衣等。
宋代制瓷业普遍发展，在产量和制造技术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提高。
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不仅供贵族享用的高级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新水平，而且生产出大量的一般日用器皿，为居民广泛使用。各地瓷窑形成自己的特色。北方的定州（今属河北）定窑所产薄胎白瓷，用印花、刻花和划花装饰的日用器皿，曾充作贡品。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生产带有较细纹片的青釉瓷，“色近雨过天青”，宋徽宗时专为王室烧造。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州）出产的瓷器，釉色若玫瑰般娇艳，间以紫红和青蓝，极尽绚丽灿烂，后世称为“钧瓷”。开封官窑生产的瓷器，土脉细润，有月白、粉青等色，带蟹爪纹片。南方的饶州（今江西鄱阳）景德镇窑，出产各种品类的瓷器，远销各地，号称“饶玉”。该镇瓷窑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还有印花、画花、雕花之分。临安府凤凰山、乌龟山下官窑，出产瓷器的釉面呈现出各种美丽的纹片，特别是青瓷，有翠青如玉之感，是瓷中珍品。此外，如北方的耀州（今陕西耀州）窑、磁州（今河北磁县）窑，南方的吉州（今江西吉安）窑、处州龙泉（今属浙江）窑以及广南东路、福建路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广南东路和福建路的瓷器主要是销售海外。宋代瓷器产量的增长，使制瓷业在宋代全部手工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商业、城市经济和货币流通
宋代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前代，大城市和小镇市的兴旺发达，纸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的盛况空前，都非常引人注目。
宋时因城市人口的膨胀，在很多州县城门外，形成了新居民区，称做草市。有的草市，例如着名的鄂州南草市，其人口和规模甚至大大超过城区。
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大城市。都城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开封府仅新、旧城内，八厢居民，即达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唐代长安和洛阳城内的坊只是居民住宅区，黄昏后锁闭坊门，禁止夜行，商业活动只能白天在市里进行。北宋开封和其他大城市的繁盛，逐渐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相同行业的店铺多集中在邻近，工商与居民杂处，面街开店，随处都有商铺、邸店、质库、酒楼、食店。
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中庭两庑可容上万人，商旅交易，都集中在这里。
还出现了迟至三更的繁盛夜市，到五更，“鬼市”（早市）又开张营业。
各地货物诸如粮食、水产、畜产、蔬果、茶、酒、药材、纺织品、器皿、书籍等，都运到这里销售。日本扇、高丽墨和大食香料、珍珠等，在开封市场上也是热门的货物。宋真宗时，北京大名府的坊郭主、客户也达几万家。宋仁宗时，广州只有子城，城外“蕃、汉数万家”。
唐代城市中同业店铺组织成行。宋代自都城至州县城镇，同业商铺组织成“商行”。入行的商户称“行户”，参加商行叫“投行”。随着商业的发展，商行的组织不断增加。开封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临安有四百一十四行。商行保护和垄断本行的商业利益。外来的商人，不经投行，不得在市上贸易。各行有自己的行话，行的首领叫“行头”或“行老”，他们有权规定本行商品的价格。各行还有作媒介招揽买卖的牙人。
民间工匠的同业组织也称“行”，开封的各行工匠集中在大货行和小货行。如做靴鞋的称“双线行”。行又可称“作”。如木作、碾玉作、漆作等，其中包括作坊及各类工匠。有些行业的工匠寻找工作，必须经行老介绍。
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金银作为货币，流通量不大。北宋铜钱年铸造额约为唐朝的一二十倍，特别到宋神宗元丰时，年铸造额高达五百零六万贯，依每贯五宋斤计，约折合一万五千余吨。尽管如此，北宋的铜、铁钱仍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还出现了“钱荒”。
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发行一种交换券，叫做“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官府收夺私家发行纸币之权，在益州设立交子务，负责印制和发行交子事务。交子以铁钱作为本位，每界（期）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另储备铁钱三十六万贯，以保证交子随时兑换。交子以两周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商民向官府持旧换新，每贯交纸墨费三十文。起初交子只在川峡流通，后来发行数量越来越多，交子流通的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等路，官府便在开封设置交子务，专门负责交子的印造发行。
宋时海外贸易得到很大发展，与海外联系地区之广，进出口货物品种和数额之多，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宋朝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
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
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宋仁宗皇佑时，市舶收入每年为五十三万余贯，宋英宗时增为六十三万余贯，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南宋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宋高宗在位末年，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金额近一倍以上。
名家回眸
史学家邓广铭认为，宋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小的中原王朝，甚至最后偏安一隅……但它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在经济等方面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朝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是最多的，军事国防和历史上强大的朝代更没法比，却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民族复兴之路会有什么启发呢？
香火缭绕江南乡
各代统治者，都有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的“优良传统”，宋朝自然也不例外，宋代流行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宋真宗所说的佛、道、儒“三教之役”，“皆劝人为善”，“道、释二门，有助世教”，就反映了皇帝对这两种宗教的重视。
宋朝的大多数皇帝都对佛教的发展持赞助的态度。宋太祖不仅下令在成都雕刻印刷《大藏经》，还下令西川转运使沈义伦从成都抄写金银字金刚经，送到都城开封供奉。乾德四年（966年），有僧150人要求去印度求法，宋太祖特地赐钱三万以供这些僧人费用。宋太宗更是一个佛教的鼓吹者。他下令在开封设“译经院”，后又改名“传法院”，并赐额“传法”，让印度僧人天息灾、法天等人主持翻译佛经，又选派50个童子在院中学习梵学梵字。佛经译出后，宋太宗亲自写序附在每部佛经的前面，由印经院刊印，使佛经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