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到宋代以理学的形式实现了一次总结，而中国整个的文化也在整个宋代实现了一次总结。宋朝的书画是中国书画艺术的巅峰。史学的成就，更是其他朝代难以企及。“中国史学，奠盛于宋。”在科学上，沈括的《梦溪笔谈》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秦九韶《数书九章》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顶峰。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三项始于宋，成于宋。两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其思想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远非汉唐诸儒所能比拟，实际上开创了继先秦以来中国思想界最为隆盛的局面。随手拈来，巨星耀眼。有顾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周敦颐的濂学，程颐、程颢、朱熹的程朱理学，王安石的新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陆九渊的心学以及陈亮和叶适的事功学派。所以，陈寅恪老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但就理学来讲，“存天理，灭人欲”与人性相悖的理论基础注定了儒学在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同时也走向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它的内在矛盾终于导致了明朝“大礼议”的论争。明世宗朱厚熜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后，统治阶级内部在皇统问题上的政治论争，“始丽争考、争帝、争皇，继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佑杬的尊号。
“大礼议”的论争，实际是天理与人情、天理与人心之间的论争。在这次“大礼议”的论争中，充分暴露了程朱道学不近人情的冷酷面目，不顾现实的僵化心态。
名家回眸
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朱熹把“天理”和“人欲”的对立，等同于“公”与“私”的对立，他说：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是事，便公；公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公私关系实质上是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关系。当时的理学家与反理学诸家都讨论公私关系，说明当时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自觉已经达到一个新高度。朱熹等理学家在处理公私关系时，要求个体服从群体，表明它们对于群体利益的强调。然而任何过分的强调都会导致片面性，正如过分强调个体利益会瓦解群体利益一样，过分强调群体利益也会瓦解个体利益，甚至导致个体意识的湮没。朱熹将现实社会中公与私的矛盾归结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这一理论本身尽管不乏合理之处，但随着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它的消极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了，不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发展的阻力，而且成了个体意识成长的重要精神障碍。
总之，朱熹对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的学说作了总结和改造，从他们的体系中吸吮了大量的思想养料，又用佛教与道教的思辨哲学充实自己的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北宋刚建立，宰相范质就把五代各朝的实录简编成《建隆五代通录》
65卷。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又下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史。经过一年多时间，修成《五代史》150卷。唐朝的历史，五代后晋时已编成《唐书》（后世称《旧唐书》）。宋仁宗对《唐书》的文笔不满意，又下令重修，由宋祁和欧阳修负责，修成《新唐书》225卷。《新唐书》不仅删了《旧唐书》的许多繁文，还增补了许多新的资料。该书志的部分所新创的《兵志》、《选举志》、《仪卫志》等条目，为宋以后的历代正史所沿袭。除了朝廷组织编修外，私人编纂前朝史书的也不少。宋真宗时，路振采集五代时吴、南唐等九个割据政权的君臣事迹，撰成《九国志》12卷。宋仁宗时，欧阳修利用奉命修《新唐书》之便，重新修订五代史，撰成《新五代史》74卷，这是我国唐代以后唯一由私人编纂的正史。北宋末年的马令和南宋时的陆游，则分别编纂了《南唐书》30卷、《南唐书》15卷。这些官修、私撰的唐、五代断代史的出现，说明当时统治阶级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对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这是宋代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
各种不同体裁的通史的编纂，在宋代更是获得辉煌的成果。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宋代通史中的不朽之作。这部书从宋英宗时就开始编写了。宋英宗专门在秘阁中设书局，让司马光主持编写从战国到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宋神宗熙宁变法期间，司马光因反对变法，辞官居于洛阳继续编书，书局也随他迁到洛阳。他在精通史学的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的协助下，搜集了历朝正史、实录，以及大量杂史、传记、小说、地志、文集的材料，由刘恕等三人分段编写出“丛目”和“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执笔删削定稿，并一一考核史实，前后用了19年时间，把战国至五代1360余年的史事，按《左传》的体例，编成一部294卷的编年体历史巨着。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目的在于为宋朝统治提供借鉴。宋神宗甚为欣赏，赐名《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着的文字虽长，但优美通畅，全书像一气呵成，其中的唐、五代部分，记载了许多正史中见不到的史实，史料价值极为珍贵，确实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着，在宋元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的推崇，成了后代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资治通鉴》刊行后，南宋初的袁枢把《通鉴》中分散在各卷的同一历史事件的资料辑录在一起，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以记事为中心的史书新体裁。这种史书虽然没有多大史料价值，但它为人们了解一个历史事件提供了方便，为明清许多史家所仿效。
南宋初郑樵编撰的《通志》及宋元之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是另一类型的通史巨着。《通志》的精华，是记述从上古至唐代典章制度沿革的二十略。《文献通考》分田赋、国用、户口、职官等二十四考，记述了从远古到南宋后期各种制度的沿革，对宋朝制度的渊源和变化，记载尤其详细，是研究宋朝历史不可缺少的史料。《通志》、《文献通考》同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被后人并称为“三通”，都被视为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籍。
重视当代史的记述，出现不少当代史名着，也是宋代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
宋朝政府对修撰当代史也很重视，有一套完整的修史机构和制度。由朝廷编修的本朝史，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会要等六种。起居注记录了皇帝每日处理的大小政事及各种活动。时政记记录的是皇帝和宰相、枢密使所商议的军国大事，有中书时政记和枢密院时政记两种。日历是编年体的原始史实汇编，材料来源除起居注和时政记外，还有内外官司收到的圣旨指挥。日历经过加工整理，就编成比较简练的实录。
国史是在实录的基础上修成的，它同实录的区别主要是：实录为编年体，每个皇帝死后都编成一朝实录；国史为纪传体，是几个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宋朝修成的国史，有仁宗时编修的《三朝国史》（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神宗时编修的《两朝国史》（包括仁宗、英宗两朝），孝宗时编修的《四朝国史》（包括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理宗时编修的《中兴四朝国史》（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等四部。会要是另一种体裁的当代史。它把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编在一起，当时是为了处理政事的方便而编的政书，在后代就成了珍贵的史籍。现存《宋会要辑稿》，就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当时官修各种会要的残本，内容极其丰富。宋朝政府编修的当代史虽然大部分已经散佚，但它为元朝修撰《宋史》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