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先生认为洪承畴之所以投降是在内心做了番比较的。他在牢里头前思后想，把皇太极和崇祯帝以及农民军做了个比较，他认为皇太极可以算是真命天子，将来会有一番作为。洪承畴一直和农民军打仗，很清楚他们将来不可能统一天下；明朝他也了解，他是三边总督，对明朝的腐败心知肚明，这种腐败之势难以挽回；清朝的情况通过打仗，以及在囚所里所见所闻，也有一些了解，他判断清朝有可能继续发展，进入中原。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在自身性格和政治权衡的共同作用下，洪承畴才做了投降清朝的决定。
阎崇年先生曾夸张地说实现皇太极入主中原这个宏伟志愿的是洪承畴。他将皇太极和崇祯皇帝做了个对比：崇祯皇帝把自己的忠臣、蓟辽督师、着名英雄袁崇焕视同敌人，处以磔刑，自毁长城；皇太极对自己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劝说让他投降，化成自己的力量，然后再用洪承畴等这些降人攻打明朝。一个是把自己的人变成敌人，杀了；一个是把自己的敌人降服，变成自己的力量，成为对手的掘墓人，就这点来说，皇太极比崇祯皇帝高明。
风萧铁马——山海关下的战争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晨，大顺军由北京出发攻打山海关。行至三河县吴三桂派人求见，并假意投降，请求暂缓行军。李自成被吴三桂骗过，他派明降官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政府尚书的官衔与吴三桂谈判，大军则缓慢推进。
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五天可达，大顺军却用了八天的时间才到达。这时，李自成才获悉王则尧已经被扣留，吴三桂的军队在关内沿石河一线作好了作战准备，严阵以待，准备和大顺军决一死战。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战役开始。为了全歼关外清兵，李自成把主力放在石河，另外派遣部队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和北翼城。战争十分激烈，双方死伤惨重，到二十二日早晨吴三桂的军队已经难以抵挡，据守北翼城的吴军投降大顺军。吴三桂见形势不妙，亲自带领部分属官和乡绅冲出关门，到离关城仅二里远的威远拜见多尔衮，请求派兵支援。经过数日的观察，多尔衮十分清楚吴三桂此时的处境和心情，当即回答道：“你们愿意为先帝报仇，十分难得。我特意领兵来成全你们的心愿。先帝时的仇杀，今天不用提，也不忍心再提。但昔日是敌人，如今却合为一家。我领兵入关，与百姓秋毫无犯，否则必以军法处死。你们可告知全城百姓，不用惊慌。”然后又对吴三桂说，“你回去以后，可让部下把白布系于胳膊作为信号。不然，都是汉族人，难以分辨，恐怕误杀。”说完，一面让吴三桂立即回关准备，一面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清兵进关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依次排列，吴三桂排列于清军的右边，准备共同夹击大顺军。这时狂风骤起，尘土飞扬，事物难以辨别，于是清军得以从容布阵。不久风停，多尔衮下令出击。清军以逸待劳，势如潮水，尽管大顺军拼死抵挡，但难以挽回败局，阵容大乱，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立马在小冈阜上，见难以取胜只得下令撤退。到达永平府范家店时，李自成下令杀死吴襄。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34口，可见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奴颜婢膝引清军入关深恶痛绝。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时就率领关城军民剃发降清，并被封为平西王。
山海关脚下的这场大战的确是惊心动魄，最后的结局是以李自成的失败和吴三桂、多尔衮的胜利而告终。对于这样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应该仔细去分析一下各方胜败得失的原因：
从胜利方吴三桂、多尔衮来说，在二十二日多尔衮到达山海关之后，双方肯定是先迅速达成了政治上的协议并相互做了保证。双方都是前途未卜，肯定不能贸然就联合起来。协议的内容无外乎以下几点：首先吴三桂要确保自己能够永远掌握兵权，否则性命就会悬于他人之手；其次对于多尔衮说，要确保吴三桂在以后的清朝内部宫廷斗争中要站在自己这一边，这也是必然的；第三，就是当下齐心协力，先打败李自成！
至于吴三桂的荣华富贵，倒是不必多说的。
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这场战争的具体战术了。
很显然，多尔衮才是对抗李自成大军的主力，八旗铁骑刚刚赶到，劳师以远，中途还和李自成派出关的唐通所部打了一次，要恢复完全的战斗力，吴三桂就必须为多尔衮赢得尽可能多的休整时间。
吴三桂的军队是原大明辽东军的精锐，要抵挡李自成一段时间还不难做到，但是关键在于吴三桂就这么点政治资本，要是拿去和李自成拼光了可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了。
所以这也是支持上述关于政治协议之揣测的一个理由：事实上吴三桂是真的和李自成拼了，为多尔衮争取了尽量多的时间。
再从李自成的角度来说，他本次战役的失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他所面临的敌人之强大，可以说是他平生所未见的。李自成十四年来一直和大明的剿匪官军作战，剿匪官军中虽说也有洪承畴、左良玉等名将带的军队，但大明朝上上下下腐败透顶，除了少数精锐，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强不到哪里去，否则也不会让流寇越剿越多了。而这次李自成面对的敌手是吴三桂和多尔衮的联军，吴三桂所部是大明朝最最精锐的部队，而多尔衮的八旗铁骑在当时是横扫天下、战无不胜的，连蒙古人都已经被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收服，对大清岁岁来朝，八旗军战斗力之强悍，可见一斑。
其次就是他似乎没有预料到多尔衮会这么快到达山海关并参战。这一点其实很成疑问，按理说多尔衮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必然会来浑水摸鱼，猜也能猜到；而且李自成曾经派唐通出关狙击多尔衮，唐通既然战败，消息必定会传到李自成耳朵里。但是所有的史书都说李自成在面对多尔衮的时候“猝不及防”，不知是何缘故。也许是李自成以为清朝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尚未结束，不敢贸然出兵，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没想到多尔衮置国内的复杂局面于不顾，真的出兵来打。
然而虽然敌人强大，战场形势变化又出人意料，但李自成的军队毕竟也是经过多年战争考验的队伍，并非不堪一击，他的溃败还有其他原因，也就是李自成在具体战术上的失败。李自成在山海关下布了一个“一字长蛇阵”，阵形从北山一直绵延到海边。《三国演义》中姜维伐中原时和邓艾斗阵法，就斗过此阵。
《三国演义》里说这种阵法的好处就是“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相应”。此话固然不错，然而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个阵法的好处也正是它的致命处，虽然能互相呼应互为掎角之势，但是万一被人从中拦腰截断，则首尾不能相救，势必被各个击破。最后战役的走势也确实如此，李自成二十万大军一字排开，兵力分散，多尔衮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结果果然冲破了李自成的阵形，将此阵击溃。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据传说北京城自1644年正月开始就大闹鼠疫，流毒深远。李自成大军进京之后，军中多染此病，战斗力因此锐减。
总而言之，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最终我们看到的这种结果。对于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三人来说，他们在战争中各自得到了自己命运的归宿；而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大清入关席卷中原，从而形成封建专制社会回光返照的历史走向也已不可避免。
李自成一路溃逃，退回北京，途中泄愤杀死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
在乱世中被命运之手摆布，几经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最终落得如此下场，吴襄的命运实在让人感慨万千。
然而他的儿子吴三桂却是这场历史剧变的受益者，多尔衮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授以兵权，令其直取北京。
多尔衮则统领八旗大军随后跟上。
此时多尔衮的一个行为，体现了他比李自成高明的地方，即“誓诸将勿杀不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谕官民以取残不杀之意”，以至于“民大悦，窜匿山谷者争还乡里迎降。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
当然“民大悦”等等效果很有可能是史官为大清朝歌功颂德所作的杜撰，但是多尔衮的行为至少是一种姿态，为自己赢得了道义上的优势。所以有理由相信，多尔衮的这几条禁令，是得到了贯彻执行的，而并非像李自成那样进了北京之后就军纪不整。
而李自成逃回北京之后，深知北京已经无法守住，决定撤出北京，回自己老家陕西，以关中为基地，谋求东山再起。于是在四月二十九日抓紧时间登基做了皇上，第二天又抓紧时间撤出了北京。进京离京，前后正好四十二天。
传说当时陈圆圆对李自成说：“妾身若随大王西行，只怕吴将军为了妾身而穷追不舍；不如将妾身留在京师，还可作为缓兵之计！”结果李自成果真将陈圆圆留在了北京，留给了吴三桂。
陈圆圆和吴襄一样，都是在乱世中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大军进驻北京。
进京之前，多尔衮就大造舆论，声称清军入关是“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谋唯闯贼，吏来复归其位，民来复归其业”。进京之后又下令为崇祯帝服丧；官员只要剃发归顺，中央官员照旧录用，地方官员各升一级，大明原朱姓各王只要归顺就可以保留王爵等等，总之是尽力为大清争取人心。
这样一来就为他下一步“席卷天下”铺垫了一条成功之路。
名家回眸
山海关之役最后以李自成大败、清军大胜而告终。由于李自成大顺军对清军入关助战毫无准备，同时缺乏对清军骑兵作战的经验，终为清军所乘，精锐遭受重创，未能再起。清军乘势占领北京，取得全国政权。
清明史学家顾诚评断这场战争时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对于随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现的满洲贵族的武装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计。这首先表现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调集的兵员不够。当时，大顺军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区后派驻各地的军队数量过多，占领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后，又在各战略要地分别驻军，使兵力进一步分散。”“他们的行动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在他们心目中明、清之战是‘前朝’的事情，自己并没有同清方交恶，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过日子。”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三桂降清
随着形势的发展，清军更是加紧筹划，准备一举消灭明朝。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兵临北京城下，京师危急。吴三桂接到诏书，只得放弃宁远，率兵去解京师之危。三月十六日，多尔衮获悉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便发布动员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旬，大举进讨。”四月四日，内秘书院大学士、清廷的重要谋臣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认为：第一，大清虽然夺取的是明朝的江山，但目前必须首先对付的却是流寇；第二，要想一统中原，必须严明军纪，与民秋毫无犯；第三，我军或是直取燕京，或是相机攻取，必须在长城以西选择一座坚固的城池作为根据地，以免军队长途跋涉带来的不利。范文程的建议，为清军入关指明了一条较为正确的道路。
不久，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多尔衮得知这一消息后，下令：男丁70岁以下，10岁以上全部从军。经过几天的征兵之后，四月九日，多尔衮自任大将军，亲率二十四旗大部分军队，大举南侵。十四日，大军到达翁后（今辽宁阜新），十五日，吴三桂派使者求见，向多尔衮“泣血求助”。
松锦之战中，吴三桂大败而逃，被明廷降职三级，但仍然奉命驻守宁远。
吴三桂鉴于以前的教训，重新招集失散的士卒，大力整顿，实力大为增强，他的部队成为当时极具战斗力的部队。崇德七年（1642年），阿巴泰率军侵扰明朝边境，在其退往关外时，明朝将领只有吴三桂敢于追击，并屡立战功。崇德八年（1643年），济尔哈朗等率兵攻打明朝的关外四城，只攻下了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在进攻宁远时，却被吴三桂打败。由此可知，对于明廷来说吴三桂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将才。清顺治元年（1644年）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蓬勃发展，一直打到北京，对明朝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三月初六，崇祯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放弃宁远，率兵支援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以后，将宁远周围的50余万兵民，全部撤入关内，二十日到达丰润。这时，李自成已攻陷北京。吴三桂获悉这一消息后，便不再向北京进发。
这时吴三桂处境十分尴尬，进退两难，前有李自成大顺军，后有大清军队，大有一着走错、满盘皆输之势，因此吴三桂此时也犹疑不决。李自成进京以后，便先后几次派人去说服吴三桂。吴并不愿意降清，因为他与清军交战多年，曾多次拒绝清廷的招降，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万难改口再投降清军。他亲自领略了农民军的骁勇善战，而且农民军又带来了他急需的粮饷、银两等劳军物资，于是吴三桂也效法他的父亲吴襄、同事唐通，投降了李自成的农民军。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似乎已经是完美的结局，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本来，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已投降了农民军，但是不久，吴襄却被农民军殴打勒索，而且农民军的将领刘宗敏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获悉这些消息后十分气愤，立即率领部属返回山海关，并发誓与农民军决一死战。但他毕竟力量弱小，无法与农民军相抗衡。所以他很快想到了和清兵联手共抗李自成。这里，吴三桂投降清朝具有必然的原因，他认为自己手握兵权尚且被人欺凌，假如一朝失势，受制于人，就更难以想象了。但是，相比之下，他的亲友、部将等投降清军后却得到极好的待遇。虽然说吴三桂背叛农民军的起因是父亲和爱妾受人欺侮，但深究其原因，恐怕吴三桂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反复掂量的，因为降清与降李自成待遇和前途毕竟相去甚远。
但是，多尔衮一时还难以弄清楚吴三桂投降的真假。他在召见了吴派来的两位信使之后，为求安全起见，便把其中一人扣留，派人同另外一人前往山海关探听虚实。同时，多尔衮改变了原来的作战方案（即从山海关以西蓟镇长城关口突入），命吴三桂军带红衣大炮随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四月十六日，多尔衮复信给吴三桂，要求他率众归降，并许诺封以故土，晋封藩王。四月二十日，清军到达连山（今辽宁锦西，在宁远北），吴三桂再次派人求见多尔衮，催促多尔衮速率大军直入山海关，共同对抗农民军。
而此时李自成已经亲自率领大军前来征讨吴三桂，并逼近山海关。原来李自成在获悉吴三桂背叛一事后，便于四月十三日率兵六万亲自东征。十七日来到永平，离山海关只有一百五十里左右。二十一日李自成抵达山海关，旋即下令攻城，与吴三桂军队展开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