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清世祖福临去世，皇三子玄烨即位，大清王朝自此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盛世，政治上相对清明，国力强盛，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最后的黄金时代。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明君圣祖。除鳌拜、削三藩、收台湾、驱沙俄、平蒙古，海内一统，万国来朝，为大清国开创了太平盛世，也为近代中国奠定了基本的版图。
中国帝王中的璀璨明珠——康熙大帝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清世祖福临去世，皇三子玄烨继位为帝。
有清一朝自此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盛世，政治相对清明，国力强盛，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最后的黄金时代。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十三岁亲政，至六十九岁驾崩，御极六十一年，其间除鳌拜、削三藩、收台湾、驱沙俄、平蒙古，海内一统，万国来朝，为大清国开创了太平盛世，也为近现代中国奠定了基本的版图。可以说纵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不过如此。
这也给了后人无数艺术想象和创作的空间：电视剧《康熙王朝》，就着重介绍了康熙帝一生的是非功过；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也以那段历史为蓝本，编构精彩的故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圣君明主，他之所以能够登上帝位，除了本身才能的确突出以外，还是有很大成分的偶然因素：康熙小时候得过天花，所幸最后痊愈；而顺治帝的很多儿子都因天花丧命，所以为使皇权长久，就选定了已经有了免疫力的康熙做继承人。所以说历史的偶然真是令人难以捉摸，一些细小的事情有时也会改变历史的走向。
其实清入关以后，政局并不稳定。终顺治一朝，清统治者都在忙于镇压各地此起彼伏的抗清斗争。到了康熙登基之时，天下稍安，但是仍然有几个重要的心腹大患——即台湾、三藩、沙俄和蒙古准噶尔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令康熙和整个清统治阶层寝食难安。
然而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要解决上述问题，清统治者们必须先解决自己内部的矛盾。当时清统治阶层内部最大的问题就是权臣鳌拜专权，所以康熙必须要先除鳌拜，亲政掌权，才能大展拳脚，一一解决上述问题。
鳌拜是大清朝的有功之臣，当年清军入关之时，鳌拜是一员大将，东伐西讨，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因为军功显赫，入主中原后地位逐渐上升，成为重臣。到了顺治驾崩，康熙幼主即位之时，鳌拜就成了辅政四大臣之一。在四大臣中，鳌拜虽说位居其末，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索尼年老，遏必隆圈弱，苏克萨哈望浅，心非鳌拜所为而不能争”，所以鳌拜居然呈现出独大的态势，成了权臣僭主。
鳌拜是个保守派，他认为大清既然已经征服中原，就说明满人胜过汉人，汉人的东西没用。所以他就竭力维护大清旧的传统和制度，抵制汉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成熟的封建社会制度。例如鳌拜就提倡大清贵族进行圈地，把耕地都圈来做马场，让满人继续他们的游牧渔猎生活，然后就可以保持“马上得天下”的传统，从而永保江山。但是实际上这一套必然是行不通的，康熙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学习汉人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否则大清就会像蒙古人那样，即使建立了王朝，最终也要被赶走。
所以说康熙与鳌拜之争，既是个人权力地位之争，也是进步与守旧之争。
在除鳌拜的过程中，少年康熙显示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先是示之以弱，为了稳住鳌拜，宁可牺牲包括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在内的一大批得罪了鳌拜的大臣；然后秘密培植亲信实力，暗中积蓄力量；就连最后锄奸的具体过程都颇具传奇色彩，鳌拜一身武艺，又掌兵权，不易制服，于是康熙将他骗进宫来，用自己培养的少年卫队将鳌拜拿下，然后迅速解除兵权，清理余党，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可以说，少年康熙首次出手就震惊天下。接下来他就要大显身手，准备一一解决大清朝剩下的难题了。
三藩问题首先要解决。
三藩者，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是也。三人皆是前明降将，在大清入关平定中原的过程中起了领路人的作用，功劳极大；尤其是吴三桂，如果没有他的归顺，大清根本不可能有入关的机会。平定中原之后，三人又都兵权在握，所以清统治者们就给三人裂土封王，分封于云南、广西和广东。到了康熙初年，三藩已经渐成尾大不掉之势，除云、桂、粤三省外，黔、川、湘等省也均为其势力范围，实际上掌握了大清西南的半壁河山，在各自境内拥有铸币、赋税、任官等等大权，成为国中之国。
面对这样的形势，康熙先是与三藩虚与委蛇，假意示好，同时又通过向三藩境内派遣朝廷官员等手段对其进行渗透；而三藩则假意主动请求撤藩，暗中扩充势力——双方尔虞我诈，暗中较劲。终于在康熙十二年时吴三桂起兵造反，耿精忠随后响应。吴三桂戎马一生，带兵打仗是家常便饭，在云南经营多年，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战争局势开始对三藩一方十分有利；但是三藩毕竟是地方割据势力，实力有限，康熙临危不乱，在顶住三藩开始的凌厉攻势之后，苦心经营，将战事尽量拖长，转为拉锯战和消耗战，同时对三藩进行分化瓦解，终于在康熙二十年时平定了三藩之乱，维护了大清朝的一统江山。
接下来是台湾问题。
台湾郑氏是把抗清斗争坚持到最后的一支力量。南明隆武政权覆灭后，大将郑芝龙降清，其子郑成功苦谏不听，于是郑成功起兵抗清。郑成功以厦门为基地，多次支持后来的永历政权，被封为延平郡王。后来永历政权被吴三桂剿灭，郑成功在大陆无可立足，于是率水师出征，夺取了已经成为荷兰人殖民地的台湾，并以台湾为根据地继续抗清。到了康熙年间，郑成功之子郑经继承了延平郡王王位，继续对抗清朝。
台湾一岛孤悬海外，要想如后来蒋介石所宣传的那样“反攻大陆”，基本上是痴人说梦；但是台湾要想骚扰沿海，令大清坐立不安，却是易如反掌。事实上自顺治朝开始，台湾问题就令大清统治者不胜其烦：郑氏不断派水师骚扰东南沿海诸省，劫掠财物人口，给大清带来了不少麻烦。康熙亲政之后，无时无刻不想收复台湾。为此，康熙先是选贤任能，任用了像台湾降将施琅等一批人才；又采纳禁海令，将沿海各省百姓一律内撤三十里，令郑氏水军无可劫掠；最后在三藩已定，后方稳固，又休养生息，充实国力的基础上，于康熙二十二年以施琅为将征讨台湾，一举攻克，彻底治愈了这个顽疾。
也许是上天要成全康熙的千秋功业，连欧洲的沙俄也来凑热闹，给康熙一个抵御外敌的机会，以免康熙总是在中国内部问题上纠缠。
沙俄经过彼得大帝改革，国力强盛，开始对外扩张，除了在欧洲的扩张外，在远东方向也有动作。大清入关之时，后方空虚，沙俄就趁机在东北扩张势力。
东北是大清的龙兴之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顺治年间，清朝曾派兵收复过一次被沙俄占据的雅克萨，将沙俄势力驱走。
后来康熙平定三藩之时，沙俄又乘虚而入，俄国一个逃犯带领八十四名匪徒再次占领了雅克萨，修筑了堡垒，四处抢掠，将抢得的貂皮等物献给沙皇。结果沙皇不仅赦免了逃犯的罪，还任命他为雅克萨的长官。
康熙怎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当然要收复雅克萨。他先派人了解情况，进行侦察，然后调兵遣将，做好战争准备，于康熙二十四年出兵，一战就收复了雅克萨。
不料俄国人还不死心，见清兵撤走，竟然重新又占领了雅克萨。于是在康熙二十五年春，康熙再次派兵攻占雅克萨。
后来直到康熙二十八年，清朝和沙俄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
康熙帝的又一大功绩，就是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
蒙古各部早在满洲入关之前就已经臣服于大清，清朝把蒙古各部当成是藩属之国，一直待之甚厚。
康熙年间，蒙古准噶尔部在其首领噶尔丹的率领下渐渐兴起，在蒙古各部中一枝独秀。随着实力的增强，噶尔丹就有了统一蒙古各部甚至争夺天下的野心。
康熙因为忙于平三藩、收台湾，一直对噶尔丹采取怀柔政策，好生安抚，以和为贵，甚至还仿效汉朝的和亲政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噶尔丹。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打消噶尔丹的野心，他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加紧吞并蒙古其他各部，扩张势力。而且他背后其实也还有沙俄撑腰，所以胆气很壮。
康熙见噶尔丹咄咄逼人，觉得长此以往必成大患，于是在三藩、台湾等等问题都解决之后，于康熙二十九年决定亲征噶尔丹。
交战伊始，噶尔丹占了上风，长驱直入，最后双方在距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进行决战。结果在决战中清军大败噶尔丹。噶尔丹在败退过程中求和以作缓兵之计，大将军福全不知是计，停止追击，结果被噶尔丹逃脱。
噶尔丹回到漠北，明里臣服于大清，暗地里又开始积蓄力量。康熙三十三年，噶尔丹不应康熙订约之请，再次叛乱。康熙遂于康熙三十五年再次亲征。最后在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一带）击溃噶尔丹。
至此叛乱已经土崩瓦解，但噶尔丹仍不投降。一年后康熙帝再次亲征，噶尔丹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康熙帝削平三藩，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之后又统一台湾，三征噶尔丹，英勇抗击入侵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皇帝之一。
传说康熙帝在他皇帝做到第六十年的时候曾说过自己这个皇帝做得只怕是“前无古人，后也无来者了”，这句话真让他说中了，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明君圣主。
名家回眸
康熙帝一生雄才大略，英明神武，在位时间又长，超过一甲子，不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雄主。《清史稿》给他的评价说：
“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赐。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日守成，实同开创焉。”这个评价虽有溢美之处，也算名副其实。只是这样一位圣君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出现，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封建统治，使当时的中国安于现状而失去了自身进行制度革新和跟上世界潮流的机遇，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也就难说得很了。
而对于康熙帝一生的成功，我国当代着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是这样评价的：
综观康熙一生，除暮年不论外，康熙帝之所以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的杰出君主，奠定了有清一代近300年的一统江山，一个重要因素即在于他能合理吸收满、汉两个民族中的“天无二日，人无二主”
的封建纲常观点，故他的见识卓越，远远超出于满族统治集团中一些人的狭隘民族意识之上。而康熙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又是当时满、汉两个民族矛盾日趋缓和，满、汉两民族广大人民之间已由对抗开始转向互相携手结合这一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故他能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客观上符合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而取得成功。
四臣辅政，智擒鳌拜
四臣辅政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天子福临因染上天花病逝于养心殿，时年二十四岁。由于他生前崇信佛教，与高僧来往密切，并取法名“行痴”，遂有清世祖遁迹空门而非崩于帝位的传说。顺治帝死后，年仅八岁的玄烨即皇帝位，以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
顺治遗诏虽由他人写成，但经过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的认可，与皇帝的诏书具有同等效力。遗诏宣称：“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这四人都出自皇帝直接掌握的上三旗中的元老重臣。在多尔衮摄政时他们有的受到打击与迫害，有的则最早揭发多尔衮，被认为是最可靠、最值得信赖的。但这四人都不是宗室贵胄。这种四大臣辅政体制，一反“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的祖宗成规，是一个新的尝试。但辅政大臣体制顺利实现，而没有引起争议，是因为人们对多尔衮以宗室亲王的身份摄政时的弊端记忆犹新。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满洲贵族们接受了由非宗室大臣辅政的现实。
这是政治体制上的重大变革。四大臣的地位只是“辅佐政务”，皇帝仍然掌握着决定一切的国家最高权力，不像旧体制那样，以长辈“代天摄政，赏罚拟于朝廷”。
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亲自主持下，玄烨宣读遗诏，即皇帝位，年号康熙。四大臣深感受命辅政，责任重大，担心诸王不服，便以“国家政务从来由宗室协理”
为由，向皇上请求与诸王、贝勒共同辅政。但遗诏写得明明白白，诸王谁敢干预？
于是四大臣便奏明太皇太后，并祭告皇天上帝及顺治帝之灵，宣誓不私自与诸王、贝勒府第往来，不结党羽，不受贿赂，表示了辅佐幼主、维护皇权的决心。正月十四，安亲王岳乐、康亲王杰书以下及大臣官员等，在西安门内南侧的大光明殿，向皇天上帝及先帝灵位设誓，表示要同心协力，辅佐幼主。这样，清廷便形成了以太后为中心，以异姓勋臣辅政，而亲王、贝勒加以监督的新的统治核心。
四大臣辅政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一全新的模式，它与摄政王体制相比，具有几个明显的不同点。
地位不同：摄政诸王都是最近的皇室宗亲，他们是皇帝之长辈，本身又是一旗之主，权力极大，很容易侵夺皇权。如多尔衮不仅是皇帝叔父，而且是正白旗旗主，加上其同父同母兄弟多铎、阿济格手中的镶白旗，实际手握两白旗，足以和皇帝之两黄旗相抗。甚至两黄旗大臣对多尔衮也溜须拍马。至于辅政大臣，虽然其地位与功劳都很显赫，但毕竟是异姓臣子。他们与太后及皇帝之间除君臣关系之外，还存在一旗之内严格的主仆隶属关系。四大臣也公开承认太皇太后和皇帝是他们的女主和幼主。因此，相对而言，辅政大臣不敢轻视太皇太后和皇帝而将大权揽于手中。
与皇帝的利害关系上有区别：下五旗诸王尽管都是皇室宗亲，但他们对本旗力量的发展及个人权势的增长给予了更多的关心，而不大关心朝廷的利益和皇帝的地位。辅政大臣则不同，他们既是皇帝的臣子，又是上三旗的旗员，同皇帝的关系，既是君臣，又是主仆，利害荣辱，息息相关，一旦皇帝帝位不稳，他们也会随着倒霉。所以，他们虽是异姓臣子，但对皇帝却比诸王更加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