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的元好问曾称赞陶渊明：“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是这两首诗的一个创作特点。以第一首的结构而言，谋篇布局是以今天与过去相对比而安排的。第一层写做官时的困境，第二层则描写美好和谐的田园生活，通过两种生活的鲜明对比，明确表达出诗人向往田园生活，摒弃官场生涯的心声。在第二首诗中，则是以农事昌隆和可能出现突遭不虞作对比，流露出内心的隐忧。更为重要的是，他笔下的草木山水、田宅村落无不带上个人感情的主观色彩，自然界的意境和诗人的心境杂糅在一起，而意境是心境的反映。
其二，情景交融和借景抒情是这两首诗的又一艺术特色。第一首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两句，寓情于景。视线由远及近，摄入农村亲切宜人、生气勃勃的优美景象。这种景象，只有陶然自乐、心满意足的诗人才能写来入诗。尤其“依依”二字，不仅极妙地形容了炊烟徐缓飘散的样子；同时，“依依”两字又使人联想到《诗经·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句意，透露出诗人眷恋田园生活的情怀，借景抒情，何等高妙。至于“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写家中景况，对自己的思想行动着墨不多，但诗人悠闲自适的精神举止已跃然纸上。
平淡自然，色调淡雅是这两首诗的又一特点。诗中，或闲庭信步，或虚室绝俗，或开荒南野，或披草来往，都是日常的农村生活，写入诗中，使人觉得亲切。又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不加修饰，全为本色，拈来入诗，反觉诗意丰厚，色调宜人。再如“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明白如话，淳朴直率。前人有说陶渊明诗“平淡有思致”，确为不刊之论。
封建时代某些文人以陶渊明诗句语言“不文”，而对其诗大不以为然。其实，这正是陶诗语言运用的一大优点。他的诗歌语言一反当时文人的雕章琢句，务求华艳的浮靡文风，力求简洁、清淡、平安。如上面讲的第一首诗中“暧暧远人村”四句，没有什么典故，也没用华美的辞藻，只是信手写来，轻抹几笔，却将生意盎然、和谐安谧的生活气氛和诗人闲适慰藉的心情表现出来。真是“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啊！陶渊明的田园诗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也没有刻意求工的雕饰，但他却精心锤炼文字，准确深刻地表达出诗意。如“误落尘网中”的“误”字；“依依墟里烟”中的“依依”一词等，都运用恰当、贴切，传达出诗人的感情。此外，像“但道桑麻长”这类句子，直以口语入诗，却不减诗味，反增添了生活气息。至于“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以极其精练的语言表现出闲静的情景，使人有置身其中的感觉。
《饮酒》诗二首
陶渊明自晋义熙元年十一月辞去彭泽令以后，一直在农村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直到宋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死去。在这期间，他写了许多赞美淳朴恬静的田园的诗，描写他归田后安闲自得的生活情趣，抒发他厌恶虚伪黑暗的官场生活，追求理想境界的思想感情。《饮酒》诗，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饮酒》诗共二十首，大约作于晋义熙十三年，是陶渊明归田十二年后的作品。在这些诗中，陶渊明回忆了他青少年时代“游好在六经”，努力学习，想在未来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抒发了他在环境的压迫下，直至老年却一事无成的悲哀；回忆了他“投来去学仕”，“志意多所耻”的十三年的官场生涯，表示了他对“举世少复真”，“世俗久相欺”的社会现实的痛心和不满；描写了他归田后啸傲东轩、远离世情、浊酒自斟、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表明他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生活态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饮酒》诗，实在是借“饮酒”的题目来“咏怀”。陶渊明为什么要以“饮酒”为题来“咏怀”呢？我们知道，我国自魏晋以来，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政治十分险恶黑暗，一些富有正义感而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常遭杀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心情苦闷，经常需要用饮酒来安慰自己，也往往要借酒醉逃避意外的灾祸，陶渊明也是如此。
他在《饮酒》诗的小序里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可见他归田以后，寂寞孤独，心情是十分痛苦的。
在寂寞痛苦的时候，他常借酒浇愁，而酒入愁肠，愁却不免要借酒力发泄出来。
常言说酒后露真言。陶渊明在酒后所题的“数句”诗，并不是“辞无诠次”的胡言，而是他长期积聚在胸中的真心话，但在当时，说真心话是会招来灾祸的。
不是有人想抓住陶渊明的真心话做文章，陷害他吗？陶渊明声明说：“但恨多谬语，君当恕醉人。”我虽然说了许多不合时宜的“谬误”的话，但你应当谅解我是一个喝醉酒的人。喝醉酒的人，对自己的话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可以看出，陶渊明的用心确实是很苦的。关于这一点，最早编《陶渊明集》的萧统就已经看出来了。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
在二十首《饮酒》诗中，第五首“结庐在人境”和第九首“清晨闻叩门”，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篇。现在我们分别介绍如下。
先请听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抒写的是诗人归田后清静无为、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趣。陶渊明于晋义熙元年毅然与官场决裂以后，一直住在农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居住在“人境”，自然免不了有车马喧闹声，然而陶渊明对此却可以充耳不闻。显然这里的“车马”，不是指农民生产用的推车、牛车之类，而是指达官贵人的高车驷马。
“人境”尽管有达官贵人营营奔走的车马声，陶渊明竟能充耳不闻，为什么呢？
“心远地自偏”。陶渊明的挂冠归田，不只是身子由官场移到田园，更重要的是“心”远离了官场。因为心中没有官僚们高车驷马的丝毫地位，所以才能做到耳中听不见高车驷马的喧闹声。“心远地自偏”，能做到这种功夫，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它是陶渊明区别于历史上所谓“隐士”的特殊风格。历史上的所谓“隐士”，他们的身子虽然隐居在深山幽谷之中，远离“人境”，但心却始终牵挂着官禄，所谓“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样，他们虽然远离“人境”，不仅不能做到不闻“车马喧”，而且还往往“每逢车马便惊猜”呢！陶渊明并不远离“人境”，他居住在“人境”，由于“心远”而不闻“车马喧”，这充分表现出陶渊明鄙视官场，不屑一顾的思想感情。
对人境的车马喧闹声，陶渊明是有意摒弃，听而不闻。对人境的其他，陶渊明是否也视而不见呢？不是的。人境的一切良辰美景，诗人本无意追寻，但他们却是“竞用新好，以招余情”。对此，诗人不仅是视而有见，而且是见而欣慰，为之陶醉。你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人世间的一切良辰美景，使诗人感到是那样的赏心悦目、心旷神怡！陶渊明是喜爱菊花的，这从他的诗文中可以多次看到。例如《归去来兮辞》在描写想象中回家之后的情景时就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说明他在家里就种有许多菊花，萧统在《陶渊明传》里说陶渊明“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陶渊明的爱菊，是因为菊有傲霜雪的品格，它正好可以作为诗人傲世的高洁品格的写照。陶渊明的爱菊，据说还因为“菊解制颓龄”，即采菊泡酒喝，可以延年益寿。现在，诗人宅边东篱下的菊花正在竞相开放，诗人欣喜地无忧无虑地去采摘。采菊中，诗人偶一抬头，远处秀美的南山，即庐山，立即扑入眼底。啊，在空宇澄澈的秋天里，苍翠挺拔的庐山是何等的美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历来为人们赞不绝口的着名诗句，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就是以这两句作为他的诗中“无我之境”的典型例子的。他说这种“无我之境”的诗，只有“豪杰之士”才写得出。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所谓“无我之境”，即“物来动情者，情随物迁，彼物象之惨舒，即吾心忧虞也”。这就是说，在“无我之境”的诗中，“我”为被动，“物”为主动，我本无意追寻，而物却主动来招我之情，我情即随物而变化，物忧我亦忧。物喜我亦喜。陶渊明难道不正是这样吗？他本无意欣赏庐山的秀美，偶然见之，庐山的秀美却使他无限欣喜。如果说庐山的秀姿尽管让人可以心驰神往，赞叹不已，但毕竟还不过是一个无识的死物，那么，有了“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两句，庐山便可以活起来了，变得充满了勃勃生气。在缕缕晚霞的照射下，苍翠的庐山像是披上了一件色彩绚丽而又通体透亮的舞衣，而随着夕照流动，庐山的层峦叠嶂也显出起伏之势，像是在翩翩起舞。这时，倦飞的鸟相与归林，唱起欢快的歌，像是有节奏地给翩翩起舞的庐山伴唱。这是多么和平、安适、惬意、欢畅的境界啊！这种境界，只有“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才能体会出，才能写得出。
陶渊明在把有车马喧却因心远而不闻，和无意追寻而南山飞鸟却能动我之情的两种相互关联而又互相区别的情趣作了强烈的对比后，本来想有所议论，说明其中的“真意”，然而最后还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以不辨而结束。
其实所指的“真意”，诗人在前面的对比中已明显地说出来了，那就是“心远”二字。只有心远远地离开官场，丝毫不受世情的羁绊，才可以听而不闻车马喧，进而领略大自然的无限美。这真意，对那些热衷于官禄的人来说，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也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此陶渊明觉得不必要，也不值得去辨言，自己得意于心则足矣。其实，惟其“忘言”不辨，诗才含有不尽之意，耐人寻味，如果一旦点破，反觉索然无味。即使如此，古人也有以为点出“心远”、“真意”嫌露痕迹呢！
通过以上的串释，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在诗中抒写了他归田后一种特殊的生活情趣：人境的车马喧声，由于心远，终不能动我之情；秋菊、南山、飞鸟，我无意追寻，见之却能动我之情。这中间，就充分地体现出诗人极端厌恶官场，无限热爱农村生活的思想感情。
下面请听《饮酒》诗第九首：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这首诗，假托田父，设为回答，以抒写自己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决意志。
陶渊明弃官归田以后，由于连遇火灾、虫灾、水灾，生活日趋贫困，正如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描写的，是“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最后竟至乞食的地步，但他却始终再没有出去做官，“义熙末，征着作佐郎”，他也不应聘。陶渊明的态度为什么这样坚决呢？因为他的弃官归田，决不是意气用事，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以后的慎重决定。断断续续十三年的官场生活，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当时社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间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的本质，他感到这样的环境决不是他实现“大济于苍生”的理想与抱负的场所，在这样“世俗久相欺”的环境混迹，是违背自己“爱丘山”的本性的。
然而，对诗人这种“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的生活态度，就连一些好心人也感到有些疑惑不解，这就不免使陶渊明万分感慨：“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没有人能明“吾情”，“见吾心”，他只好假托田夫来找他，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志向。
在农村感到寂寞孤独，因而“起晚眠常早”的陶渊明，清早听到有人叩门，他顾不得穿好衣服就去开门。他边走边问叩门的是谁，听回答知道是好心的田父前来慰问。田父疑惑不解他为什么要与世俗作对？说：“穿着破旧的衣服，住在茅草屋下，这不是你过的日子。人们都以与世俗同流为贵，希望你也能与世俗同流合污。”陶渊明回答说：“深深感谢父老们的劝慰，但我的禀性没有与世俗和谐的地方。再出去做官诚然可以，但违背自己的本性岂不是糊涂吗？让我们共同来喝酒吧，我是决心不再出去做官了。”
有人或许会问：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江州刺史檀道济曾劝陶渊明出仕，走时给他送了“粱肉”，他虽“偃卧瘠馁有日”，竟“麾而走之”。现在田父来劝他，要他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为什么能热情接待，并共同饮他们拿来的酒呢？
我们说，诗中的田父，本是陶渊明假托的人物，并非实有其人而且重要的是，这假托的田父，不是陶渊明所厌恶的檀道济等“闾阎”、“市朝”中的人物。田父劝陶渊明，是站在人之常情的立场上，为陶渊明着想。而檀道济劝陶渊明，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则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统治阶级游说。陶渊明深知田父是出于淳朴友善的好心，因为他们肯定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污浊的社会，只是劝他汩其泥；不像檀道济，肯定当时社会是“文明之世”，劝说之中实际是指责陶渊明行为的谬误。
另外，我们已反复指出，在这首诗中，陶渊明是假托田父，设为问答，以见其志的。有了田父的劝，才能引出陶渊明的答，以表明自己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志。这比自己直述要自然、生动、深刻得多。“一世皆尚同”，这本是陶渊明心中的愤世语，却借田父的口说出，就丝毫不见发牢骚的痕迹，而他的回答也只言己志，不评论当时的社会，显得十分平静。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孙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他“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
陶渊明的这种特殊风格，我们从这首诗中也可看出一斑来。
狂放疏诞的元嘉文豪颜延之
南朝宋代诗坛上闪烁着两颗璀璨的巨星，那就是颜延之和谢灵运，世称“颜谢”。
颜延之，字延年，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生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去世。
颜延之年少孤贫，喜读经史子集，文章冠绝当时。他好饮酒，不拘小节，年过三十，犹未婚娶。当年，他的妹妹嫁给了刘裕的得力将领刘穆之的儿子，刘穆之闻其才名，便约他相见，想要任用他，而他却拒绝前往。可见其狂放、不慕豪势的性格。宋武帝刘裕称帝后，颜延之补太子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