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一）良知
讲及王学，最先便联想到“良知”，“良知”到底是一件什么东西呢？《传习录》上说：
知善知恶是良知。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天理”两字，本是北宋以来理学家最认真寻讨的问题，其实天理只是分善别恶的一个总名，除却分善别恶，便无天理可见。至于善恶的标准，推极本源，只在人心的自然灵觉处。所以天理只从人心上发，除却人心，不见天理。那个为天理本源的人心，便叫“良知”。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人心真诚恻怛地求生，那生便是天理。一切助长生者是善，一切摧抑生者是恶。人心真诚恻怛地求爱，那爱便是天理。一切助长爱者是善，一切摧抑爱者是恶。那一番求生、求爱的心，以自然明觉而发见，那便是良知，良知便是自然明觉，所以明觉的则称天理。若舍掉良知，又何从见天理？又何从别善恶？《传习录》上又说：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这里的是非，便是上文的善恶。是非之心，便是一个分善别恶之心。一切善恶最后的标准，便是人心之好恶。人们因为好生恶死，所以助长生者是善，人们称之为是；摧抑生者是恶，人们斥之为非。人们因为好爱恶仇，所以助长爱者是善，人们称之为是；摧抑爱者是恶，人们斥之为非。人又叫一切善为天理，其实则只是人心，只是人心之好恶。从此推演，又定出许多名目。
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真诚恻怛，以事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
孝罢、悌罢、忠罢，总只是人心向外的自然流露。因为人心爱如此，所以人们特地为那些事，装造了许多好字面，好名目。说他是善的、是的，称他为孝、弟、忠，尊他为天理，其实只是人们的心好，所以说：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看书不能明，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如此说来，人心即是天理，更不烦有所谓凑泊。人心自然能明觉得此天理，也不烦有所谓功夫了。这便是王学对宋儒传统大问题获得了一个既简易又直捷的答案之最大贡献处。
（二）知行合一
讲王学除良知外，便要说到“知行合一”。《传习录》上徐爱记着一段说：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这是阳明论“知行合一”最剀切的一番话。原来知行在本体上本是合一的。知行之不合一，只为有私欲隔了。要复那不曾为私欲隔断的本体，便是朱子注《大学》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这又是阳明之所以承续宋学大传统所在。阳明又说：
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
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又说：
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
此处所谓“精”与“一”，便是上文的所谓“纯”，便是不曾为私欲隔断的心体，那心体的流露便叫天理。只是一段自然的流露，而人们强为分说成知、行两字，所以阳明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讲王学的人，只要真认识那些隔断本体的私欲，自然能会得他所说的“知行合一”的本体。《传习录》上又有黄直的一段记载说：
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哪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三）致良知
讲王学第三个要叫人想到的，便是“致良知”。“致良知”即是“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胸中”的方法。阳明说：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原来“致知”只是要在此心不为私欲私意所障碍，便只是“要此心纯是天理”。
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
“理之发见处”，即所谓“良知”。
尔哪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
现在让我们回看到本书的第一章，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岂不即是北宋传下来的一个“敬”字？阳明所谓的“致良知”岂不是北宋传下来的一个“义”字？但北宋以来所谓的“敬、义夹持”，本来分成两段的；此刻到阳明手里，便浑化为一了。阳明答聂文蔚书有云：
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
如此说来，自不至如朱子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的弊病。阳明又说：
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真知，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
要明得阳明所谓的“良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须得牢记着阳明所谓的“精一”和“纯”，又须得牢记着阳明所谓的“一则诚”之“诚”。所以讲王学的良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尤不得不讲王学里所谓的“诚意”和“立诚”。
（四）诚意
阳明说：
“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
又云：
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红垆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
他时又说：
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
刘宗周云：
诚无为，便是心髓入微处，良知即从此发窍者，故谓之立天下之大本。看来良知犹是第二义也。
明得此意，又何容后世伪良知的出现。《传习录》上黄直又有一段记载说：
先生尝谓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直体验此个功夫着实是难。如一念虽知好善恶恶，然不知不觉又夹杂去了。才有夹杂，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的心。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矣；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如何不是圣人？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
阳明常把“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指点知行的本体，可见知行本体实只是一个“诚”，诚意之极，知行自见合一，便是真能好恶的良知。阳明自己说：
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诚意来说，正是学问大头脑处。
阳明把“致知”来代替了北宋相传的“集义”和“穷理”，又把“知行合一”和“诚意”来代替北宋相传的一个“敬”字。阳明已为北宋以来理学传统上难决的问题，给了一个圆满的解答，但他实不曾树着革命的叛旗来打倒北宋以来的前辈。而后来讲程朱的人，便要痛斥阳明，讲阳明的也要轻视程朱，却为何来？
（五）谨独
阳明讲“诚意”又讲“谨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