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两位君主为了争夺另一位君主的领土而发生争吵，但事实上他们两人对这块领土都没有权利占领。有时候一位君主跟另一位君主争吵，就因为他恐怕另一位君主要跟他争吵。有时候我们的邻国缺少我们有的东西，而他们却有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结果两国就打起仗来，一直打到他们抢走了我们的、我们也得到他们的才算罢休。如果一个国家发生饥荒，疫病流行，或者国内党派发生内讧，局势动乱，这时发动战争、侵略这个国家就有了正当理由。如果我们最亲密的盟国有一座城市我们垂手可得，或者他们有一块领土我们夺来就可使得我们的疆域更为完整，那么我们就满有理由和他们打一仗。
如果一位君主派遣军队开进别国的领土，当地的人民既贫穷又无知，那他就可以合法地将一半人处死，并使其余的人充当奴隶，采取这种措施就是为了教化他们，使他们放弃野蛮的生活方式。一位君主请求另一位君主帮助他抵抗敌国的侵略，这位帮助别人抵抗侵略的君主把侵略者撵出去之后，却把他赶来援救的君主杀死、监禁或者放逐，把他的领土据为己有，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这样的行为不失为十分体面的君主之道。在君主之间，血缘、婚姻关系也常常会引起战争，血缘越近，发生争吵的可能就越大。
摘自（英国）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Ⅳ，5
国家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一样。人在进行正当的自卫时有杀人的权利，国家为着自己的生存有进行战争的权利。
在正当自卫的时候，我有杀人的权利，因为我的生命对我来说，犹如攻击我的人的生命对他来说一样；同样，一个国家进行战争，因为它的自卫行为和任何其他国家的自卫行为是完全一样的。
在公民与公民之间，正当自卫的权利是：不需要攻击别人的。他们不必攻击，只要向法院申诉就可以了。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等待法律的救助，就难免丧失生命，他们才可以行使这种带有攻击性的自卫权利。然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正当自卫的权利有时候是必须进行攻击的。例如当一个民族看到继续保持和平将使另一个民族有可能来消灭自己，这时进行攻击就是防止自己灭亡的唯一方法。
摘自（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Ⅹ，2
战争的权利是出于必要，出于严格的正义的。如果支配君主们的良心或计策的人们不以这种情况为满足的话，那么一切就都完了。如果他们的行动是以荣耀、尊严、功利等武断的原则为基础的话，那么大地上便将血流成河了。
在真正的战争中，在敌人的国土上，虽然一个公正的君主可以占有全部的公共财产，但却须尊重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他尊重他自己权利建立其上的那些权利。战争的目的既然是摧毁敌国，敌对方就有权杀死对方的保卫者，只要他们手上还持有武器，可是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敌人或不再是敌人的工具时，他们就重新依然仅仅是人，而别人对他们也就不再有生杀之权。有时候，不伤害对方的任何成员也可能消灭这个国家。战争绝不能产生不是战争目的所必须的任何权利。
摘自（法国）卢梭《社会契约论》Ⅰ，4
对真理的日益背弃完全是战争的灾祸之一。战争中到处是见利忘义的欺骗和蒙弊无辜的谎言。和平将会使武士和报道战争消息的人都同样失业。一个是以抢劫为业的兵士充塞着街道，一个是以说谎为生的无耻文人占据着房屋，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两样更令人可怕了。
摘自（英国）约翰逊《漫步者》第30期
和平时间没有节约，战时就只好迫而借债。战争爆发时，国库中就会除了维持平时编制所必须的经常费用外而没有其他款项；而战时，为了国防必须要有三倍、四倍于平时的编制，因而战时收入也必须三倍、四倍于平时收入。假定君主马上就有一种办法，能按照费用增大的比例而增大他的收入——这几乎是不会有的——这增大收入的源泉必出自于赋税，而赋税的课征大约要经过十至十二个月才有税款收入国库。可是在战争爆发的瞬间，或者说在战争有可能即要爆发的瞬间，军队必须扩大、舰队必须装备，设防的城镇必须设防；这些军队、舰队、设防的城镇还须供给武器、弹药和粮食。总之，在危险将临的即刻，就得花费一项即刻要用的庞大费用，而这费用又不能等待新税逐渐缓慢地进入国库来支付的。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除了借款，政府不可能有其他办法。
摘自（英国）亚当·斯密《国富论》Ⅴ，3
作好战争准备是维护和平最有效的手段。
摘自（美国）华盛顿《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
即使是最温和的战争，都意味着对人性和正义的永恒侵犯。
如果我们将这一有害发现〔火药〕的迅速进步与和平时期理性、科学和艺术缓慢而又费力的发展加以对比，面对人类的愚蠢，一个哲学家根据自己的性格，或者会大笑，或者会痛哭。
摘自（英国）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LⅩⅤ
一个国家对待不义之敌的权利是没有限度的，至少在有别于数量或程度的质量上是如此。换言之，为了确定自己的权利受到伤害的国家可以采用——虽然实际上不是任何手段，但也是——他们既有权使用又允许使用的一切合理手段。但是，当从一般的自然状态出发时，每一个国家又都是自己目标的审判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义之敌又是指什么呢？一个人，如果他以行动或言论公开表达的意愿，显示了这样一项准则，该准则如被当成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自然状态就会永久化，那么，这种人就是不义之敌。
摘自（德国）康德《法科学》60
那晚上可听到盛宴的喧哗声浪，比利时京城里军官闺秀聚一堂；指滑铁卢战役之前(1815年6月15日)利奇蒙公爵夫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盛大舞会。灿烂的灯火照映着美人和英雄，一个个精神焕发，满面春风，成千颗心儿在兴高彩烈地跳动；荡人心魂的音乐如泣如诉，脉脉含情的眼睛透露恋慕的情意，这一切如婚礼席间那么隆重；但是，听吧，是什么东西声如洪钟！
听见了吗？——没有；那是风也许是车辆把街道震动；还是跳舞吧！乐他一个无穷，良辰美景该应当尽情欢娱，不到天亮，岂可倒头睡去。
可是，听呀，又是沉重的响声，它像雷声的翟翟轰鸣；越来越近，越清楚、越吓人！拿枪！拿枪！这是，大炮的吼声！
摘自（英国）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Ⅲ，21—22
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这种虚无性通常是虔诚传道的题目。因此，在战争这一环节中，特殊物的理想性获得了它的权利而变成了现实。
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通过战争，正如我在别处表示过的，各国民族的伦理健康就由于它们对各种有限规定的凝固表示冷淡而得到保存，这好比风的吹动防止湖水腐臭一样，持续的平静会使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
摘自（德国）黑格尔《法哲学》324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摘自（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Ⅰ，24
没有任何一场持久的战争不威胁到一个民主国家的自由。实际上，这并不是因为在每一次胜利之后，都得担忧打胜仗的将领模仿苏拉苏拉(前138—前78)，罗马军人，最早建立寡头政权，从而为罗马共和国崩溃铺平了道路。和凯撒的方式，用武力夺取最高权力。这里存在着另一种危险。战争虽然并不总是给民主社会带来军人政府，但它必定会不可改变地大大削弱文官政府的权力，它必然要强制性地将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集中到行政当局之手。如果它不是通过突然的暴力走向专制主义，也必定要通过人们的习惯为专制主义作渐进的准备。所有那些企图摧毁一个民主国家自由的人，都应该懂得战争是实现这一目的最可靠、最简捷的手段。
摘自（法国）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二卷，Ⅲ，22
天底下没有什么比两个人咬牙切齿、横眉怒目，互相打得皮开肉绽更为丑陋了；它将宝贵的、活生生的人体，将无价的、活生生的灵魂，变成了一堆无名的，仅能当作肥料的腐烂尸骨。
摘自（英国）卡莱尔《过去与现在》Ⅲ，10
法律在其中几乎毫无力量的战争或无政府状态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它使每一个人都经受着考验。
摘自（美国）爱默生《保守党人》
拒绝参加一场不义之战的士兵得到了一些人的喝彩，这些人自己并不拒绝维持发动战争的不义政府，而他们自己的行为和权威也遭到了士兵的冷漠和蔑视。仿佛国家竟有这样的耐心，雇一批人人在它犯罪时对它加以斥责，但是国家毕竟没有达到哪怕是暂时停止犯罪的程度。
摘自（美国）梭罗《论公民不服从的责任》
对于胜利，盾可能与剑或矛一样重要。
摘自（英国）达尔文《物种起源》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摘自（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Ⅱ
“如果每个人都只为了自己的信念去打仗，那就不会有战争了。”他说。
“那就太好了！”彼埃尔说。
安德来公爵露出讥讽的微笑：“这非常可能，是太好了，但它决不会发生的！”
摘自（俄国）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Ⅰ，6
人要是放弃了战争，也就放弃了高尚的生活。
摘自（德国）尼采《偶象的黄昏》
我已指出，自由是一种善，但并不是绝对的善。我们全都承认制止杀人者的必要，但更重要的却是制止杀戳人命的国家。自由必须要受到法律的限制，而最有价值的自由也仅存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世界的当务之需是要有处理国际关系的有效法律，而制订这一法律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是建立充分的制裁，这只有通过设立一支控制整个世界的单一武装力量才是可能的。但是，这种武装力量如同国内的武装力量一样，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不过是促进法治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在法制社会中，暴力并不是个人或国家私有的特权，它必须由一个中立的权威机构依照预先订立的准则来执行。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希望，即由法律而不是由私有的暴力，处理本世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一希望不能实现，我们就会面临着极大的灾难，如果这一希望得以实现，世界就会大大好于人类历史上先前任何时期。
摘自（英国）罗素《非通俗文集》Ⅲ
只要各个民族的生存条件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只要在每一个民族内，对个人生活价值的估计还如此纷繁不一，只要将各民族分开的敌意在思想上还表现出如此强大的力量，战争就决不会终止。
摘自（奥地利）弗洛伊德《当代关于战争和死亡的思想》
于是，我们拒绝相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它带来了——幻灭。由于攻击和防御武器巨大进步和完善，它不仅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伤亡更惨重、破坏性更大，而且，它至少和先前的任何战争一样残暴、激烈，一样难以平息。它蔑视在和平时期各国保证遵守的、被称为国际法的一切限制，无视伤员和医务人员的特权，无视平民和军人的区别，无视私有财产的权利。它粗暴地践踏了以往的一切，仿佛人类在这场战争过去之后便再无前途、再无友善。它撕裂了交战各国人民之间一切的友谊纽带，威胁要留下这样一笔苦难的遗产，乃至在将来的长时间内都不可能恢复这种纽带。
摘自（奥地利）弗洛伊德《当代关于战争和死亡的思想》
非人的、科学的大规模战争越是恐怖，就越有必要寻找普遍理想的动机为其辩护。
摘自（美国）杜威《人性与行为》Ⅱ，3
在我们的文明中，人们可以以战争为例，说明一种在文化上经过选择的品性可以发展到怎样的毁灭程度。如果我们为战争辩护，这是因为一切人都要为自己所具有的品性辩护，而不是因为战争本身可提供检验自身优点的客观标准。
摘自（美国）木尼迪克特《文化的类型》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