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县医院只有20多名医生，设有门诊、内科、传染科和外妇科四个临床科室。因为缺少医生，刚报到一个星期，李伶就被领导安排单独值班。她收治的第一个病人心跳快而乱、眼球突出、甲状腺增大、烦躁不安。根据大学所学专业知识，应该通过基础代谢检测确诊甲亢。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老医生时，老医生告诉她，医院里只能做肝功能、尿常规和摄片等少数几项辅助检查，很多疾病都只能通过经验的积累来诊断和治疗。在老医生的指导下，一个星期后病人好转出院。李伶把病人送出医院，心里却在嘀咕：读了几年大学，居然连把病人的病治好了都不能确诊患的什么病。她完全没有想到基层医院的条件如此差，要当一名好医生，只能通过不断积累临床经验。
圆满的婚姻
刚进单位两年，同事兼邻居的姜阿姨科室分配来了一位重庆医科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姜阿姨觉得李伶年纪也不小了，应该考虑婚姻问题了，就给李家做媒。
母亲老唐这天扮成病人找到小伙子做检查，觉得这个男孩长得帅气，又本分好学，印象特别好。找了一个两个年轻人都轮班休息的一天，老唐包了一大锅肉包子，请小伙子到家，两个年轻人在一起吃了顿晚饭。男孩胃口很好，一下子吃了8个，吃完还帮着打扫屋子，老人特别喜欢。半个月后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但是临近国庆，实在倒不开班，两个年轻人便从单位取了户口页交给姜阿姨，姜阿姨替他们到县民政科领了结婚证。当姜阿姨把结婚证送到新人手里时送了两张崭新的一元钞票，祝贺两人能和和美美，这是他们收到的同事中最大的红包。
婚礼是依照丈夫家的习俗办的。公公是早年的村支书，乡里乡亲关系处得很好，迎亲的队伍排了好几百米，吹唢呐的、放鞭炮的，好不热闹。三年前，山沟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三年后又娶回来了大学生儿媳，而且岳父还是在县里当官的，邻村的也来了不少人来祝贺。邻居们已经张罗好了酒席，一路排开20多桌。
闹完洞房，公公婆婆叫来媳妇，塞给她100元，算是彩礼。三天婚假之后，新人回到医院，没有再办婚礼，背了一背篓花生、瓜子、香烟和水果糖，每个科室送了一大包，喜气洋洋。
从助理医师到主任医师
1982年，国家要选拔一批“四化”人才当领导干部，李伶当选为最年轻的县委委员，组织推荐她进县常委。离休多年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女儿重复他走的路，对李伶说：“做一名好医生，掌握一门技术，实实在在地为病人解决一点疾苦，一辈子受人尊敬！”父亲的话也正是李伶心里所想的，她选择继续做医生。开完县党代会，李伶就到重庆医学院进修一年。临走时，孩子还不到一岁，牙牙学语，不会走路。当时县城买不到适合婴儿听的幼教磁带，她就用普通话自己讲童话，唱儿歌，录到录音机里，让丈夫每天放给儿子听。进修回来，儿子躲到爸爸身后问：“那位阿姨是谁？”爸爸说：“那就是妈妈呀！”
儿子不肯让妈妈抱，直到听到妈妈说话的声音和录音机里的一样，才叫“妈妈”，李伶当时泪流满面。
1984年，李伶被任命为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但一直没有离开临床岗位。1998年，因业务需要，组织要调她到县卫生局任副局长，她向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保留自己的医师执业资格。一年后，她还是放不下那些找到卫生局请她看病的病人，回到了人民医院负责业务工作。如今，李伶的行政职务和24年前还是一样，但技术职称一步步从助理医师晋升到了主任医师。
2003年12月，开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井喷”事件，日产天然气百万立方米的天然气矿断裂，高浓硫化氢的扩散威胁着附近10万居民的生命安全，中毒身亡人数激增。凌晨2点，接到抢险指挥部命令后，李伶连夜赶制应急方案。全国的基层医院此前都没遇到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中毒事件，毫无经验可循。图书馆关门了，她只好就近咨询中学化学老师分析中毒原因，丈夫帮她翻开新近的大学教材寻找理论依据，凭借着20多年经验积累形成的救治方案凌晨5点就送到了前线。按照治疗方案的第一条——找来毛巾，用肥皂水或清水蘸湿贴在鼻前——数以万计的病人逃出灾区、拥进医院。药房库存告急，她就开出方子，医院自己配制药品送往灾区卫生院；病床告急，她联系在县政府会堂和学校铺开床位；医护人员告急，她就培训医院的护工进行简单的专业护理……到12月底，凡是被医生救治的患者无一例死亡，前来视察的中央领导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全国基层医院的硬件水平太差，应该加强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卫生部副部长感叹道，要是全国每个县都有一个“李伶”就好了。卫生部和市领导立刻决定给予专项补助，在接下来的几年，全国基层医院和应急救助的投入也大大增加。
不变的是，他们依然是这里的医生
2006年，开县县城遭遇百年未遇的洪灾，李伶又被县里任命为医疗救治总指挥，洪水退去，病人出院，李伶轻松了许多。因为，县城就要搬到5公里外的高地，这场洪灾对于千年古城来说也许并非空前，但一定是绝后的了。而新城建在高地上，加上下游三峡电站的防洪泄洪调节，新城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洪灾了。
说到新城，还得追溯到1992年。这年，国家决定在下游200多公里的地方建设三峡电站，老城和处于海拔175米以下的其他两座城市、18个县城和268个乡镇将淹没于水下，李伶和其他113万移民将离开生活多年的老家。从1996年开始，所有库区居民分四批开始了被称为“当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有组织人口迁徙”的百万大移民。他们有些被整村整乡地迁往发达地区继续务农，李伶丈夫家的亲戚就迁到了上海市的崇明岛；有些被鼓励通过考学和应聘到大城市工作，李伶的儿子在高考时享受到了加分，考到了北京；而更多的是像李伶这样，就近搬迁到新家。
2008年的元旦，李伶和丈夫住进了新家。尽管新家处于新城的中心，但不像在旧城时靠步行作为出行方式那么方便，于是，家里新添置了一辆小汽车。从旧城到新城只有几公里，城市变大了、马路变宽了、楼房变高了、城市干净了，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李伶感觉最大的变化还是生活方式，打扫屋子要用吸尘器、遛狗时要带塑料袋、过街时要看红绿灯、月底时要交物业费，在旧城这些都是用不着的。一个月后，李伶还总觉得新家太陌生，因为旧城的小镇生活很悠闲。“改变”对于50多岁的人来说，仿佛影响总是很漫长，更何况是生活环境。
不过，李伶也会骄傲地给外地的朋友介绍：“新城很好，三峡工程让县城跨越了50年。”
2008年2月12日，开县人民医院在新址落成。医院按三级综合性医院标准建设，占地118亩，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辖42个科室，可开放病床750张。如今的开县人民医院购置了海扶刀、伽马刀等医疗设施，磁共振、多层螺旋CT等辅助检查设备，修建了无菌层流手术室、ICU、KCU等专业病房。原先要到省会和首都才有的医疗服务如今在县城就能享受到了。这天，李伶和丈夫特别兴奋，在新医院的主楼前合影，留个纪念——为这30年他们所经历的巨变。不变的是，他们依然是这里的医生。
干就干一流，争就争第一——邓建军
永不服输的邓建军
1969年出生的邓建军是江苏常州人，现为江苏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这位手染墨迹、相貌憨厚的年轻人，似乎有无穷尽的创造力，随时随地会进发出智慧的火花。在平凡的岗位上，他用青春、汗水和睿智，展示了龙城新一代蓝领的精神，更挺起了中国当代产业工人的脊梁。
行业科学发展的领跑者
十几年来，邓建军的名字，总是和“创新”两字紧密相连。他的人生和心路历程，融化在中国纺织产业的艰难崛起中。
染整行业，一直是我国纺织工业的薄弱环节，主要被色差、缩水率等问题所困扰。从1988年进厂开始，邓建军就憋着一口气，凭什么我们的工人拼死拼活，出来的产品硬是比外国的差一截，价钱也没法比？
黑牡丹的主产品是出口牛仔布，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预缩率问题。预缩率高了，国家经济受损失；缩小了又达不到质量标准，做出的服装会因收缩不当而变形，造成国际索赔等问题，因此是一个世界性技术难题。
越是有难度的挑战，邓建军就越兴奋，他立志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与科研组一起奋力攻关，经过无数次调试，熬过了几十个不眠之夜，通过运用电子技术与气动技术的完美结合，预缩率不稳定这个老大难问题终于攻克了，黑牡丹牛仔布的预缩率精度稳定控制在了2.5以内，优于3％的国际标准。
一连串数字，记录了邓建军技术创新的坚实步伐：工作17年来，他共解决重大技术难题23个，参与技改项目400余个，独立完成的达145个。去年黑牡丹共开发双弹牛仔布、丝光牛仔布等300多个，占公司总销售额的30％左右。
“企业有今天，离不开邓建军的科技创新，他是行业科学发展的领跑者。”
黑牡丹集团董事长曹德法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纺织工人，就是拼命也要创出世界品牌！”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工作岗位上，干就干一流，争就争第一，为企业增效，为国家争光。我们纺织工人，就是拼命也要创出世界名牌！”
职工道德建设“双十佳”表彰会上，邓建军作为个人代表，此番讲话引起全场掌声。
2002年8月，世界流行的新产品“竹节牛仔布”在企业生产告急，如不能如期交货，公司不仅丢掉400万美元的订单加付违约金，还会将大块市场份额拱手让人。受命于危难之际，邓建军带着科研组奋战15昼夜，自行设计、调试安装了4台分经机，保证了公司按时交货，客户在满意的同时，又爽快地抛来800余万元的外贸订单。有人为此算了笔账：一是从国外进口设备需花44万美元，自行设计的成本仅为其1/8；二是不仅使企业免于支付巨额违约金，还争取到更多的国际客户。
在记者采访邓建军的前一天，他还在组织大家围绕染浆联合机的“轴退让”
问题开会，共同研究第五次改良方案，目的是让染色更均匀。业内人士介绍说，目前该机器性能已经比同类进口设备更实用，各项功能却毫不逊色，价格只有国外产品的1/10。
十余年创新路上，邓建军和黑牡丹已形成良好互动——企业以信任、机会和激励来营造环境，让他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而邓建军的创造力和品牌魅力又“反哺”企业，使之获得深层次的发展动力。
智慧为经，汗水作纬，邓建军一路走来，步履坚实。他的一个朴素的想法是，也许自己永远当不了科学家，但可以练就一身“绝活”，做个能工巧匠，同样无愧于时代。
一心为农民的泥脚书记——邓平寿
“农民的问题在地里，我坐在小车里，农民不会来找我说话办事。”
邓平寿，1956年出生，重庆市梁平县人。生前系重庆市梁平县虎城镇党委书记。
把致富的希望——拨亮、点燃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了，老百姓还在肩挑背扛，我们对不起他们啊！我要让虎城百姓都过上巴巴实实的好日子。”
几十米石板路、几个铺面支撑起的“城”里，往那儿一站，从头顶凉到脚心——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虎城。1998年，刚接手这个“穷家”的当家人邓平寿心中憋着一股劲：要让虎城百姓都过上巴巴实实的好日子。
有一年，为了修通一条能够让好几个村群众受益的公路，他发动群众集资，绝大部分群众都自愿出钱。但后来有个别人写信向市里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由于涉及农民负担问题，市里批转给县里进行调查处理，要求退还农民的集资。那一天，许多村民都哭了：他们过怕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日子，不愿退钱。在穷了几辈的乡亲们看来，没有什么比能过上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日子的希望更能打动他们了。为了修路，邓平寿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并从捉襟见肘的工资中挤出钱带头捐款；没日没夜地泡在修路的工地上，挖路基、抬石头、搬材料，样样抢着干。睡眠少，劳动强度大，他几次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工地上，心急如焚的村民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可村民前脚返回工地，苏醒过来的他后脚就赶到了。凭着这一股拼劲，邓平寿带动全镇的干部群众，短短几年间，虎城基本实现了县道连村道，村道连组道，村组公路进农户的交通网。而邓平寿的经济发展思路，早已在这逐步编织的交通网上结出了硕果。
出任镇党委书记之初，邓平寿就响亮地提出“耍好一条龙，壮大一根虫”的发展思路。“一条龙”即百里柚子带，“一根虫”是指蚕桑。这两样，是虎城的传统产业，但一直发展力度不大。邓平寿靠着“打牛脑壳”的拼劲带领群众大胆地把这致富的希望一一拨亮、点燃。几年下来，虎城农民年人均收入从1998年仅仅800元的水平提高到了2000多元。
用脚步丈量出鱼水情深
“农民的问题在地里，我坐在小车里，农民不会来找我说话办事。”
邓平寿在梁平县的干部中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自担任虎城镇党委书记以来，虎城的变化有目共睹：交通、蚕桑等多项工作常年保持全县第一。除了开会，邓平寿长期泡在村里，每天走十几里路，不论风吹日晒。每逢赶场日，只要邓平寿办公室的门开着，赶场的村民就会一溜一串地欢欢喜喜往里钻。邓平寿办公室那套可以挤下十来个人的棕色人造革沙发，坐垫早已磨得发白了。邓平寿在下村的途中，村民喜笑颜开地端杯水出来，他递一支烟过去，那样融洽的干群关系，绝不是在办公室里坐得出来的。邓平寿硬是用脚踏平了办公室与田间地头之间的那道坎。不坐车，不戴草帽，穿一双胶鞋，肩上背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与乡间任何一位迎面而来的老农无异。70平方公里的地界上，哪棵桑树树干没刷白，哪条路垮了块石头，他都清楚。“田坎书记”的别号，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