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徐玉林随报社的老同志一起奔波2700公里，绕过举世闻名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来到巍巍昆仑山下的新疆民丰县。在泥水奔腾的古尼雅河畔，采访在那里开山凿洞，修渠引水的维吾尔族民工，他们被劳动者那顽强拼搏、愚公移山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民工们在数十米深的山岩石洞中，借着微弱的油灯，手持特制的尖头铁锤，一分分、一寸寸地在坚如凝铁的岩石上敲击、钻进。虽然每天只能前进几尺甚至几寸，但仍旧满头流汗地奋进不止。历经数年，最终凿通了长达万米的石洞，为农田引来了甜水。民工们的豪情和刻苦打动着徐玉林的心，但他们手中生产工具的落后也同样刺痛着他的心。
8月的帕米尔高原，天高云淡，风清气爽。在当地驻军的帮助下，徐玉林约请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姜汀燕一同前往当时中苏边境的柯族放牧点采访。沿着帕米尔高原的险峰深峡骑马行进，耀眼的冰峰和震耳的湍流，高坡上的野葱林和丛林中的野鸟群，使玉林心旷神怡。眼望着身边英姿飒爽、在当地有“女秀才”之称的小姜，玉林心中油然泛起一种浪漫的情怀。而也正是这次采访，使两颗年轻的心，在遥远的帕米尔高原，在冰天雪地的陪衬下，紧紧地相印在一起……
30年的变化
3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徐”“小姜”转眼变成了老字辈，他们在边城长大的女儿也慢慢长大成人。跨入21世纪后的一个夏天，早已离开新闻单位的老徐，带着从中国传媒大学放假回来的女儿重返昔日的战地——南疆。父女俩乘着漂亮舒适的轿车，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前行。一路上，只见沿途城镇库尔勒、阿克苏、库车、阿图什、喀什、和田，处处都是高楼林立、绿树连荫、瓜果飘香、欢歌笑语，高等级公路四通八达，昔日的土房换成整齐的楼房和砖瓦房，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就连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也被开发成了葡萄园、瓜果园。有些地段连新修成的高等级公路也被架上了葡萄长廊。
小车在公路上奔驰，年轻的司机小李见到路况这么好，直喊“真爽！”他们来到有“玉城”之称的和田地区所属各城镇，只见满街都是玉石的天下，各种美玉琳琅满目。在于田县宾馆，他们居然见到了一块重达4700公斤的天然玉石之王。
他们来到老徐当年采访过的民丰县寻找昔日的老友。这里已不再是当年的荒漠小县，而成了地处战略要冲的第一条横穿大沙漠公路起点城市。当初，这里到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乘车要走2700公里。如今，不光可以乘飞机，就是乘车穿越大沙漠也要省去将近2000公里的路程。清晨，老徐父女依依惜别老友，从民丰出发前往南疆石油重镇、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市。一路上，车行风驰电掣，眼见两旁如巨形渔网般铺在路旁的固沙网，眼见石油工人引水滴灌种植的沙漠绿树带，眼见远远近近那高耸入云的石油井架，想起当年探险家们骑着骆驼，驮着饮用水和干粮，小心谨慎地进入沙漠，还难免遭灭顶之灾的厄运，老徐真是百感交集。
如今，已经从自治区台办主任任上退休的老徐，时常携着老伴，爬上红山顶上，鸟瞰着高楼林立的乌鲁木齐市新市容。当年，古人为了应对年年发洪水的乌鲁木齐河而修建了镇妖塔，然而洪水仍旧年年扰民，老徐就曾多次参加过乌市的城市防洪。如今，乌河两岸已经建成了风景如画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奔腾的乌河水驯顺地沿着和平渠流向下游的万顷良田，滋润着成千上万的和平民众。从红山向北望去，那个老徐来到此地时尚是全市最高建筑的老资格宾馆已成了政府专门用来接待外地客人的招待所。它和如今遍布城乡的30、40、50甚至60层大厦相比，似乎成了小老弟，然而，人们不会忘记它，就如同不会忘记过去一样。这是一种历史感，就是这种历史感，时常激励着老徐和他的老伴，要像年轻的女儿一样，面对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乐观和信心。
航天系统的一面旗帜——罗健夫
罗健夫1935年出生，湖南省湘乡县人，生前系原航天工业部771所工程师。
罗健夫1951年7月参军，1962年12月调中国科学院西北计算机所，1975年调七机部771所。1969年，罗健夫作为课题组组长开始研制国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1972年、1975年，先后研制出第一台“图形发生器”“Ⅱ型图形发生器”，为我国航天工业做出重大贡献。罗健夫对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他是Ⅰ、Ⅱ、Ⅲ型图形发生器课题负责人，主要设计者和研制者，但在呈报科研成果时要求不署自己名字，他婉言谢绝吸收他为中国电子学会成员。
忘我钻研，攻克科技难关
1950年距初中毕业尚差一学期，罗健夫就带头报名参了军。在部队利用业余时间，罗健夫学完初中三年二期及高中三年全部课程，并于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1959年4月，罗健夫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先后在母校及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1965年，他开始研究微电子技术。1968年，参加北京电机厂技术攻关协作。次年，主持国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攻关。
“文革”中，他力排干扰，以顽强毅力，短时间内掌握第二外语，攻读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数学、集成电路等多门课程。1972年、1975年，罗健夫先后研制出第一台“图形发生器”“Ⅱ型图形发生器”，为航天计算机的设计和制造，成几十倍地提高了效率，打破了当时国际上的封锁、禁运，为我国航天工业做出重大贡献。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后，他再接再厉，继续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至1981年10月已独立完成全部电控设计。1982年6月16日，正在调试设备的罗健夫突然病倒，诊断为晚期淋巴癌，于1982年6月去世，年仅47岁。
肉身已逝，精神犹在
罗健夫生前的同事胡培德谈起罗健夫，仍难掩内心的激动：“虽然2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有忘记他！”
胡培德与罗健夫在一起工作了多年，罗健夫一些感人的故事仍然历历在目。“老罗的信念、气质、道德、意志，都让人敬佩，说他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当之无愧！”
1977年调工资时，罗健夫已经完全具备了升级条件，但他一再找领导表示：
“我是共产党员，家里经济不是太困难，把名额让给比我更困难的同志吧！”实际上，他工资不高，两个孩子都在上学，负担不轻。1981年，当罗健夫得知自己确诊患了癌症并且是晚期的时候，异常镇定地问医生：“我还有多少时间？”随后嘱咐道，“不要告诉我的爱人，现在，每分每秒对我都很宝贵！”他只有一桩心事：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组织上“命令”他在家休息，并叫其爱人陈显万照顾他。罗健夫终于同意养病，但不同意爱人照顾。罗健夫对同样从事科研工作的妻子说：“我不能工作了，你再不工作怎么行？”硬是把爱人推去上班，而他自己为了修改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又一头扎进了资料堆。
胡培德陪罗健夫在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走完了最后的日子。“在病房里，他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就是在临走前的那几天夜里，他上厕所时，不开灯，也不叫人，总是自己一点一点挪着去，就是怕麻烦大家。他最后的遗嘱是：再也不能为党工作了，请医院将尸体解剖，或许对医学有所贡献。”说到这里，胡培德的声音有些哽咽。
罗健夫是航天系统的一面旗帜，在他生前的单位，学习罗健夫精神的座谈会和先进标兵表彰会经常举行，每年新招的大学生、工人在进单位前，都要了解和学习罗健夫的事迹。
“不光是在我们航天工业部，在其他的科研单位，很多人还在传颂他的事迹。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他生前的事迹，看看他的精神境界，给人的思考和震撼真是太大了。”771所党委宣传部的王英民介绍说，“2007年10月，在罗健夫逝世25周年的时候，771所还专门举行了罗健夫青铜塑像的揭幕仪式，大家一起缅怀英模先进事迹，弘扬罗健夫精神，激发广大干部职工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努力奋斗。”
罗健夫的足迹，不仅体现了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更强烈地体现了湖湘大地千千万万科技人员的品格。是他们，以忧国忧民的奋斗不息的“霸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理念，创造出众多科研成果，推进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谱写了一章章激情诗篇。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出生，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着名农业科学家。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慧眼发现“天然杂交稻”
1960年7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第二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他想：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从而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袁隆平从实践及推理中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杂交水稻之父”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其实，袁隆平早有此虑。早在1986年，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9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
1998年8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镕基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
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10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有关专家对48亩实验田的超级杂交水稻晚稻的实测结果表明：水稻稻谷结实率达95％以上，稻谷千粒重达27％以上，每亩高产847公斤。这表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又取得“四大突破”：目前超级杂交水稻晚稻亩产量高；稻谷结实率高；稻谷千粒重高；筛选出适合华南地区种植的两个中国新型香米新品种。在场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对这位卓越科学家取得的新成功而欣喜不已。这标志着中国超级杂交稻育种研究再次超越自我，继续领跑世界。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
20多年来，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稻56亿多亩，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7000多万人口，相当于全世界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总和。杂交水稻还被推广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面积达3000多万亩，他因此被海内外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荣获国家特等发明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