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佛光山举行徒众财务讲习会时，我问与会的大家：“你们知道佛光山处理财务有哪些原则？请大家举手发表。”在众多的弟子当中，依谛一马当先地举手，他从位子上站起来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师父您常说的‘要以智慧来代替金钱’。”的确，我一生处理财务的原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以智慧来代替金钱”。凡事不一定要用金钱去庄严，但要用智慧。
过去有一句俗语：“有钱能使鬼推磨。”说明了一般人对金钱的看法。其实一个人不论富有到什么程度，也无法永远持有，佛经上说：“财物为五家所共有。”所谓的五家，就是指大火、大水、盗贼、贪官污吏及不肖子孙。这五者足以使我们的钱财销毁殆尽，更何况金钱也不是万能的。再多的金钱可以买得到奴隶，但是买不到人缘；再多的金钱可以买得到群众，但是买不到人心；再多的金钱可以买得到鱼肉，但是买不到食欲；再多的金钱可以买得到高楼大厦，但是买不到自在欢喜；再多的金钱可以买得到华衣美服，但是买不到气质；再多的金钱可以买得到股票，但是买不到心满意足；再多的金钱可以买得到床铺，但是买不到睡眠。最重要的是，再多的金钱买得到世间的物质，甚至书籍，但是买不到智慧，因此“智慧”才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
像春秋战国时代，说客游走于燕、齐、韩、魏、秦、楚、赵各国之间，消弭了许多兵戎残杀，就是因为他们拥有智慧的辩才；策士与君王一席话之后，往往位居极品，也是因为他们拥有智慧的头脑；诸葛孔明虽然起于布衣，人力、物力、地利均不及曹操、孙权，但是因为他拥有智慧的策略，所以能够与强权周旋，偏安蜀中，最后终能与魏、吴鼎足而立。所以历朝以来，帝王善于传世者，不但为太子物色智慧超群的老师，而且将他们的地位提升在丞相之上；在各种兵法中，军事家都是运用智慧，运筹于斗室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现代民主宪政所谓的“内阁”制度，也是因为当初是在一个小房子里面决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所以有此名称。“内阁”看起来不大，但智慧无边，甚至牵一发动全身，可以影响到国家的政经局势。
此外，人类文明之所以一日千里，不是金钱造就的，而是众人“智慧”的结晶。像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让知识的传递更进一步；瓦特发明蒸汽机，带来了工业革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缩短了世界的距离；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更为宇宙的开发写下划时代的一页。
两千六百年前，佛教对智慧的修行就极为重视，并且称最上乘的智慧为“般若”，一般的智慧有善有恶，但是“般若智慧”是纯善无染的。经典中说“般若智慧”如目，能引导其他五度到达圆满的彼岸；又说“般若智慧”是诸佛之母，因为十方诸佛皆由“般若智慧”而诞生。像文殊菩萨之所以位于菩萨之首，而且是七佛之师，就是因为他长于“般若智慧”；舍利弗之所以成为佛陀的首座弟子，而且被任命为第一位沙弥罗罗的剃度师父，也是因为他拥有“般若智慧”；妙慧童女能受到诸大菩萨的礼敬，也是因为他的“智慧”超凡，能言人所未能言，道人所未能道；龙树之所以被尊为佛教八宗的共主，也是因为他的“智慧”过人，著书立说，破邪显正。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贫苦的家庭里，经常衣食不周，因此就想到要用“智慧来代替金钱”。夏天的时候，稀饭到隔日就有馊味，我学习乡人用韭菜和在里面，再煮一次，就可以消除怪味；剩下的菜肴，我也知道要放在清凉的地方，可以维持不坏，第二天还能再吃；即使是烧一根木柴，我总想到如何让火维持久一点；写一封信，我也是将用过的旧信封套反过来再用一次。
及至出家学佛，由于正处于兵连祸结的时代，民生困乏，寺院经济更是拮据，僧侣们大都过着清贫的生活，袜子、鞋子的底破了，就拿厚纸板垫补；衣服破了一个洞，就将报纸糊成硬纸，代替面料缝成补丁。我就在那种环境之下，学会“废物利用”的智慧。我在佛学院读书的时候，曾经自己动手用树枝木板钉成一个篮球架，也经常将剩饭、剩菜煮成一锅美味的炒饭，和同学们共享。因此，我经常很自豪地说：“即使是残兵败卒，我也要像韩信一样，能调御成为胜利之师。”
如今我看到现代的人，也许是经济发达，购物方便，需要什么东西，总是一想到需要，就买现成的。我常想：如果有“代替”品，为什么非要花钱呢？如同撰写文章，重在表情达意，通顺流畅，我不太计较文字的工整对仗，所以我批改文稿的时候，如果有意义相同、可以代替的字，即使文词再美，我也不轻易为人更动。物品也是如此，重在实用大方，我不一定要用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像佛光山的佛像，并非金、银、木、石的雕刻品，而是用水泥打造而成，但外相庄严肃穆，一样能引发信徒的信心道念，因此来此朝拜的善男信女超过数千万人以上。
我记得多年前走访印度时，曾经看到一对雕工精美的大理石灯笼，价值十多万台币，当时在佛光山担任都监院院长的慈惠十分中意，建议我将它们买回去装饰佛殿，我问他：“你是怕佛光山没有东西可以给小偷觊觎吗？你当家当了那么久，难道没有感觉到全佛光山虽然殿堂那么多，但是我从来都不挂念有人会兴起歹念，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呢？”慈惠恍然大悟，多年之后，他谈及此事，向大家说从这里学会了善用因缘的“智慧”。一个善知因果的人，不但自己不种恶因，而且也会设想周到，不让别人种下恶因，所以不会产生恶的果报。
我不但不花昂贵的代价来购买器具用品，甚至佛光山很多办公桌椅都是从别人休业的公司行号里搬回的旧货，有些家具则是信徒淘汰更新而废弃不用，我们捡回来使用至今。公家物品固然如此，私人用品也是一样，即使是一双筷子、一个碗也有生命，我也是反复尽量使用，让它的生命延长。甚至佛光山有上百亿的建设经费，我也从没有为自己买过一张办公桌。我不是不会用钱，但是我就是不为自己花钱。当初佛光山初期的建设，没有建筑师，没有办公室，当然更没有办公桌，我和包工萧顶顺先生都是站在路上比手画脚一番，一栋一栋的建筑物就完成了。我做事的原则是：用“心”去成就一切，用“智慧”去成就一切，而不要用金钱去堆砌一切。
记得在开山之初，我也请了一名刘姓建筑师帮我设计了一座寺院大楼的蓝图，当他将设计模型拿给我看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说道：“这栋大楼的建筑即使在一百年之后，还是很合乎时代潮流。”我当即告诉他：“一百年之后，我们都已经不在世间了，更何况寺院建筑最重要的是庄严、实用，不在于式样新潮。”因此，佛光山就没有再请过建筑师设计。
虽然没有建筑师设计，但佛光山的大雄宝殿外观富丽堂皇，多少年来，不知赢得多少人赞美。像画栋雕粱的色彩是台湾一位油漆匠的研究作品，而人人称道图案优美的天花板，不过是三夹板漆上油漆而已。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用金钱来做事，发挥我们的“智慧”，一样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一天上午，我站在佛光山的门口，观察到徒众们一部车子、一部车子接二连三地开到城里去办事，我当时很讶异：为什么大家不坐一部车子下山，如此一来，不是既可以办事，又能够节省能源吗？虽然“佛佛道同，光光无碍”，但“千年暗室，一灯自明”，如果一灯能抵无尽灯，也未尝不好。
我记得三十多年前，佛教界还没有人用汽车时，我为了弘法方便，买了一部九人座的“载卡多”，因为常识不够，请工厂将它改装成二十六人的座车，每次出门，我都招呼徒众学生们一起上车，那种“皆大欢喜”的情景，至今想来，仍然觉得趣味无穷。所以我常常告示徒众：节省是“智慧”，忍耐是“智慧”，善于处理是“智慧”，能将世间万物提纲挈领，化繁为简，运用自如，能为大众所用，就是一种“智慧”。
现代人什么物品不用了，即使出于爱惜的心态，将它们放在仓库里，我觉得也是一种浪费，因为一放进仓库就不再闻问，再好的东西也等同废物。所以我主张不设置仓库，我认为只要你会运用，破铜烂铁都能派上用场，所以基本上，世上没有废物。如果自己不用，能让他人使用，就是一种“智慧”的考验了。
记得三四十年前，我希望把静态的佛教带动起来，常常举办一些社教活动。有人批评我：“没有钱，还办什么活动？”其实我办活动，一切从简，不但没有花什么钱，而且还有结余。因为办活动可以陶铸思想，凝聚力量，这些价值都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所以我力排众议，一次一次地办下来，不但吸收了许多青年人学佛，而且培训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干部。我们同心协力，将佛教从宜兰发展到台湾各个角落，从岛内发展到世界各个城市。近十年来，我们所办的一些大型活动，如“回归佛陀的时代”、“禅净密三修法会”、“慈悲爱心列车活动”、“恭迎佛牙祈福法会”、“筹募佛光大学基金园游会”，乃至每年在国父纪念馆举行的大型佛学讲座等等，动辄数以万计的人前来参加，大家看到台上台下飞天跃舞，庄严堂皇，实际上除了很多义工前来帮忙外，许多道具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用碎布拼凑而成，甚至自己穿袍搭衣，庄严场面，无形中发挥了净化人心的力量，凡此都肯定了金钱不是万能的，惟有散播佛法的“智慧”，用慈悲融和大众，才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和乐利。
在佛经中记载：一位善生长者得到了世间最稀有的栴檀香木做的金色盒子，他立即向大众宣布：“我要将这稀有的宝贝赠送给世间最贫穷的人。”许多贫穷的人来向善生长者索讨这个金盒子，但是善生长者都说：“你不是世上最贫穷的人。”大家认为他根本没有诚意要将这个金盒子送出去，因此要他说出世上最穷的人是谁。善生长者于是告召大众：“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我们的国王。”国王听说此事，心里很生气，派人把善生长者抓去，将他带到收藏珍宝的库房，那里的金银财宝，多得不可胜数，但是善生长者还是认为国王是世上最贫穷的人，因为国王虽然有钱，却不知道做福利人群的事情。
其实世上像国王这样“最贫穷的富人”多得不胜枚举，我有幸能在佛法的熏陶下，认识到“智慧”才是人生真正的宝藏。虽然我没有钱，但是我很会用钱，像过去的寺庙有了钱，就增设佛殿，但我却用来建设讲堂及会堂，因为我觉得身为出家人，应该运用自己的“智慧”走向社会，弘法利生，不一定把兴隆佛教的责任交给大雄宝殿的佛祖。
过去的寺庙有了钱，就扩建寮房，但我却用来建设教室及图书馆，因为我认为佛子们应该让众生都能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过去的寺庙有了钱，就添置庄严器具，但我却用来建设会议室及谈话室，因为我要让寺院道场成为智慧的殿堂；过去的寺庙有了钱，就购买房地田产，但我却用来兴学校，办杂志，因为我要将佛陀的智慧传播十方；过去的寺庙一有余钱，就储存起来，但我却将钱用在文化、教育、弘法、慈善等事业，甚至将明年、后年的预算都在今年用光了。虽然如此，我未曾因此而烦恼，因为我对于钱的看法是“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更何况没有钱，就没有纷争，就不会为子孙留下祸端。七十多年来，我从来不曾为自己积存一点钱，我觉得这是一种最有“智慧”的做法。
我不但在支出上秉持“以智慧来代替金钱”的作风，在收入方面，我也从大众“智慧”上着眼，而非用金钱来计算盈亏。像《佛光大辞典》一套成本要新台币七千元，但我以每套四千元出售，结果前来购买者趋之若鹜；《中国佛教白话经典宝藏》一套成本要新台币一万一千元，我半价出售，立刻增加五千套的销路，既减少了仓储费用，也让更多的人共享佛教的“智慧”。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为了弘道，岂是一般的图利者？但想当初我提出这个建议时，多少徒众都不以为然哩！
记得四十年前，我办“每月印经会”，助印费每本一元，连印刷的成本都不够，但我能维持不辍，每个月还有盈余去印更多的经本，这是因为我对于参加印经的人并不计较捐款数目的多寡。后来我办《佛光小丛书》的助印会，每本助印费只收十元，每年送出去的小丛书在百万本以上。不要看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它不知让多少失意的人绝处逢生，让多少失和的夫妻破镜重圆，这种“智慧”的力量，哪里是金钱所能比拟呢？
三十多年前，东方佛教学院开建的时候，一间教室成本十八万元，但是捐献一间教室的功德款只需要五万元。当时担任会计的徒众不时来和我说：“师父！一间教室成本十八万，您只收五万，这样不行啊！我们会亏本，建不起来的。”我也知道五万元不够成本，但是我以这种方式，在全世界建了十六所佛教学院，用佛法的“智慧”不知为佛教界增加多少事业，培养了多少人才。
佛光山开山之初，每年举行万缘法会，凡参加者，我们为他消灾祈福，每人只收一百元，连饭钱都不够；从台北到高雄佛光山的朝山专车，其中包括三天二宿五餐的费用，我们也只收二百元，连来回的油费都不够。弟子们对此都不抱乐观态度，认为我是在做亏本的事情，但是这么多年来，佛光山不但不因此而关门，而且前来参访的人越来越多。我常想：如果来的一百个人当中能有一个人认识佛法的美妙，并且将妙法带回家庭，带到社会，不但是佛教之福，也是大众之福。所以，我们不要用金钱去衡量一切事情，尤其佛法是无价的，我们应该广为流通，让大家都懂得用“智慧”来庄严这个世界。
现在的社会大众开口闭口都是钱，甚至传播媒体也常在推算谁有钱，谁没有钱，佛光山也因此常遭受池鱼之殃。像前几年，有人在算佛光山的房地产有多少，后来又有人为宗教团体的财产排名，结果佛光山瞠乎其后。其实不管佛光山有钱没钱，佛光山的建设都不是用金钱塑造的，也不是个人的，而是万万千千的佛光人所共有的，是用他们的诚心、智慧、劳力建设起来的。所以我觉得，看佛光山乃至看一切的事业团体，不要看钱有多少，应该看组成的分子用他们的智慧做了多少事，成就了多少功德。试问他们的发心能算得穷尽吗？
目前很多国家外交界有所谓的“金钱外交”，工商界有所谓的“钱上滚钱”，社会上有所谓的“拜金主义”，国防上也主张花多少钱去购买武器。其实在“金钱外交”之外，我们还可以运用“智慧”去进行文教外交、宗教外交；在“钱上滚钱”之余，我们应该想到经济的成长只是富裕的指标之一，大众生活素质的提升，人民智慧水平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拜金主义”已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害，为下一代灌输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都具备做人处世的智慧，才是当务之急。如今，在一片经济衰退的骨牌效应中，在战乱四起的世局当前，希望大家都能传播“以智慧来代替金钱”的观念。金钱固然要紧，智慧更为重要，让我们的民众不因为金钱的有无而动摇志节，让我们的社稷拥有更高的智慧去面对危难的考验。
“智慧！智慧！”我们要高呼：“般若智慧才是世间至宝！”
（一九九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