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刚开辟佛光山时，一片刺竹荆棘，到处深壑崎岖，可谓“地无三尺平，竹比三丈高”，许多人见了都怯步摇头。有一天夜晚，我在草寮里看工程蓝图的时候，对身旁的心平说道：“看来开山建寺很不容易啊！”心平立刻回答说：“师父，记得您过去在宜兰时，常常告诉我们：‘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勇气！’我愿意跟随您的脚步，突破一切难关。”心平不愧最早随我出家，最能了解我的心意。
记得一九四九年刚来台时，这里的佛教因神佛不分，不重义理的提倡，被知识分子讥为迷信之流。宜兰偏处一隅，居民更是保守难度，当我在一九五二年来到此地，目睹信佛者多为不识字的老先生、老太太时，不禁心生一念：“我不相信这么好的佛理，知识青年会不向往，我偏要如过去所愿，向青年人弘法传教，我要‘向困难挑战’！”于是一向羞涩的我鼓起“勇气”，面对大众，凡见到一个青年来到寺院，就为他端茶接待，并且耐心地和他讲话，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心平，翌年他发心随我学佛，四年后出家。
后来前来道场礼佛听经的人日渐增多，记得当时有一位有“金嗓子”之称的张姓女青年，高中刚毕业，只喜欢唱歌，一来寺院就向我抗议：“为什么要拜佛？”我告诉她拜佛的意义，她听了以后，竟然说：“我还是不喜欢拜佛。”我回答她：“那你以后来就不要拜佛，坐着看别人拜佛就好了。”后来她看到我教其他人拜佛，又说：“拜佛这么好，那我以后也要拜佛，但为什么要绕佛呢？……”听完她一阵强辩之后，我对她讲：“如你所说，你可以拜佛，不要绕佛，站在旁边看大家绕佛就好了。”后来，她看着看着，情不自禁地和大家一起绕佛，觉得绕佛也很好，从此她常常来宜兰念佛会听经闻法，要求念佛绕佛，我就这样一次一次地降伏其心。三十年后，我成立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她率先组织分会共襄盛举，成为佛教的尖兵。
另一位天资聪颖的张姓女青年，在父亲的命令下前来和我学佛，刚开始时她很不情愿，每次来寺院一下子，看到念佛法会的磬鱼响起，就在人群中混水摸鱼地溜走，但我都佯装不知道，每次她的父亲问起她学佛的情况时，我也帮她掩饰。后来她上我的语文课，越上越有兴趣，还拿日记给我批改，此后一路跟着我从北到南弘扬佛法、开山建寺，她就是现在教界著名的才女——慈惠法师。
年轻的学佛者日渐增加，我带着这批生力军到各地去弘法。我们得付费拉电线、买灯泡，并且搬板凳、贴标语、制作道具、招呼信徒，每次开讲以前，还巡回大街小巷，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喊：“咱的佛教来了！咱的佛教来了！”我们用这种克难的方式，以宜兰为中心，竟然将菩提种子撒播到台湾各地。
为了引起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注意，一九五五年，我在佛诞节这天举行迎佛活动，本来我们计划从宜兰市的南门游行到北门，无奈当时聚众游行乃法所不许，但为了增加信徒对佛诞节的认识，我们还是鼓起“挑战的勇气”，在雷音寺左右绕了几圈，引起不少民众围观。
一九七五年，第一届华僧大会在台湾召开，当来自各地的华僧到达高雄火车站时，我鼓动信徒前往热烈迎接，原本拟以欢迎方式接到高雄佛教会，遽知来了几万人，因事出突然，我只得灵机应变，“向困难挑战”。当大批人车走出火车站的大道时，我自告奋勇，高喊一声：“跟我走！”随即拿着教旗在前面阔步领队，只见一路上所有红灯都变成绿灯，整个队伍如入无人之地，浩浩荡荡地通过街衢大道，震动了整个高雄市，第二天成为《台湾新闻报》的头版消息。在当年佛教徒备受压抑的时代，这次扬眉吐气的成果，发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也由于这个因缘，一九八一年，“世界僧伽会议”在台湾召开时，大家一致要求到佛光山参访，这本不在佛教会的预定行事之内，但碍于众议难违，乃安排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的行程。按理说，这短短的两小时包括巡礼及吃饭，是怎样也不足够的，但我不为“困难”所挫，那天，我们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五百余名僧伽接来佛光山，前一个钟头，分成二十队，由娴熟各种语言的出家弟子带领他们参观全山设施；后一个钟头，在朝山会馆席开五十桌，每桌由两个侍席给予亲切的款待，使他们大感意外，咸认在此地感受到台湾佛教蓬勃的朝气。
年轻时读到法显、玄奘等诸位大师印度参学的壮举，时生向往，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有机会随团走访印度。在出发以前，就有很多人说印度人对中国人如何不友好，我们仍然克服溽暑，“排除万难”，来到这佛教的祖国，以亲善的态度赢得当地民众宝贵的友谊，最后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在百忙之中接见我们。这一次的访问经验之后，增加了我的信心。
一九七○年，我亲自率领近二百人的弘法团朝礼印度圣迹，是佛教史上阵容最庞大的朝圣团。当时，印度的观光事业不发达，卫生条件也不好，在“困难重重”中，我们居然包了两架专机，一架载人，一架除了运行李之外，装满了赈济当地贫民的粮食、衣物、毛毯，最难得的是二十一天的行程当中，团员们个个都欢喜愉快，健康无病，让当地导游都啧啧称奇。
经过这一次的带团历练，后来的几次朝圣就不为难了。直到第七度，应北印山区拉达克佛教徙之请前往弘法，才感到最为艰辛困苦。记得我们爬上四千公尺、寸草不生的峻岭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秉持着“向困难挑战”的决心，我忍着头痛欲裂的高山症，到各处访问开示，主持皈依典礼。
一九九○年，为了凝聚佛教徒的力量，我组织“国际佛光会”，短短六年之间，我走访世界各地，在全球五大洲成立了一百多个协会，会员近一百二十万名，成为世界五大社团之一。一九九一年，我跌断腿骨，从手术后的第三天，便开始到各地佛光会弘法开示。一九九五年，我心脏开刀之后，也在一个月以内，借着走访美加视察会务之便，登上海拔四千公尺的洛矶山脉。凡此，都证明了“困难”并不足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正视“困难”，化解“困难”，视“困难”为人生进步的踏脚石，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决心。
在推动佛教艺术方面，我也是凭着“向困难挑战”的毅力开创新局。初到台湾，看到许多青年男女闲时以歌唱自娱，不禁感叹佛教过去虽然借着优美的赞偈梵呗度化了许多信众，但到了今日，因词意难懂，乐曲古雅，以致不易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殊为可惜！于是我开始撰写歌词，却苦于没有韵文的素养，但凭一颗“不向困难屈服”的愿心，居然也完成了《弘法者之歌》、《菩提树》、《快回归佛陀座下》、《西方》等许多首现代佛教歌曲。
一九五三年，为了弘法的方便，我首开先河，组织“佛教歌咏队”，一向不喜欢歌唱的我，不但为队员请老师、抬风琴、印乐谱、搬椅子，还要“勇”于承受保守人士的抨击毁谤。四十年来，我们从乡村唱到都市，从国父纪念馆唱到展演音乐厅，从台湾唱到岛外，从录音带制作到碟片发行，佛教乐曲终于被大家所喜爱接受。回忆当初如无向困难挑战的精神，何有今日？
年轻时我就立志为佛教设立一座宝藏馆，同道们得知，都笑我一文不名，异想天开。如今许多人见我在全世界拥有七个佛教宝藏馆，都以为我神通广大，其实三十多年来一点一滴收集佛教文物的辛酸，实非笔墨可以形容。
办佛教杂志弘扬佛法也是一连串“向困难挑战”的奋斗史，撇开写作的艰辛不谈，像《觉世》，从旬刊到杂志，光是工作的地点就搬来搬去，从台北三重埔的大同南路到信义西街，从高雄市的中山一路到鼓山区的寿山寺，从大树乡佛光山的智度堂到东禅楼，到现在的如来殿。出版的方式则由报纸代印到邮局发行，从几个人从事包装到现在佛光山数百位学生帮忙套袋。记得一九六三年时的一场台风下来，社址所在的三重市变成水乡泽国，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连夜抢救；在佛光山又遇到几次洪水泛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将资料档案运送到较高的地面。今天《觉世》能够拥有一九五七年创刊以来的合订本，可说是全体工作人员“不畏困难”，得来不易的成就；每月发行四十万份以上的杂志，历四十余年，也可以傲视历史，如无向困难挑战的决心，何能臻此？
一九七九年，我另行创办佛教第一本综合月刊——《普门》，在当年人力、物力、财力都很欠缺的情况下，又是一件“向困难挑战”的创举，我们凭着广度众生的信念，“勇渡难关”。近十年来，台湾的杂志社有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各地，为了吸引读者，充实内容，我作不请之友，在忙碌之余，发心为普门提供“日记”，这一记就记了八年岁月。后来又增辟“百语”专栏，一写又写了六载。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曾经就着草地、缝纫机或捡来的木板上写作度众，如今在忙碌的行程中，为了及时提供《普门》的文稿，汽车、飞机的座位、讲经弘法的角落全都成了我的书房。
弘法度众的艰辛还不足道，开山建寺才是无比“困难”，佛光山深沟连连，光是搬运砂石、移山填壑就十分困难，而这里土质又奇差无比，遇水松软，常常好不容易建好的工程，一场雨下来，就被洪水冲垮。为了挡水，我经常率领徒众冒着狂风暴雨，搬沙包，运石头，甚至连自己的棉被都拿出来应急。一九七七年，初创普门中学时，正逢台风来袭，不但吹来的焚风，所到之地，草木皆枯，而且过境之后豪雨不断，处处成灾。普门中学生活大楼坍塌了，我们一面冒雨抢救，一面为新生办理报到。
数年后，又一场台风，高雄县多处成了水乡泽国，普门中学的山壁也被洪水冲倒，我们一面自力救济，一面为台湾灾区筹募赈济款项。
随着来佛光山的信众日增，相继兴建的朝山会馆、麻竹园、檀信楼已不敷使用。数年前，为了建一座可容八千人一起吃饭的大楼，我再度“向困难挑战”，在经济拮据、施工不易的情况下动工，光是奠基时，打到地下的木桩就有四十公尺之深，如今“云居楼”终于完工，计有三万六千公尺建坪，一、二楼没有一根粱柱，上面还有四层楼，人称“世界第一”。
佛光山北海道场因位于台湾北端山区，一年四季雨水寒天，工程经费庞大不说，当地的悍民想尽办法削切山路、阻断交通才是最为棘手的事情。后来在慧传和慧义的建议下，决定另辟道路，东借西补地凑了五千万元的工程费用，总算一劳永逸，解决行车的困难。有一天，担任北海道场监寺的慧传载我上山时，指着那条路对我说：“您看！北海道场多么雄伟壮观！”我笑着回答：“我一路上没有看到你们开辟的道路，我只有看到万分困难下付出的钞票！”
《联合报》副刊描写前柏克莱大学校长——田长霖先生在该校奋斗的甘苦历程，其中述说他在柏克莱大学初执教鞭时，因为是东方人，所以租房子常被房主拒绝。读到这一段时，我心里有一种戚戚焉的感觉，因为我在欧美购屋建寺也遇到同样的“困难”，往往找了一年半载都徒劳无获，像现在巴黎道场原是一座废弃的仓库，还是几经寻觅，才由江基民居士找到的；目前西来大学的校址也是辗转周折之后才得到手。岛外开山之艰辛，可见一斑。幸好我的许多弟子都具有“向困难挑战”的精神毅力，才使得弘法利生的工作不致中辍。一九七八年在洛杉矶建西来寺的时候，美国政府抱持质疑态度，偏偏又逢度轮法师暗中诬告，使得申请建寺的过程备加艰辛，幸亏慈庄、依航“不向困难低头”，每天冒着寒风一家家拜访，经过六次公听会、一百多次协调会，最后连耶稣教徒都说：我们的家庭需要西来寺，天主教徒也出面说明佛教是正派的宗教，美国政府终于核准建寺。
永光初到天主教国家菲律宾时，屡逢兵变、地震、风灾、水涝，但他不畏艰难危险，每天都到菜市场去度化信徒，许多贫穷人家的小孩也因此得到如沐春风的教育，当地人对他感戴有加，天主教徒也对他刮目相看。今年（一九九七年）二月，他应岷仑洛教区副主教拉米瑞兹神父的邀请，率领佛光山马尼拉讲堂的僧信二众前往有四百年悠久历史的王彬岷仑洛天主教堂，首度代表佛教祝祷菲国新年平安，社会安宁。
数年以前，我们一行数人初抵加拿大多伦多，因人地生疏，租不到房子，到了即将去飞机场的时候，我只好在路边停车，把依宏放下，告诉他：“你自己想办法吧！”他不负所望，尽管遇到诸多“困难”，仍“勇”往直前，如今不但借着在当地所学的英语及广东话广招来者，建寺度众，而且还将弘法的脚步拓展到北极地区。
所谓“师资相承”，“克绍箕裘”，千百年来，佛教徒就在相继不断的接力当中完成许多宏伟的事业，也延续了圣教的长远命脉。像栖霞山的千佛岩是父、子、孙三代相继不断的成果；敦煌石刻则是从前秦时期沙门乐樽试凿开始，历时千余年所完成的巨擘，我们在追思惊叹之余，对于前贤“向困难挑战”的遗风，能不勤行效法？民初的月霞法师创办华严大学，因出资者罗迦陵女士坚持学生（里面包括出家人）向她拜年，立即将大学由上海搬到杭州，在一般人看来，礼拜一下很容易，易址迁校却非常困难，但月霞法师为维护佛制，不惜一切，“向困难挑战”。古德仁风，实令人不胜瞻仰！而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为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历经万死千生，累劫精进，终于成就佛道，广度有情，更说明了“挑战困难”所凭借者，并非自私斗狠的匹夫之“勇”，而是悲智兼具的大仁大“勇”。所以外在的“困难”并不可畏，它正是内在慈悲、智慧、信心、愿力、精神、志节最好的试金石。“向困难挑战”，其实是在向自己挑战，能一鼓作气，通过考验，我们的人生才能从突破创新中获得无限的意义。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