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浜制铁所是怎样开发“智力资源”的呢？先说“印象”。我们进厂以后，第一印象是这个厂绿化搞得很好，干净、卫生，没有太多的污染。关于这点值得另文专门介绍。使我难忘的还有那些经理和工程技术人员们的精明和负责精神。他们一个个身着工装，外表同生产工人没有两样。厂长出来接待我们时，他的手臂上戴有“值班”两字的红布袖标。他说，挂袖标是便于员工们辨识。在厂长介绍了基本情况后，我们向他提出一些问题。我们问起工厂的领导结构。他说：“整个公司属财团和私人的股份所有，由有股份的个人或财团代表组成董事会。但工厂的厂长和经理不一定由董事担任，并不是股份多的就一定能成为厂长经理，还要看他们的能力。董事会有权聘用最有能力的人担任经理、厂长。大股东或他们的子女，如果没有本事，也没有资格担任厂长、经理，他们只能分红吃利润而已。这对于合理使用人才，‘选贤任能’是很有好处的。”由此看来，他们主要靠“智力”而不是靠“资本”。有“智力资源”的人才能领导工厂，成为工厂的管理者。随后，厂长领我们去参观工厂各个车间和一些技术职能部门。我们看到工厂的经理和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很年轻，听介绍说，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或在英、美留学，获得过博士、硕士学位的人，是真正有真才实学的经济管理人才。工厂的领导人，几乎都谈到他们的工作效率都比较高，主要是充分开掘他们的“智力资源”，使他们学于致用，用而生效。
我们在同日本财界领袖和精英人物座谈中，他们更是特别着重地介绍了有关开发“智力资源”的情况。他们谈到，以前讲开发资源，总是把它理解成物质的东西。如开发矿山，开发森林……等等，日本是个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他们扬长避短，现在把开发“智力资源”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把它看成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的最重要的途径。
日本财界的领袖们就更重视“智力资源”了。我们代表团应邀参加了日本经济同友会（相当于我们的工商联）举行的一次财界人士恳谈会，事先没有告诉我们哪些人参加，到会后才知道出席的都是日本的财界领袖、工业巨头。他们当中有新日本制铁联合会长稻山嘉宽，小松制作所董事长河良合一，新日本制铁董事长山田敬三郎，经济同友会总干事佐佐木直，经济同友会专务理事山下静一和鹿岛建设董事长石川六郎等。可以说他们是日本财界大亨，都是左右日本经济的大人物。在管理经济方面，他们都有丰富地经验。在日本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在恳谈会上分别介绍了建设方面开发“智力资源”方面许多有益的经验。
滚滚诸公的发言都如雷贯耳，使我最难于忘怀的是稻山嘉宽先生的一席话。稻山嘉宽先生是日本的财界领袖之一，也是在日中经济合作方面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多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会见过他，同他进行过亲切的交谈。他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谈话坦率而富于诚意。他说：“日本和中国是近邻，经济都处于发展中，不过速度有快有慢，互相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大家可以取长补短。”他还说：“1956年我曾访问过上海，看到上海那个城市建设得那么好非常感慨，那时我想如果日本能建设成上海那样该多好啊！因为当时日本还很落后。战争摧毁了日本的经济，各方面还正在起步。”他说：“我们日本的经济严格说来是从1958年开始复兴的。1958年以前，日本还处于恢复阶段，恢复战争的创伤。1958年以后才考虑到建设。六十年代初，二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对我们是个促进。作为一个战败国，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荣誉，所以我们振作精神搞建设，东京的一些高速公路就是那时修起来的。”他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说中国与日本在经济上有什么差距的话，那是从1958年以后开始拉开的。1958年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建设，你们58年以后大量搞运动，没有注意建设，这可能是个教训，这一点，我同周恩来总理也谈过了。”稻山嘉宽先生还谈到重视知识，重视人才资源问题。他说：“这些年来，日本建设的经验之一，就是重视智力资源的开发。智力资源有时比物质资源更重要！”他以为这是老生常谈，因此没有对“智力资源”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对我们来说却深受启发。我想，稻山嘉宽先生语重心长说得很有道理。多少年来，我们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难道教训还不深刻吗？在十年动乱期间，宣传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造成的危害还浅吗？
“开发智力资源”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设策略，但愿我们的领导人和广大国人今后能更多关注这个问题。
九、大平总理会见记
从京都、大阪、奈良、神户访问后回到东京，已经接近我们访日的尾声。尽管大平正芳总理（也称首相）会见代表团早已列在日程之内，但具体安排在哪一天还是较晚才通知我们。二十六日晚饭后，陪同人釜井作三先生告诉我们，明天上午由日本国总理会见代表团。这是我们访日的一项重要安排，也是一个高潮。
我们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代表团按约定时间，，于上午10时从新大谷饭店驱车前往首相官邸。我们对日本不熟悉，不知道首相官邸在什么地方。起初，我以为首相官邸是在皇宫内的，就像我们的中南海那样。其实不然。我们路过皇宫，但汽车急驰而过。汽车开到一个别墅式的大院门前，放慢速度。这时我们看到这所大院有严密保安措施，戒备森严。进了第一道门岗，便是长长的一段甬道。甬道两边站满了警视厅的保安人员。汽车转了一个弯便在一个并不算高大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
我们走出汽车，四下一看，环境显得那么眼熟。原来，我们在日本电影《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等影片中都看见过这座建筑物。日本几次流血政变都是在这座官邸里进行的。不过，我们到这里，不会看到电影上的那些场景。我们今天到这里是接受一次友好的会见，去见一位当今日本的政治家大平正芳首相总理。
车刚停稳，总理官邸的侍从官迎上前来，打开车门，同我们一一握手，随即便把我们领进了会客厅里。我们到达的时间离原定接见的时间还早了二十分钟。只好在这里等候。由于客厅太小，除了我们受接见的代表团成员和我驻日使馆的官员之外，其他陪同人员和记者均站着，没有座位，也没有饮料之类的招待。
十一时差两分，总理侍从官把我们领进总理办公室的客厅，这里大约有十几个位置的沙发。我们根据主人的安排刚刚坐定。这时大平正芳面带笑容地从里面套间里走了出来。少数几位能进入这个客厅的摄影记者咔嚓咔嚓照相，镁光灯闪烁不停。大平正芳总理和每个团员一一握手后，请我们坐下。这时，侍卫长通知所有记者和陪同人员离开客厅，只留下我们代表团成员和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先生。
我们坐定之后，才看清楚，大平总理满头白发，但腰板很结实，身着笔挺西装，显得很精神，看不出是年近七十的老人。总理和团长秦川坐在正中的沙发上，手握了很久，边说话边摇手。开始我们确实有一点拘束，大平既有政治家的风度，又显出一位老人平易的本色。谈话一开始，他就打破了我们的拘束感。他半开玩笑地说：“我很愿意同各位见面。你们中国是记者怕总理。我们日本是总理怕记者。”他的开场白，引起哄堂大笑，一下子活跃了气氛。他接着说：“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本来应该是很亲密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友谊中断了若干年。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又把这种友谊接上了。我们有了新的开头，就会有更好的继续，日中友谊会越来越发展，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大平总理的一席话，也说到了我们心里。我们都有同感。接着，他询问了到日本以后，访问的情况。秦川团长说：“我们代表团在东京、京都、大阪、奈良、神户等地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接待，得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和感受。”大平听了秦川的话，频频点头。接着说：“我们各自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要取长补短。日本方面愿尽自己的努力，在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方面作出自己微薄的努力。”
大平总理还谈到中国电子工业部不久前来日本访问，日本企业家准备同中国合作。陈楚大使边听边点头，但没有插话。
代表团的每个成员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唰唰地在笔记。秦川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从容大度，不卑不亢地应对大平总理提到的问题。秦川表示：“日本朋友对我们都很友好，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友谊带回中国去。”
会见时，气氛非常友好融洽。会见原定半个小时，但这次谈话却延长为一个小时，守候在外间客厅里的记者都纷纷猜测，可能有爆炸性新闻。摄影记者们手持照相机“严阵以待”。十二点整，大平总理说：“好吧，就谈到这里！”又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大平总理回他的办公室。我们走出总理的小会客室回到大客厅。所有摄影机、摄像机都对准我们，又是镁光灯的一片闪烁，记者们蜂拥到秦川团长身边，有的也对着我们团员问道：“有什么重要新闻，能透露一下吗？”我们对着记者们微笑，没有答话。这是对待新闻媒体的最好方法。为了保持新闻的一种“神秘感”，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这反而使日本新闻界感到更加神秘。
第二天，日本各家报纸都在会见延长时间问题上大作文章，进行似是而非的猜测。总理会见以后，侍卫官领我们参观了内阁会议的会议厅，也是我们在电影中已经看到过的那个场景。从内阁会议厅出来，已经快下午一点了，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情驱车返回新大谷饭店。
这是一次难忘的会见，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写于1979年8——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