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崇明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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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那时波涛,那些人物(4)

武汉南湖机场,15时30分,徐焕昇第一个登上1403号长机,佟彦博上了1404僚机,升空后落在前进基地宁波。徐焕昇与机械师一道再一次检查飞机各部件、加油,确保万无一失,饱餐一顿后候命待飞。

23时,即1938年5月20日凌晨1时,武汉指挥部命令徐焕昇及机组人员一个小时之内起飞。徐焕昇随即致电报给蒋介石:“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最高领袖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誓各以牺牲心,尽最大之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23时20分,徐焕昇率机组全体人员进机场,列队宣誓:“为吾中华,抗日救国。飞渡重洋,远征三岛。以吾神鹰,警告日寇。唤醒人民,制止战争!”

宁波战场一片荡气回肠的轰鸣声,两架战机斜插云空时为午夜23时48分。

5月20日凌晨2时40分,中国的战机已飞临日本领海,长崎就在脚下了,徐焕昇令佟彦博绕飞一圈以为侦察后命令:“目标马路红灯,投掷炸弹。”两机机组成员将数以万计的抗日传单推出机舱,纷扬而下落至长崎的大街小巷,徐焕昇又率队掠过九州、福冈、佐世保、熊本久留未,百发抗敌宣言自九天而下散发完毕,日军既没有发射高炮,也不见战机升空。徐焕昇随即下令返航,海上日军兵舰已得知中国空军千里夜袭的警报,探照灯把夜空照得如白昼,高炮疯狂发射,徐焕昇、陈彦博左躲右闪,安然而过经浙东海面时,先是日机拦截,后又有高炮发射,中国的神鹰终于在南昌、玉山着陆,加油,休息后飞返汉口。受到蒋介石夫妇及中共中央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王明、周恩来、吴玉章、罗炳辉欢迎、致敬。

蒋介石说:“好,好,徐队长,你们辛苦了,你们胜利了,智勇双全,我向你们祝贺。”在蒋介石制定的《阵中十诫》之四为:“冒险犯难,见危受命,不可贪生怕死,丧志辱节。”所引举的就是徐焕昇远征日本的战例。

宋美龄一手挽徐焕昇,一手挽着佟彦博,说“威震九洲,真是飞虎将军,空中骄子”(《在台湾的崇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39年,徐焕昇先后任空军轰炸机总队教练,空军第八大队队长,空军中美混合团副司令,多次驾机率队出击,出生入死战功赫赫。1949年到台湾后授上将衔,曾任空军司令。

1984年3月4日,徐焕昇将军病逝于台北,终年七十七岁。

在我少小时候从母亲及乡人的闲谈中便知道台湾,知道徐焕昇了。我在崇明岛西北角的家与徐焕昇将军的老宅可称近邻,乡下传言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徐焕昇的父亲去世,将军辗转得知这一消息后,曾自驾飞机在崇明岛老宅的上空盘旋往复……在这一无法考证的传说中,徐焕昇是什么职衔,服务于哪一个党派已经不重要了。对于乡亲们来说,这是个孝子,崇明人为之自豪。

亲爱的读者,崇明岛不仅是崇明人的崇明岛,江海之水、九洲之沙冲激而成的沃土美壤,以及从不止息的涛声,总是吸引着怀念着过去或者未来,那些曾经踏上过崇明岛,然后匆匆离去,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一处沙洲芦荡的人,直至把遗憾带到天国。

我知道这样一个人,他就是中国“左联”的负责人之一,小说家、翻译家、柔石的至友,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艺部主任的林淡秋先生。

1976年春末夏初,我的恩师袁鹰先到上海再坐船到崇明岛,商调我去《人民日报》工作事宜。一应手续办理之后,我和袁鹰在上海分手,我先去绍兴鲁迅故地踏访,修改百花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长诗《鲁迅》。在上海时袁鹰手书一封,要我持信去看望在杭州的林淡秋先生,袁鹰告诉我,“淡公与崇明还有不解之缘,你见了淡公就知道了。”“淡公”是朋友们乃至下属对他的平常而又带有敬意的称呼。

才到杭州便是一场雷雨。我在雷雨中一边问路一边奔跑,敲错了两个门之后,终于和林淡秋先生相对而坐了。他的夫人唐康大姐看了袁鹰的信,并照本宣科读了一遍,患有眼疾的林先生双目突然闪亮:“啊,你是崇明岛的,那个岛上的老百姓真好!”

原来,林淡秋是到过崇明的!

1942年秋,中共苏中区党委为粉碎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决定精兵简政,把一批重要干部、文化人分散到群众中“打埋伏”,待机而起。

以下是唐康大姐在《淡淡秋光霜叶红》(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中的回忆:

阿林告诉我:苏中区党委决定我俩,蒯斯曛、陈怀白、费星、杭苇党支部书记等六个人到海边灰色区打埋伏。阿林搞创作,他们编教材。他再三叮嘱我前面的路很艰苦,尽量坐推车,千万不能早产。我艰难地走了几天,胎儿往下坠,压得双腿肿胀抬不起来。坐在推车上,胎儿又顶住胃透不过气。阿林一个人走在后面,一边走,还不时哼几句古诗……就这样,我们终于到了北兴镇,洪泽接待我们。考虑这里正在大“清乡”,还不如到敌占区崇明更稳定一些。于是我们六人就决定与他同行。当晚洪泽、夏征农请我们吃饭,桌上有一盘高级菜——炒鸡蛋。

1940年崇明岛被日本侵略者残暴地践踏,1942年崇明岛重建地下党工委,组织部长是钟民。钟民原在上海搞教育工作,夏征农也是“左联”成员,洪泽又是老朋友。即将启程的前一天,我们一行六人和他们相聚在一起,谈形势,谈困难,负责护送我们的是陈心莲。

陈心莲是1939年入党的,在上海读书时就读过淡秋翻译的书。他瘦瘦的高个子,一件士林蓝布长衫,头上戴一顶鸭舌帽。六个人要分三处在崇明岛隐蔽,不一会儿,我们都有了新的名字,阿林叫张祖德,我叫王秀英。蒯斯曛叫蔡希文,费星就成了他的外甥,蒯又是陈心莲的老师,他们就同住在陈家。杭苇夫妇住在地下党员袁克章家。我们用公家的黄豆与当地私人合股在周家河头开办一个榨油厂,公款落在蔡希文名下作为投资,陈心莲去当厂长。

我和阿林住在盛家镇地下党员茅维翰家。茅维翰是个有文化的青年党员,热情,负责。他的双颊总是泛着桃红色,我们以为他即将结婚很兴奋,其实是有肺病(1944年就病故了)。

一顶花轿,几声爆竹,新娘进了茅家门,正中堂屋点着香和蜡烛。阿林当了主婚人,他头戴猴帽,鼻子冻得通红,在一群男女老少中间,不时喊着:“拜祖宗——”“拜双亲——”“夫妻对拜——”说是拜堂,其实并不下跪,鞠个躬而已。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看热闹的人不时发出笑声。我和阿林也是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从上海来谋职业的。

喜事第二天,陈心莲以贺喜为名到了盛家,为照顾我临产,决定我俩转移到坝头镇地下党员盛自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