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赫莱跟咱们讲的话，你还记得吗？你看保尔，人家就不管他妈怎么样。现在咱们已经有了真正生活的权利。怎么样，我的好瓦莉亚，难道你会不同意？你参加进来该有多好！你动员姑娘们，我负责做小伙子们的工作。克利姆卡那个红毛鬼，我今天就叫他乖乖地进来。
怎么样，瓦莉亚，你倒是参加不参加？我这儿有一本讲这件事的小册子，你看看。”
谢廖沙把小册子从衣袋里掏出来，递给了姐姐。瓦莉亚目不转睛地盯着弟弟，低声问：
“要是佩特留拉的兵再打回来，可怎么办呢？”
谢廖沙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起这个问题来。
“我吗，当然跟大家一起撤走。可是你怎么办呢？到那时，妈可真要遭罪了。”他沉默了。
“你把我的名字写上吧，谢廖沙，就是别让妈知道。除了咱俩，谁也别告诉。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干，还是这样好一些。”
“你说得对，瓦莉亚。”
这时伊格纳季耶娃走了进来。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姐姐瓦莉亚。我正跟她谈入团的事。她倒是挺合适的，就是我母亲不太好办。能不能把她吸收进来，谁也不告诉呢？万一咱们不得不撤退，我当然扛起枪就走了，可是她舍不得母亲。”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边上，注意地听他讲完，说：“好，这样办比较妥当。”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去。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过了一会儿才放开。丽达微微笑了一下。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路到家看看。随便母亲怎么责骂，他都不做声，也不反驳。但是，当他父亲开始骂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转入反攻，把父亲问得哑口无言。
“爸爸，你听我说，当初德国人在这儿，你们搞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那个时候，你想到过家没有？想到过。可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叫你这样干。我也想到了咱们的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为了我，你们会受迫害的。但是反过来，要是我们胜利了呢？那我们就翻身了。家里我是待不住的。爸爸，这个不用说你也明白。为什么还要吵吵闹闹呢？我干的是好事，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扯后腿。爸爸，咱们讲和吧，这样，我妈就不会再骂我了。”他那双纯洁的、碧蓝的眼睛望着父亲，脸上现出了亲切的笑容。他相信自己是对的。
扎哈尔·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微笑着，透过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密的胡须，露出了发黄的牙齿。
“你这个小滑头，反倒启发起我的觉悟来了？你以为一挎上手枪，我就不能拿皮带抽你了吗？”
不过，他的话里并没有威胁的语气。他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下，毅然把他那粗糙的大手伸到儿子跟前，说：“开足马力闯吧，谢廖沙，你既然正在爬大坡，我绝不会给你刹车。只是你别撇开我们不管，要经常回来看看。”
一个炎热的白天，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挎着小包袱，从车站回到家里。阿尔焦姆把保尔的事跟她讲了一遍，她一边听，一边伤心地哭着。她的日子过得更加艰辛了。她一点收入也没有，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给她弄到了一份口粮。
有一天，临近黄昏的时候，阿尔焦姆迈着比平常更大的步子从窗前走过，没等推门进屋，就喊了起来：“保尔来信了！”
他的信上写着：
阿尔焦姆，亲爱的哥哥：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虽然并不十分健康。我大腿上挨了一枪，不过快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不要为我担心，很快就会完全治好的。出院以后，也许会给我假，到时候我一定回家看看。妈那里我没有去成，结果却当上了红军。现在我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我们旅长科托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你们一定听到过。像他那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对他是十分敬佩的。妈回来没有？要是她在家，就说她的小儿子向她老人家问好。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了。
你的弟弟再者，阿尔焦姆，请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把这封信的意思说一说。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又流了许多眼泪。这个儿子真荒唐，竟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写。
谢廖沙经常到停在车站上的那节绿色客车车厢去。车厢上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的牌子，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车上的一个包厢里办公。梅德韦杰娃总是叼着一支香烟，嘴角上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
这位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同丽达亲近起来。每次离开车站，除了一捆捆宣传品和报纸之外，他都带回一种由于短促的会面而产生的朦胧的欢乐感。
师政治部露天剧场天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道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车身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宣传画。宣传车上热火朝天，人们昼夜不停地工作着。车上有个印刷室，一张张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有一天晚上，谢廖沙偶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看见了丽达。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她回车站上的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去。他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说：“丽达同志，我怎么总想看到你呢？”紧接着又说，“跟你在一起真高兴！每次跟你见面之后，都觉得精神振奋，有使不完的劲，想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站住了。
“你听我说，勃鲁扎克同志，咱们一言为定，往后你就别再做这类抒情诗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满脸通红，像一个受到斥责的小学生一样。他回答说：“我是把你当作知心朋友，才这样跟你说的，可是你却把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的话吗？丽达同志，往后我肯定不会再说了！”
他匆匆地握了一下她的手，拔腿就朝城里跑去。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在火车站上露面。伊格纳季耶娃每次叫他去，他都说工作忙，推托不去。事实上，他确实也很忙。
丽达到革委会来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沙拉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你怎么啦？是小市民的自尊心发作了吧？私人的事怎么能影响工作呢？同志，这可绝对不行！”
在这之后，谢廖沙只要有机会，就又往绿色车厢跑了。
接着，谢廖沙参加了县代表大会，会上进行了两天热烈的争论。第三天，谢廖沙同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起，带着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去追剿漏网的佩特留拉军官扎鲁德内率领的匪帮，追了整整一天一夜。回来之后，谢廖沙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见了丽达。他送她回车站去。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丽达生气地把手抽了回去。谢廖沙又有很长时间不到宣传鼓动科的车厢上去。他故意避开丽达，甚至在需要面谈的时候，也有意不同她见面。后来丽达非要他解释回避她的原因，他气愤地说：“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你又该给我扣帽子了：什么小市民习气呀、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呀。”
一个炎热的中午，谢廖沙跑进车厢里找到丽达，把保尔的信念给她听，又向她讲了自己这位好朋友的事。临走的时候，他随便说了一句：“我要到林子里去，在湖里洗个澡。”
丽达放下手里的工作，叫住他说：“你等等，咱们一起去。”
他们两人走到水平如镜的湖边，停住了脚步。温暖而透明的湖水清爽宜人。
“你上大路口去等一会儿。我到湖里洗个澡。”丽达用命令的口气说。
谢廖沙在小桥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脸朝着太阳。
他背后响起了溅水声。
透过树丛，他看见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宣传列车政委丘扎宁正顺着大路走来。丘扎宁长得很漂亮，穿着十分考究的弗连奇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脚上是吱吱响的软皮靴子。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一边走，一边跟她谈着什么。
谢廖沙认出了冬妮亚。就是她有一回给他送过保尔写的条子。冬妮亚也目不转睛地看着谢廖沙，显然，她也认出他来了。当冬妮亚和丘扎宁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叫住冬妮亚说：“同志，您等一等，我这儿有一封信，跟您也有点关系。”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递给了她。冬妮亚抽出手，读起信来。信纸在她手中微微颤动着。她把信还给谢廖沙的时候，问：“他的情况，你就知道这些吗？”
“是的。”谢廖沙回答。
丽达从后面走来，碎石在她脚下响了一下。丘扎宁看见她在这里，立即小声对冬妮亚说：“咱们走吧。”
但是丽达已经把他叫住了。她轻蔑地嘲讽他说：“丘扎宁同志！列车上成天都在找您呢！”
丘扎宁不满地斜了她一眼。
“没关系，没有我，他们照样能办事。”
丽达看着丘扎宁他们两人的背影，说：“这个骗子，什么时候才能把他撵走啊！”
树林在喧闹，柞树摇晃着强劲的脑袋。湖水清澈凉爽，令人神往。谢廖沙也情不自禁地想跳入水中，洗个痛快。
洗完之后，他在离林间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她正坐在一棵伐倒的柞树上。
两个人一边谈话，一边向树林深处走去。他们走到一小块青草茂盛的林间空地上，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树林里静悄悄的。只有柞树在窃窃私语。丽达在柔软的草地上躺了下来，弯过一只胳膊枕在头下。她那两条健美的腿和一双补了又补的皮鞋，没在又高又密的青草里。谢廖沙的目光无意中落到她的脚上，看到她的皮鞋上打着整整齐齐的补丁，再看看自己的靴子，上面有一个大窟窿，已经露出了脚趾。他不禁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谢廖沙伸出一只靴子，说：“咱们穿着这样的靴子，怎么打仗啊？”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茎，心里正在想着别的事。
“丘扎宁是个坏党员，”她终于开口说，“我们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穿得又旧又破，可他却只关心自己。他是到咱们党里来混混的……现在，前线情况确实严重，咱们国家得经受激烈战斗的长期考验。”她沉默了片刻，又接着说：“谢廖沙，咱们不单要用嘴和笔战斗，也要拿起枪来。中央已经决定，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你知道吗？谢廖沙，我估计，咱们在这儿不会待很久了。”
谢廖沙听她说着，从她的话里听出一种不寻常的音调来。
他感到很惊奇。她那双水汪汪的又黑又亮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他几乎要忘情了，想对她说，她的眼睛像一面镜子，从里面能看见一切，但是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丽达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来。
“你的手枪呢？”
谢廖沙摸了一下皮带，难过地说：“上回在村子里，叫那帮富农给抢去了。”
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掏出一支发亮的勃朗宁手枪。
“你看见那棵柞树没有，谢廖沙？”她用枪口指了指离她有二十五六步远的一棵满是裂纹的树干。然后举起手枪，同眼睛取平，几乎没有瞄准，就开了一枪。打碎的树皮撒落在地上。
“看到了没有？”她得意地说，接着又放了一枪。又是一阵树皮落地的簌簌声。
“给你，”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用逗弄的口吻说，“现在该看看你的枪法了。”
谢廖沙放了三枪，有一枪没有打中。丽达微笑着说：“我还以为你不会打得这么好呢。
”她放下手枪，又在草地上躺下来。制服上衣清晰地显出了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
“谢廖沙，你到这儿来。”她轻轻地说。
他把身子挪到她跟前。
“你看到天空没有？天空是碧蓝的。你的眼睛和天空一样，也是碧蓝的。这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深灰色的，像钢铁一样才好。碧蓝色未免太温柔了。”
突然，她一下紧紧搂住了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头，热烈地吻着他的双唇。
这个举动对谢廖沙来说太突如其来了，即便他在刑场面对枪口，也未必会这样心慌意乱。他只知道丽达在吻他，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无法理解。这个丽达，他连握她的手超过一秒钟都不敢。
“谢廖沙，”她稍稍推开他那晕乎乎的头说，“我现在把自己交给你，是因为你充满青春活力，你的感情跟你的眼睛一样纯洁，还因为未来的日子可能夺去我们的生命。所以，趁我们有这几个自由支配的时辰，我们现在要相爱。在我的生活里，你是我爱的第二个人……”谢廖沙打断她的话头，向她探过身去。他陶醉在幸福之中，克服着内心的羞涩，抓住了她的手……
曾经难以理解的丽达如今成了他谢廖沙心爱的妻子。一股巨大的激情闯进了他的生活，这是他对丽达深沉而又博大的同志情谊，它占据了他那颗渴望火热斗争的心。开头几天，他的生活常规完全给打乱了。可是紧张繁忙的工作不等人。不久他又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直到眼前的这个秋天，生活只赏赐给他们三四次见面的机会，这几次见面令人心醉，永生难忘。
过了两个月，秋天到了。
被遗弃的小城和车站已经是空荡荡的了。最后一列火车的车头拉了几声汽笛，像是告别似的。留守城里的那个营，在车站后面铁路两侧布成了警戒线。
遍地都是黄叶，树枝上光秃秃的。风卷着落叶，在路上慢慢地打转。
谢廖沙穿着军大衣，身上束着帆布子弹带，同十个红军战士一起，守卫着糖厂附近的十字路口，等待波兰军队的到来。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敲了几下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这位邻居还没有穿好衣服，他从敞开的房门里探出头来，问：“出了什么事？”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指着持枪行进的红军战士，向他的朋友使了个眼色。
“开走了。”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担心地看了他一眼，问：“您知不知道，波兰人的旗子是什么样的？”
“好像有只猫头鹰。”
“哪儿能弄到呢？”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烦恼地搔了搔后脑勺。
“他们当然无所谓，”他想了一会儿说，“说走就走了，可是苦了咱们，要合新政府的意，又得大伤脑筋。”
突然，一挺机枪嗒嗒地响了起来，打破了四周的寂静。车站附近有一个火车头拉响了汽笛。同时从那里传来了一下沉重的炮声。接着重炮弹划破长空，呼啸着飞过去，落在工厂后边的大道上。道旁的灌木丛立刻隐没在蓝灰色的硝烟里。闷闷不乐的红军战士沿着街道默默地撤退，不时回头看看后边。
一颗凉丝丝的泪珠顺着谢廖沙的脸流了下来。他急忙擦掉泪珠，回头向同志们看了一眼，幸好谁也没有看见。
同谢廖沙并肩走着的是又高又瘦的锯木厂工人安捷克·克洛波托夫斯基。他的手指扣在步枪扳机上。安捷克脸色阴沉，心事重重。他的眼睛碰到了谢廖沙的目光，便向他诉说了自己的心事：“这回咱们家里的人可要遭殃了，特别是我家的人。他们一定会说：‘他是波兰人，还同波兰大军作对。’他们准会把我父亲赶出锯木厂，用鞭子抽他。我劝老人家跟咱们一起走，可是他舍不得扔下这个家。唉，这帮该死的家伙，赶紧碰上他们打一仗才好呢！”安捷克烦躁地把遮住眼睛的红军军帽往上推了推。
……再见吧，我的故乡，再见吧，肮脏而难看的小城、丑陋的小屋、坎坷不平的街道！
再见吧，亲人们，再见吧，瓦莉亚，再见吧，转入地下的同志们！凶恶的异族侵略者--无情的白色波兰军队已经逼近了。
机车库的工人们穿着油污的衬衫，用忧愁的眼光目送着红军战士们。谢廖沙满怀激情地喊道：“我们还要回来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