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代代相续，历久不衰。中国存世方志卷帙汗牛充栋，内涵浩如烟海，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弥足珍贵，在人类文化宝库中光辉灿烂。
甘肃为羲皇故里，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遍布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辉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夏商之际至秦、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先后崛起于今陇东、陇南、天水和河西地区的众多部落，先后建立了周、秦、“三秦”、“五凉”
、仇池和宕昌等王朝或政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汉和明长城横亘省境，昭示着西北先民创造世界奇迹的伟大力量。汉代凿通“丝绸之路”，设郡立县，开发河西，促进了经济率先向多元化发展，形成了空前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公元二世纪至七世纪，凉州成了全国著名的政治文化区域中心之一。盛唐时期，甘肃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①历经北魏、西魏和北周，至隋唐不断拓建而成的敦煌莫高窟，今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举世瞩目的瑰宝。周、秦、汉、三国、“三秦”、吐蕃、北宋、西夏、金和元等王朝与地方势力，先后逐鹿陇原、称雄天下，展现了气吞山河、金戈铁马的恢宏画卷。千百年来，生活在甘肃的汉、回、藏、蒙古、东乡、裕固、保安、哈萨克、撒拉、土和满等民族和睦相处，携手共进，推动了民族融合，谱写了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篇章。许多名垂青史的风流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灿若星辰。在历史的曲折进程中，晚唐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由于海路开通，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崛起，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导致甘肃条件恶化，逐渐失去区位优势，长期饱受政治黑暗、战乱兵燹和天灾频仍之苦，社会动荡，经济文化日趋萧条，民生凋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甘肃大地苦尽甘来，人民当家做主，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旧貌换新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从1978年到2004年的26年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647亿元增长到155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075元增长到7376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009元增长到1852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广大农民稳定解决了温饱，全省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2600多万甘肃人民在继承和发扬古老文明的基础上正在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向全面建设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地方志以特定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记述对象，纵贯往昔，横陈现状，笼天地，揽百业，被誉为“一方之总览”。就其地情信息蕴含量而言，其他任何典籍都难以望其项背。是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②各种方志补史之缺，详史之略，正史之误，既是纂修正史最重要的基础资料，又是了解一地自然条件、历史演变和经济文化建设的翔实材料，梁启超、鲁迅和竺可桢等学界大师悉心研究方志，分别在国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历代方志“矜其乡贤，美其邦族”，③着力彰显地方经济社会人文优势，也是激发爱乡爱国之情的生动教材。在当今全球化趋势加快，中国迅速融入世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地方志又是开展对外宣传和发展中外交流的重要媒介。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虽然信息载体日渐增多，传输处理方式日新月异，但地方志作为“地方百科全书”，其载有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和权威性仍然无法为其他载体所替代。
历史是现实的累进，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无一不是在已有物质和文化基础上传承发展起来的。人们要把握现实，开拓未来，就必须深入研究借鉴历史。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编史修志工作。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同志就指示收集整理陕甘宁边区旧志资料以资边区参考。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重览方志以知情势，建国后不久即倡议创编新方志以为国家建设服务。1956年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将编纂地方志列为20个重点项目之一。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从承传中华文明，推进文化基础建设，深化国情认识，促进信息开发的需要出发，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统一部署，开始了全国范围的编史修志工作。
甘肃修志起始于北朝，兴盛于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国内外共存甘肃旧志200多种。“盛世修志”，1983年5月甘肃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做出了《关于重视编修甘肃地方史志的决议》，1984年2月中共甘肃省委批准成立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至1988年，省、地、县三级政府全部建立了地方史志编修机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方配合的修志工作格局。各级修志部门全力以赴，发凡定例，倾力采编，20年来先后出版各类新编志书、年鉴和专题丛书300多部（卷），整理旧志30多种，为我省文化建设添绘了重彩。
方志中以省为单位的一般称为“通志”。甘肃历史上曾多次编修通志，今存有元修《甘肃图志》、清乾隆年修《甘肃通志》、光绪年修《甘肃新通志》、民国修《甘肃通志稿》。在新时期，省委、省政府对编修《甘肃省志》非常重视。1984年组建了由全省各市州地和省直50多个部门党政主要领导同志组成的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以王秉祥、陈绮玲同志为主任的前两届编委会做了大量工作。省直80多个承编单位数千名有志于此者组成强大编审阵容，遍采史志档案，详考文物古迹，广收民间口碑，正在倾力完成这一巨帙。《甘肃省志》共设80分卷，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志》和《附录》组成。《概述》总揽全志，综述省情；《大事记》纵贯古今，摘记大事要情；各专志以类系事，分记各科；《人物志》以立传、简介和表录诸体记述入志人物生平；《附录》收录重要文献资料。各志以文为主，辅以数表、图片。全志约4000万文字，2000幅图片。《甘肃省志》的编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努力运用新观点、新材料和新方法，坚持贯通古今、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的方针，全方位挖掘史料，新视角审视历史，多角度汇述史实。在保持历史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基础上，以记述近代以来甘肃革命和建设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为重点，充分反映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甘肃省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民族兴亡为己任，不怕牺牲，英勇奋斗，赢得历史选择，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历史雄辩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繁荣富强，才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甘肃省志》是反映甘肃综合省情的基础，承载了资治决策、文化传承和舆论宣传的丰富资信，可为总结历史经验，深化省情认识，探索发展道路之借鉴。
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中共甘肃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各族人民正在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中共甘肃省委十届三次会议通过的《甘肃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确定了甘肃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包括编史修志在内的文化基础事业，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省各级修志部门和广大史志工作者，要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开拓进取。要热爱史志工作，勤奋敬业，精益求精，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史志作品，记录伟大时代，为人民的丰功伟绩和社会主义的崇高事业树碑立传。
甘肃是多民族聚集地，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中，铸就了各族人民纯朴敦厚、诚信友善和热情豪放的性格特征，不畏强暴、刚正尚武和勇于牺牲的爱国情操，产生了百折不挠、坚韧不拔和“人一之，我十之”的顽强毅力，这些优良品质，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地方史志要重视概括提炼和升华这些宝贵精神财富，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激励陇原儿女开拓奋进，走向壮丽美好的未来。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我国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甘肃省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4000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000元左右；使全省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我们深知，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会面临许多挑战，需要加倍努力，不懈奋斗。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推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不断深化改革，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坚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建立更加开放的市场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坚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施工业强省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把做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协调发展，实施科技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符合省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甘肃振兴的宏伟目标。
2005年7月
注：
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二载》第3卷湖南：岳麓书社1990年5月第1版第859页。
②明·杨宗气《山西通志·序》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
③唐·刘知几《史通·卷十·杂述第三十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