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嘉多谋善断
“智”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高的地位，古人言“智信仁勇”，“智”已经化为一种德行，一种才能，有智者方可谋大事，成大业，居于领导岗位更是这样。毛泽东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其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
【简介】
郭 嘉 传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遂去之。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滠书曰：
“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
征吕布，三战破之，布退固守。时士卒疲倦，太祖欲引军还，嘉说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语在《荀攸传》。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雄豪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多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
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半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军至西平，谭、尚果争冀州。
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阳亭候。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鸟桓，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故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桓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踏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
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已下，尚及史熙走辽东。
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太祖曰：“唯奉孝为能知孤意。”
年三十八，自柳城还，疾笃，太祖问疾者交错。及薨，临其丧，哀甚，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矢折，命也夫！”乃表曰：“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方，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喜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谥日贞侯，子奕嗣。
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
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奕为太子文学，早薨。
子深嗣。深薨，子猎嗣。
【毛泽东评点】
《三国志》里的《郭嘉传》值得一读。
——引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136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不好办。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
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
也要当机立断。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一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载198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鉴赏】
本世纪50年代后期，党内“左”倾错误日渐严重，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紧接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一哄而起，人们憧憬着并不清晰的共产主义，以高度的热情投入了一场忘我的产业化事业中。他们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希望在短时间内赶超美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这种不顾客观实际，脱离中国国情的做法是违背科学的，其结果便是产生了负效应，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接危害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毛泽东已经从实践中察觉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中的某些问题，思想上有所降温，政策上有所退却，当时毛泽东可能还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和战略上认识“左”倾错误，但直到庐山会议前，毛泽东的思想一直是向纠“左”的方向发展的，尽管效果不很明显。1959年4月上海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领导讲述了郭嘉多谋善断的故事。3月，在郑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几乎把《郭嘉传》里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都讲了出来：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的一位有名的参谋，此人多谋善断，为曹操出过不少计策。比如说，曹操攻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因为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如果攻打吕布，袁绍趁机介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所以袁绍定不会攻打许昌，于是曹操便攻打吕布，很快攻克，再攻打袁绍，又取得胜利。接下来是要不要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着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真，兄弟俩没过多久就开始打起来，袁谭派人到曹操这里求救，曹操去救，乘机占领了安阳，消灭了袁谭的部队，后又设计消灭袁尚。说到这里毛泽东不无感慨，深感多谋善断的意义。
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到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随后他说：
“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他在南宁会议后只负责建委工作）。而后就向他们解释：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吃了败仗，于是想念郭嘉。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可能视而不见，自然会比较“大跃进”以后和“大跃进”以前的局面，不可能不对自己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有所认识，对自己的失误有所觉察，这自然要想到原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陈云在负责经济工作时特别注重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反对冒进；而当时人们被那些高指标、高计划所控制，过分狂热，再加上当时个人崇拜的甚嚣尘上，而毛泽东声称自己是不主张反对冒进的，于是经济上更加冒进，人们又进一步追求高指标，在农业战线上时时“放卫星”，甚至有人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工业上钢的产量也是大放“卫星”。
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的反冒进自然要受到批评，不久，经济工作陷入困境，毛泽东对此不得不深思，不能不想陈云。几天后，毛泽东找到李锐等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攻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为此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反复提到郭嘉，这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篇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会议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不好办。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要讨论一个问题，决定一个问题的时候，要把最坏的方面，最困难的方面估计够。把最坏的可能性想到了，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这种最困难的局面没有来到，那很好；如果这种困难的局面来到了，我们事先有思想准备，那就有办法应付，不至于惊慌失措。具体到干部作风上，就是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的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是一种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这就需要提高马列水平，需要胆略和魄力。这就是善断，是集中制。
毛泽东说：“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国际的事要关心，国内的各行各业要调查研究，还要各种学问，多端的很。但是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并给予很好评价的，恐怕要数郭嘉了。毛泽东对郭嘉的评价何以如此高呢？
郭嘉是三国时期人，初在袁绍手下做事，他看透袁绍是个“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的人，要想辅佐他平定天下，完成霸业，是很难成功的。于是在荀或的推荐下，投靠了曹操。曹操同他谈论统一天下之事说：“袁本安拥冀州之众，青、并二州相从，地广兵强，而又非常傲慢无礼。我想率兵前去征讨，怎奈力小不敌，怎么办？”郭嘉分析道：“昔日楚汉战争之时，刘邦之不敌项羽，您是知道的。然而，汉高祖唯用智胜，项羽虽强，终于为刘邦所擒，以我个人之见，袁绍有十败，您有十胜，袁绍虽然兵强，无能为也。袁绍坚持旧的礼法，因而繁礼多仪；您却讲求时效，体任自然，此为道胜一也。袁绍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您则顺应形势以统帅天下，此为义胜二也。汉末政治失败在于对待豪强过于宽纵，袁绍则继续实行宽纵政策，故而不能威慑豪强；您却严行法治，严惩不法豪强，故而上下人等皆知遵守国家的法度，此为治胜三也。袁绍外表似乎宽宏大量，而内心却忌贤，用人而有疑忌，所任用者，唯其亲戚子弟而已；您则是外似严肃而内心机智英明，用人而无疑忌，唯才是举，不问远近，此为度胜四也。袁绍多谋少断，失在后事；您则策定即迅速实行，应变无穷，此为谋胜五也。袁绍出生于四世三公之高门，依靠其累世之资历，高谈阔论揖让之高调，以收名誉，那些善于哗众取宠，用巧言以装饰外表之士多归之；您则以至诚待人，推诚而行，不务虚名，以俭朴为臣下之表率，有功者赏，那些有真知灼见，有真才实学的忠正之士皆愿意听从您的命令，为您所用，此乃是德胜六也。袁绍好施小恩小惠，而不考虑救国救民的大计，诚所谓妇人之仁；您则考虑治国之大事，恩加于四海，此乃仁胜七也。袁绍因不懂用人之道，其大臣为了争权皆相互攻击，造成惑乱；您却用人得法，浸润不行，此乃明胜八也。袁绍是非不明；您则对于正确者进之以礼，对于不正确的正之以法，此乃文胜九也。袁绍好虚张声势，不懂用兵之要领；您能以少胜多，用兵如神，我军有恃无恐，敌军则畏之，此乃武胜十也。”郭嘉分析袁、曹相争，曹操有十胜之处，真是一语见的，人木三分。于是郭嘉备受赏识，曹操对别人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从此郭嘉协助曹操南征北讨，谋策帷幄，力挫群雄，功勋卓著。活捉吕布、官渡之战以及对乌桓用兵，这些都是郭嘉的计策，曹操对郭嘉越发器重，一再称道：“惟奉孝为能知孤意。”不幸的是郭嘉在北伐的路上病死了，曹操不胜悲痛，他抚摸着郭嘉的灵枢哭道：“奉孝之死，真是天亡我呀！”后来曹操在赤壁之战遭到惨败，于是更加思念郭嘉。
应该说“智”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高的地位，古人言“智信仁勇”，“智”已经化为一种德行，一种才能，有智者方可谋大事，成大业，居于领导岗位更是这样。纠正错误，搞好工作，需要郭嘉这样的多谋善断之士。反过来说，当初头脑发热发动大跃进，是不是正好缺少了郭嘉这样的“谋臣”呢？毛泽东是在倾吐心中的遗憾呢？还是表达一种热切的期望呢？
毛泽东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其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
二、《张鲁传》值得一看
毛泽东谈《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五斗米道的“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毛泽东用现代汉语对这一纲领作了具体说明，诸如“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以及“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带有明显肯定的语气。
【简介】
张 鲁 传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告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夏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的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以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鲁功曹巴西净圃鲁曰：“汉川之民，户出恨，财富土活，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人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灌）〔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
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
鲁薨，谥之日原候。子富嗣。
【毛泽东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