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5年之后，在赫尔岑1849年给赫尔维戈的信中写下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话语中，不难找到他在1843—1844谈到过的这些思想；实际上，1849年的那些言论已成了这位民粹主义奠基人的“俄国社会主义”学说的硬件。1848年11月5—8日（俄历10月24—27日），他在写给莫斯科朋友们的信中又这样说：“欧洲在灭亡时将会向未来的世界宣告，社会主义是它所有努力的硕果，也是发展的顶点。斯拉夫人本身以其野蛮的形态具有各种社会因素。”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集）》（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第23卷，第111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58页。从他1848年的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在1843—1844年同样表述过的思想。在《俄国农奴制》（1852年）一文中，赫尔岑又说：“一些人在谈论取消俄国村社。不过，我倒想知道，这些建议采取此类措施的为数不多的俄国人，他们到底严肃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我要请问，如果我们要揪断我们民族生存的这根生气勃勃的神经，还会剩下些什么？俄国人民遭受了一切可能的损失，而仅仅保存下来了村社。”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本）（Герцен А.И.Собр。соч。в３０Т.），第12卷，第44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58页。他在1851年给Ж。米舍尔的信《俄罗斯人民和社会主义》中，更是集中地论述了村社在历史上曾把俄罗斯人民“从蒙古野蛮统治和皇权文明下拯救出来”，从“官僚地主统治下”拯救出来，长期以来还“坚持顶住当局的干涉”，因而对俄罗斯所起的无比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村社“将顺利生存到欧洲社会主义发展壮大之时”而拥有远大的前途。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本）（Герцен А.И.Собр。соч。в３０Т.），第7卷，第323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58页。
从赫尔岑的这些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霍米亚科夫和萨马林斯拉夫主义思想的折射和变形。霍米亚科夫在1848年就曾写道：“我们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并非原来的。根子和基础是克里姆林、基辅、萨罗夫斯基修道院，以及带着民歌和圣像的民间生活，而最主要的是农民村社。只有认识这些根基，才能理解它们的发展，或者说它们的精髓之道……村社是整个俄国史上一个保存完好的公民机构。如果取消了它，那就一无所剩，因为从它可以发育出整个公民世界。”《霍米亚科夫文集》（ХомяковА.С.ПолН.собр。соч。），第3卷，莫斯科1900年俄文版，第462页。接着，他又说，目前“整个欧洲的普遍愿望证明了一点，证明了劳动和资本的斗争，也证明了使这两个竞争者和解、妥协或把他们利益融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在欧洲，由于个人主义的社会道德，由于个人所有制的自私自利的道德观念，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而在俄罗斯，“人是在村社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因而可以做到这一点。同上，第467页。在这里，霍米亚科夫和赫尔岑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都反对取消村社，都认为村社是未来发展，即未来社会主义的根基。
从斯拉夫主义者萨马林的言论中，也可看出赫尔岑与他们的相似之处。1847年萨马林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对未来前途的预感，的确在整个欧洲到处风靡一时……但在欧洲这个地方，却是用各种语调重复着一个题目：伤心地承认个性的破产和所谓个人主义的无能……”在西欧社会中，到处都出现了“对某种坚强的、能集合个人的独立因素的需要”，在各种社会学说中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在来自革命，也多亏革命而存在的各种社会学派中，对这种需要有如此强烈的呼声？（萨马林在此是指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为什么这些革命的术语——自由、个性、平等——正被交往、博爱和从家庭或村社生活继承来的其他事物所取代？……为什么包括乔治·桑乔治·桑（J.Sand，1804—1876），法国女作家。在内的许多人的目光（此前是关注密茨凯维支的雄辩的号召），都转向了被他们看作是公社世界的斯拉夫社会，这种目光的转变并不是出于什么好奇，而是怀着某种参与和期待……从所有这些，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日耳曼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罗马日耳曼世界，领悟到了这个抽象的公式，懂得构成斯拉夫民族本性的这种原则要求；从所有这些也应该同样得出结论，斯拉夫民族将能提供活生生的答案，通过其生活本身给西方世界的问题做出最终回答。”Ю。Ф.萨马林：《关于“现代人”的历史和文学观点》，载《萨马林文选》（СамаринЮ。Ф.О мнениях《Современника》，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Избр。произведения），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420—422页。这里应再次指出，赫尔岑无论在1848年革命前几年，还是在此后一些年，在他的“俄国社会主义”思想中，通过这些在遣词造句上往往都一样的用语，阐述了同斯拉夫派极为相近的思想。
但是，赫尔岑在村社问题上的观点，仅仅是同斯拉夫派相接近而已，而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在斯拉夫派的自由—保守主义理论体系中，村社所起的作用显然并不是它在赫尔岑革命世界观体系中所起的那种作用。
那种认为赫尔岑的村社思想来源于哈克斯豪森的观点，有一个论据就是，赫尔岑只是在1848年革命后才形成村社（或公社）社会主义思想的；而这位民粹主义的创始人在1847年就离开了俄国，他这个“贵族浪子”不了解俄国农村及其村社，而从一个研究俄国社会的普鲁士经济学家那里了解到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实际上，Г.В.普列汉诺夫早已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在《流亡者赫尔岑》一文中就曾正确指出，广为散布着一种说法，仿佛村社进入赫尔岑的视野和世界观，仅仅是1848年之后的事情；对这种说法需要给予严正纠正。事实上早在1848年之前，赫尔岑就已在不断谈论和撰述村社的有关问题了，他是把村社作为这样一个社会因素来谈的，即：对俄罗斯来说，村社可借助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学说，让社会主义比在西欧更快、更少病态地来加以实现。普列汉诺夫：《А.И.赫尔岑·论文汇编》（ПлехановГ.В.А.И.ГерцеН. СБ. статей），莫斯科1924年俄文版，第88—89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以后的俄国思想》（Рудницкая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１４ декабря １８２５ года），第254页。不过，德米特里耶夫教授认为，普列汉诺夫提供的论据还不够充分，因而他又补充了一些资料和论据。我们在上文就吸收并列举了这位学者所提供的东西。从这位学者提供的资料中可以更进一步看出，说赫尔岑是1848年以后才形成村社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从19世纪30年代初他阅读圣西门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著作时起，赫尔岑就自视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后，即在1842—1846年期间，他通过同斯拉夫主义者的交往，通过对俄国村社的了解，已逐渐形成了以村社观念为核心的“俄国社会主义”，只不过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他对这一学说作了更为完整、更为全面的表述罢了。
归纳前面赫尔岑的“俄国社会主义”及其核心——村社思想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赫尔岑“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形成，主要集中在四个时间点上：一是30年代上半期，主要是从1831年波兰起义后到1834年赫尔岑被捕前，赫尔岑接受了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中主要是圣西门主义，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1842—1846年，这是他在莫斯科同斯拉夫派争论和交往过程中，受到这些“亦友亦敌”的思想影响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他经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发生严重思想危机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思想危机中，赫尔岑改造并升华了他先前接受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升华和加强了他在40年代中前期从斯拉夫主义者那里接受来的思想影响，因而较完整地形成了“俄国社会主义”；第四个时期是50年代，这时期他为准备农奴制改革，又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他的“俄国社会主义”。——这就是赫尔岑“俄国社会主义”产生、形成和丰富完善的全过程，这就是这一理论学说从萌生到成为完整学说所经历的四个阶段，上了四段阶梯的四部曲。
二、早期平民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
（一）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谈到了“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他说，他和别林斯基之后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活动，继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把自己和别林斯基看作同时代的活动家。但是从接受社会主义的先后次序来说，别林斯基要晚于赫尔岑。别林斯基从1841年起才密切关注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而赫尔岑恰好是在整整十年前就开始接受圣西门主义了。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比赫尔岑年长一岁，1811年出生在一个舰队医生家里，他5岁时，父亲退役回原籍平札省继续行医，别林斯基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别林斯基少小就喜欢读书、沉思，故有“小哲学家”的称号。他从小就对俄国社会的残酷和腐败愤愤不平，早早就在他稚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专制农奴制的种子。从1829年秋考入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以后，由于在这里受到革命进步气氛的熏陶，他于1830年初建立了一个多由平民学生参加的进步小组——“十一号房间文学社”。他们在这里热烈讨论文学和社会问题，激烈抨击专制农奴制度。别林斯基由于在小组里朗读了他写的尖锐抨击农奴制的剧本，在1832年被学校当局借故除名。
被学校开除以后，别林斯基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挨到第二年，他在《望远镜》杂志谋得了一个编辑的职位。1834年他在该杂志发表长篇文学论文《文学的幻想》，从此走上了文学批评的生涯。
别林斯基在转向空想社会主义之前，曾经历过一场思想危机，有过同现实妥协的阶段，即接受黑格尔主义的命题：“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40年代初，赫尔岑帮助他批判地认识了这个错误，使他提出了自己批判黑格尔的公式：“现实中存在的一切并不都是合理的。”《别林斯基全集》，第4卷，莫斯科1953年俄文版，第493页；转引自（苏联）В.А.马里宁著，丁履桂、郭镛森译：《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0页。
别林斯基也经历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别林斯基像19世纪30年代大多数俄国知识精英一样，经历过受谢林、费希特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的时期。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他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这同他接受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但他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感到有些不满，因为费尔巴哈把“爱”夸大为疗救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这同他的战斗民主主义是相抵牾的。
别林斯基曾一度接受费希特的浪漫主义，并与这种唯心主义相妥协，把它称为理论上的“罗伯斯庇尔主义”。
别林斯基对专制农奴制度的强烈憎恨，激发他去寻找一种行动的哲学，这种哲学体现了他改变现实社会的强烈愿望。
1841年，别林斯基最早表现出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浓厚兴趣。他在给波特金的一封信中，表现出了对法国社会主义的赞赏。信中这样说道：“法国人是怎么样的人民啊！他们无须德国的哲学而认识到的东西，是德国的哲学至今还不能认识到的。天晓得，我必须认识圣西门主义者。”《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52—53页；转引自В.А.马里宁著，丁履桂、郭镛森译：《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第114页。
从这一年起，别林斯基熟悉了圣西门、卡贝、勒鲁和傅立叶等人的著作，也阅读了蒲鲁东的著作。当时的蒲鲁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还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为数不多的代表人物之一。到1841年底，别林斯基就坚定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他写道：“我困难地和痛苦地同旧思想决裂了，要否定它是办不到的。我是怀着新教徒的幻想皈依新的思想。于是，我现在站在一个新的极点——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它对我来说，已成为思想的思想、存在的存在、问题的问题，成为信仰和认识的最基本内容。一切都是由它产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它和通向它的。它是问题的本质，也是问题的解决。”《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66、69页；转引自（苏联）马里宁著，丁履桂、郭镛森译：《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第115—116页。
别林斯基在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不仅是“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页。，而且他在晚年“创立了该阶层的世界观的基本原则”，为60—70年代该阶层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别尔嘉耶夫著，邱运华、吴学金译：《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世界观的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带有强烈的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别林斯基这时候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他词汇中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性”。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思想“包罗了历史、宗教和哲学”；他说：“我用它来说明我的、你的和我在生活道路上所遇见的一切人的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社会性，社会性——不然就是死亡！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座右铭。当个人感到痛苦的时候，共同的生活对我有什么意义？当群众倒在泥泞中的时候，地上的天才生活在天空中，这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66、69页；转引自В.А.马里宁著，丁履桂、郭镛森译：《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第115—116页。别林斯基高喊道：“当个性痛苦的时候，普遍性却活着，这于我有何意义。”“否定——这是我的上帝！”转引自别尔嘉耶夫著，邱运华、吴学金译：《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