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1849年冬，彼得拉舍夫斯基这里的聚会已明确表现出了政治性质。小组讨论了有关革命和未来俄罗斯的政治制度问题。以斯佩什涅夫为代表的一些急进主义者，主张组织人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这些拥护者有戈洛文斯基等人，年轻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倾向于这一思想。1849年3—4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开始建立秘密组织。斯佩什涅夫号召以三种行动方式建立秘密团体，这就是密谋、宣传和起义。他对起义很重视，制订了武装起义计划，企图说服人们立即着手建立负责筹备起义事宜的中央委员会。斯佩什涅夫还起草了一个秘密团体成员必须签名画押的宣誓稿，其中有一条这样说：“我保证，不惜自己的一切，全心全意地、公开地参加起义……我尽一切力量来促进起义的成功。”《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著作》，第1卷，莫斯科1953年版，第503页；转引自В.А.马里宁著，丁履桂、郭镛森译：《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第137页。按照斯佩什涅夫的看法，在专制俄国的条件下，最有效的、最有希望获得胜利的，是“普加乔夫的道路”。他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一些人一样，显然是吸取了俄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暴动的经验。
小组这时已为秘密印刷所购置了一台印刷机，准备印制传单。但到此，小组的活动突然中断了，原来内务部通过打入小组的特务，已经盯上小组成员几个月了。1849年4月23日夜，共有34个小组成员在他们的宿舍被捕。最初是被押解到第三厅受审，接着被关押进了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件，涉案受审者共122人。尽管该案暴露的仅是“思想上的密谋”，但因当时欧洲革命爆发，因此当局加重了对此案的判决。包括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当局共判处21人死刑。令人发指的是，实施严厉判决的最具实质性的“罪条”，是小组聚会上宣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
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此感到心虚，因此不敢核准死刑判决，但玩了最摧残人、折磨人的阴狠毒辣的一招儿：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成员监禁、审讯8个月之后，在1849年12月22日，把他们从要塞监狱解押到彼得堡谢苗诺夫广场，进行了一场佯装的“枪毙”。执行死刑的一队士兵，排成一长排，长官一声令下：“举枪——瞄准！——”可怕的时刻，一秒一秒地度过。作家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忆这时的情景时说，“事先，对我们大家宣读了执行枪毙的死刑判决书，宣读得十分严肃，这使所有人全都相信，执行死刑是确定无疑的了，但可怕的、等待死亡的枪声的时间，起码足足持续了10分钟。”在可怕的一片沉寂中，一个传令兵骑马带来了沙皇的取消死刑的命令。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小组领导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其他人则被分散在各地监狱里监禁。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成员的严厉刑罚，震惊了舆论界，这是十二月党人运动被镇压后发生的最大的一个政治案件。
从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思想行动纲领可以看出，他们同日后的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显然，他们为60—70年代的运动作了准备。正像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成员阿赫沙鲁莫夫所说：“我们40年代末团结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的这个派别，是60年代一切改革的核心。”《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案件》，第1卷，第57页；转引自В.А.马里宁著，丁履桂、郭镛森译：《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第138页。车尔尼雪夫斯基在60年代初曾等待斯佩什涅夫从流放地归来，希望在他的帮助下组建革命力量，由此，更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民粹主义观点的发展
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俄国社会思想史和革命运动史上原本是一个常识性的、并不复杂的问题。但是，由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说法，而苏联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学术文献中又因过分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而把这个问题搅成了一团乱麻，加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俄国民粹主义做了违背历史主义的论述，这样，就使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需要煞费许多口舌才能说清楚的问题。
其实，列宁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民粹主义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他说：“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观点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又说：“人们公认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既然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思想理论上非但与民粹主义思想体系大有干系，而且是对民粹主义的理论起了“创始”、“奠基”和“发展”作用的。列宁在这两句话中已经把这种关系说得十分清楚了，就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实际上属于民粹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普列汉诺夫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著，汝信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89页。；加上从1928年为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100周年诞辰而举行的学术辩论开始，苏联学术界把这位“农民革命家”的思想和地位越拔越高，最后有一位叫Ю。М.斯捷克洛夫的学者找到了与“党的意识形态专家”达成共识的一种表述方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真正面貌和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所占据的地位”，就是，“……在马克思的所有先驱者中……，他较之所有人都更接近科学社会主义”。В.Н.吉涅夫：《“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民粹主义者·对抗的开端》（ГиневВ.Н.“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демократ”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и народниК.начало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я），见《19—20世纪的俄罗斯·论文汇编》（Россия в XIXXX ВВ.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圣彼得堡1998年版，第26页。这就把这个为人们崇敬的革命者推上了“准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坛；加之30年代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非历史主义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民粹主义打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页。，这就完全割断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民粹主义的联系。
今天，要还车尔尼雪夫斯基本来的历史面貌，必须坚持两点，一是，要了解他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即他给民粹主义理论所“创始”和“奠基”的东西，以及他与民粹主义不可分割的联系，肯定他是革命民粹主义战斗队列中的一员；二是，要看到他是平民知识分子和革命时期民粹主义革命家的领袖，他具有高出一般民粹主义思想理论家的特点和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对一代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一个完整的、符合历史真实的了解。
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观点”的“民粹主义创始人”之一，他的民粹主义思想理论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俄国专制农奴制度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出生在一个神职人员家庭。父亲先是一位正教中学教师，后来因一个偶然的机缘继承了大司祭的位子，而被授予教堂神甫的教位。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幼虽无衣食之虞，但生活在伏尔加河岸边，看到来往纤夫和穷苦劳动人民的苦难命运，从小就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并立志改变他们不公正的命运。
他在大学时代接受了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并受到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的深刻影响。年轻时代，他最崇拜的俄国人之一就是赫尔岑，所以深受赫尔岑“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理论的影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50年，彼得堡大学毕业后，于50年代中期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明显地暴露出了专制农奴制度的腐败，这是一个“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对农奴制度及其残余进行斗争”的时期，也是消灭地主所有制、推翻沙皇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时期，还是经过尼古拉一世“黑暗的七年”（1848—1855），一切都预示着转变的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在这个时期，以俄国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为斗争对象，展开了自己的革命活动。
1855—1856年，他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这是他投入革命活动伊始，投向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锐利武器。他以文学为武器，号召继承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传统，继续发展果戈理的揭露和讽刺倾向，进一步抨击和批判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他通过评述和分析果戈理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从各种角度，用大量的材料和触目惊心的事实，服务于这一现实政治目的。这部著作表明，他是别林斯基的热烈拥护者，追随了这位批评家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对农奴制提出的批判和抗议。
此外，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在一系列政论和文学评论里，通过各种方式揭露了农奴制。比如在对《基辅省的统计记述》一书的评论中，他综合各种数据指出，在基辅省，“四分之三以上的土地和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为1200个地主所占有；农奴每人连一俄亩的粮食也收不到，而地主阶级中一个“人丁”就可以收到320俄亩的粮食。这种赤裸裸的剥削，造成触目惊心的农民贫困，引发大量农民逃亡，导致俄国农业的萎靡不振。
1857年7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上用隐晦的形式宣传农民应连带土地一块得解放，而无须再付赎金的思想。他说，这正像“追回”强盗的“抢劫之财”，而根本不应给他们“任何补偿”。波古萨耶夫著，钟遗等译：《车尔尼雪夫斯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1857年底，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宣布改革意图、放松某些舆论控制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获得了抨击农奴制的一定自由。他在《经济活动与立法》（1859）一文中写道：“人民贫苦的基本原因”，“阻滞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切缺陷的总的根本原因”，是“恶劣的管理制度”，即农奴制。《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8页。
他由揭露、抨击农奴制，进而批判专制制度。他说：“就本质来说，农奴制一定要导致专横，它既然不是用任何法律来决定的，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破坏，因为专横是不能同任何法律和睦共处的。”同上，第209页。在他看来，农奴制是同“恶劣的管理制度”和“专横”相伴而生的，“管理的特征和政权的性质是同样的”，这就是专横：“在农奴制下，就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处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形式”，否则，“就不可能有农奴制存在”。他对专制制度进一步抨击说，“专横”和“恶劣的管理制度”不仅造成俄国经济生活的贫弱，而且造成俄国人民精神状态的严重后果，因为专横不法是造成人民“精神力量的衰退”和“智慧力量萎靡不振”的主要原因。同上，第209—210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引用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一文，对专制制度进行猛烈抨击，指出，这是一种“恣意妄为”和“落后野蛮”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不存在任何不可侵犯的权利，专横暴戾使人身、劳动和财产都得不到保障。在这里，只有暴力的统治。车尔尼雪夫斯基将沙皇专制制度痛斥为一种“恣意妄为的极权统治”。波古萨耶夫著，钟遗等译：《车尔尼雪夫斯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得出结论：“必须改变现状”，即废除专制和农奴制。
针对当时自由主义改革者提出的以赎买方式解放农民的方案，车尔尼雪夫斯基愤怒地写道：“不，最好是农民们既不要土地，也不要庄园……我们去抢他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剥去一切，直到最后一件衬衣；最好让他们赤身露体，脖子上只挂着一个十字架去沿街乞讨……”这里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反对欺骗人民的自由主义改革，“号召俄罗斯举起斧子”，举行暴动和起义。
他认为，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阶级不会心甘情愿放弃权位，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消灭农奴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改革前夕的策略，就是把人民的情绪引向公开反对沙皇制度，引向农民起义。
他相信人民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他向《现代人》杂志的读者说：“从17世纪初开始，俄国人民历史上几乎所有可歌可泣的事件，都是由农民的力量完成的。”徐毓坍编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他歌颂17—18世纪的农民起义，歌颂拉辛和普加乔夫，很明显，这意味着什么。他主张发动群众，唤醒人民，进行农民革命。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同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相比，在提倡暴力革命上，就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谁要是没有政权，谁就不能免于遭受压迫，也就不能免于贫困，也就不能免于愚昧。”同上。所以，他认为，唯一可靠的办法是革命。他设想的俄罗斯的未来，是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块的。他在60年代甚至设法把俄罗斯的秘密活动同革命人士联合起来，在未来建立由劳动人民自己掌握的政权。
列宁之所以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作“革命民主主义者”，就在于他对暴力革命所持的坚定立场，他具有的农民革命思想的彻底性。
相比之下，赫尔岑对暴力革命所持的态度就平和一些，他在《钟声》“编者的话”中说：他原则上不反对革命的斗争方式，但是“只要不用斧子来解决问题还存在着一线理智的希望”，就不会号召“被压迫者”武装起义。《赫尔岑文集》（30卷本）（Герцен А.И.Собр。соч。в３０Т.），第14卷，第239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32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暴力革命的问题上，更多的是吸取了别林斯基的思想，同时也与法国人的影响有关。普列汉诺夫在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暴力思想进行评述时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过分夸大了暴力在中世纪西欧社会史上的作用，他这样做是仿效他的老师们——空想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者——的榜样，而他的老师们则仿效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榜样。”普列汉诺夫著，汝信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161页。
（二）对资本主义持尖锐批判态度
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农民革命的代表，不仅仇恨封建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也对西方的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充满敌对情绪。他同赫尔岑一样，对西欧的资本主义持尖锐批判态度；在这里，也表现出了民粹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一般特点。
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了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造成的危机。他说：“……投机思想把社会引向以商业危机而告终的疯狂冒险……市场上堆满了滞销商品，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科学的各种发明变成了奴役人民的工具，而奴役又由于工具本身的进步而不断加剧，无产者简直成了机器的附庸，不得不经常祈求施舍……”尼·鲍·戈斯洛夫斯基著，关益、杜颖译：《车尔尼雪夫斯基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