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关公社优越性的观点，可以用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句话进行概括，就是公社“可以扶持和培养未来合理的经济所必需的协社精神”普列汉诺夫著，汝信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86页……这是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看到的俄罗斯优越于西方国家的地方：“在西欧，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大使建立更好的制度遇到极大的困难……要抛弃人们已经习惯于享受的东西的哪怕一小部分，都是不容易的，而在西方，个人却已习惯于享受无限的私人权利。只有痛苦的经验和长期的思考，才能教会人们懂得互谅互让的好处和必要性。在西方，建立更好的经济关系制度是免不了有所牺牲的，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是很困难的。它违反英国和法国农民的习惯。”《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83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著，汝信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86页。而相比之下，保存着公社及其传统的俄罗斯，培养这种集体的协作社的精神，就容易得多。
普列汉诺夫认为，“把村社看作培养协社精神的设施的这种观点，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接近于斯拉夫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著，汝信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86页。斯拉夫主义者对公社的始终不渝的维护和同情，使他们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心目中“高于许多最重要的西欧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81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著，汝信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86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下述观点上几乎是同斯拉夫主义者萨马林完全一致的，即认为：在西方还只是在追求的、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还只是空想的那种制度，也就是联合使用生产资料和联合组织生产的制度——在农业中，实际等于公社土地所有制——在西方，这种制度还只是一种追求和理想；而在“我们”俄罗斯这里，它已经作为实实在在的事实而存在着。这一观点，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带有强烈的斯拉夫主义色彩”；普列汉诺夫据此说道，“这种看法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着从前斯拉夫主义者萨马林反驳西欧主义者卡维林时提出的论据”。普列汉诺夫著，汝信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89页。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同斯拉夫派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把俄国的公社看作是俄国特有的东西，也并未把它视为值得骄傲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道：“我们无须把公社的土地占有制看作我们民族的与众不同的土生土长的特征，而应该把它看作每个民族在其生命的一定时期内所共有的东西，有这种原始古物残留下来也不值得骄傲；人一般不应该以任何古老的东西自豪，因为古老东西的保存，只证明历史发展的迟缓和疲沓。”车尔尼雪夫斯基：《经济著作选》（三卷集），第1卷，第696页；转引自徐毓坍编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思想》，第51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捍卫公社所有制，是企图通过当时俄国还存在的农民公社，绕过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他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公社所有制反对者的论据。这些反对者认为，“公社所有制是土地关系的原始形态，而土地私有制是第二期的形态”，所以，土地私有制高于公社所有制，应将后者摈弃之。车尔尼雪夫斯基针对论敌的这一“三段论法”，通过自然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大量事实，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三段论法”：
1.发展的最高点，在形态上，同它的起点相吻合。
2.当某一社会生活现象，在先进民族那里达到了高度发展时，在这个高度发展的影响下，在其他民族那里，这个现象会极迅速地发展，会越过中间的逻辑环节，从低级阶段直接进到最高阶段。”《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第124页。
正是根据第一个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正是因为，正是因为，正是因为公社所有制是原始形态，也就应该认为，土地关系发展的最高时期，没有这种形态是不行的。”同上，第125页。
正是根据第二个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私有制作为介乎高低两个公社所有制（公社所有制的原始形态和高级形态）时期之间的一种发展的中间环节，会是极短暂的，甚至从公社所有制的低级阶段会“越过”中间环节，“直接进到最高阶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三段论法”，提出了通过俄国农民公社，绕过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中间环节，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样，就为民粹主义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上文可以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的确属于民粹主义的思想体系。由于他在俄国民粹主义谱系中的地位，他确实如列宁所说，与赫尔岑同“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从俄国社会思想史上的继承性来说，他基本承续了赫尔岑、别林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思想传统，而为70年代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同70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运动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就俄国解放运动史上19世纪60年代民主主义思想和70年代社会思想的关系看，就60年代启蒙主义和70年代民粹主义的关系来说，特别是具体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学术界还是基本实事求是的。所以在当时学术研究中，在人们的意识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一道藩篱。那时允许各种学术观点的存在，从20年代（具体地说，是1928年以前）苏联学者对上述问题的论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波克罗夫斯基，在其20年代多次再版、在1931年还出了最后一版的著作《简明俄罗斯史》中，在谈到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时，就是把他们作为民粹主义思想的创始人来谈的。那时，在他的言谈中，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他说：“这个首先由赫尔岑提出来的思想就是，俄国村社并不像斯拉夫派所想的那样是俄国不会发生革命的保证，相反地，它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好应该在俄国开始的证明。这种思想深深印入了60和70年代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37页。接着，他又说：“比赫尔岑晚一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企图以科学和哲学的论据来证明这种思想的正确性。他说：‘俄国也可能越过资本主义时期而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同上。在《19—20世纪俄国革命运动纲要》一书中，波克洛夫斯基也是毫无保留地将“我们所有4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者”联系起来看待的。波克罗夫斯基：《19—20世纪俄国革命运动纲要》（Покровский М.Н.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ХIХ—ХХ вв），莫斯科1924年版，第53—55页； 转引自《19—20世纪的俄罗斯·论文汇编》（Россия в XIXXX ВВ.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圣彼得堡1998年版，第24页。
苏联早期另一著名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涅夫斯基，在其著作《俄共（布）党史》中确认，“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者赫尔岑、资产阶级急进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雅各宾党人扎伊契涅夫斯基及特卡乔夫、社会主义稳健派拉夫罗夫、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所有这些人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本性。”具体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史学家认为，他“提出了绕过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В.И.涅夫斯基：《俄共（布）党史》（Невский В.И. История РКП（б）），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15—16页；。Л。1926.С.1516；转引自《19—20世纪的俄罗斯·论文汇编》（Россия в XIXXX ВВ.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圣彼得堡1998年版，第24页。
就连紧跟斯大林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为30年代意识形态大批判急先锋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他20年代主编的《联共（布）党史》中，也把19世纪70—80年代的民粹主义同60年代的启蒙主义看作社会思想和革命运动中有着紧密联系的、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两个同源血亲的阶段。他说：“民粹主义，无论是土地自由派还是民意党人，他们都从理论上接受过启蒙主义的教育。他们之出现，在实践上和直接行动上都是为了实现俄国的启蒙主义思想。”Е。М.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联共（布）党史》（ИсторияВКП［б］。/Под реД. Е。М. Ярославского），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44页；转引自《19—20世纪的俄罗斯·论文汇编》（Россия в XIXXX ВВ.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圣彼得堡1998年版，第24页。
另一位苏联早期著名史学家Н.Н.波波夫，他的《联共（布）党史纲要》是一部在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再版达16次之多的党史著作；在这样一部著作中，就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与70—80年代民粹主义者之间，也没有划出任何理论界线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他们的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只是被定义为“是一种尚未定型的、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含糊不清的、反映着平民知识分子阶级地位、属于那种中间不确定状态的社会主义……不过，这种社会主义的确拥有明确的农民的倾向”。Н.Н.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Попов Н.Н.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ВКП［б］），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10页；转引自《19—20世纪的俄罗斯·论文汇编》（Россия в XIXXX ВВ.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圣彼得堡1998年版，第24页。
在当时的学术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最高的要属历史学家Н.А.罗日科夫和Ю。М.斯捷克洛夫。前者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中既有马克思主义成分，也有民粹主义成分，但前一种成分占主要地位。这一说法就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民粹主义相比，要更接近马克思主义”。Н.А.罗日科夫：《俄国史比较研究》（Рожко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освещении），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11卷，第137—138页；转引自《19—20世纪的俄罗斯·论文汇编》（Россия в XIXXX ВВ.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圣彼得堡1998年版，第25页。斯捷克洛夫则更进一步，他明确反对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归于民粹主义的奠基人之列。他说：“总体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别于后来形成的民粹主义，他对我国社会关系的欧洲化，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欧洲化，一点也不担心。”他论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同民粹主义的世界观“相距很远”。在他看来，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传播的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错误观念，具有“很大影响的，是那种历史的奇谈怪论”；“因为这种论调，这位客观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才被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创始人”。Ю。М.斯捷克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活动》（Стеклов Ю。М. 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Его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1卷，第424—425、584、602页；转引自《19—20世纪的俄罗斯·论文汇编》（Россия в XIXXX ВВ.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圣彼得堡1998年版，第25页。在这里，他显然把列宁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断也列入“奇谈怪论”里了。
按照苏联史学史文献，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民粹主义思想体系中“拔出”，将他与后者分割开来，大体主要有两个论据：一是，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造成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二是，由于70年代以后工人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主义已经从俄国民主主义的思想潮流中分离出来，同民粹主义分道扬镳，这时的民粹主义已成了同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并阻碍后者发展和传播的障碍，因此，它已失去了被称作60年代启蒙主义的进步作用。
这些论断是经不起史实检验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上述论断严重夸大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壮大的情况，当时还谈不到社会民主主义从俄国民主主义思想潮流中的分离。这方面我们将会在下面一章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