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受到沙俄专制制度迫害的革命民粹派组织，很快也瓦解了。然而，这些组织瓦解的肇端，却不仅仅是沙俄当局的迫害和镇压；其主要根源，在于农业经济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在于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者和农村无产者。正像列宁所说：“农村早已完全分裂了。同时俄国旧的农民社会主义也随着分裂了，一方面让位给工人社会主义，一方面堕落为庸俗的小市民激进主义。”《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革命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具有空想的性质，它对俄国农奴制残余和资本压迫的抗议，包裹在一种貌似社会主义的伪社会主义理论之中。如果说在60—70年代，这种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还同农民大众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可以充当同沙皇制度和地主—农奴主斗争的工具，并在解放运动中发挥进步作用，那么在80年代，当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和胜利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的时候，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便很快丧失了其原有的经济支柱，已经不再反映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利益，而变成了解放运动道路上的阻力。革命民粹主义日益加深的危机表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道德价值这时也已消耗殆尽，并把俄国的解放运动引入了绝境。而要摆脱这一绝境，就只有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这一道理，实际上列宁讲得十分明确。他在1911年2—3月写的文章中认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分道扬镳”的《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177页。，而“民粹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初次公之于众”，也是“10—15年前”的事情同上，第163页……由此可见，俄罗斯史学界近年的观点才更符合列宁的论断和历史的实际。
二、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劳动解放社”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民粹主义危机面前，一些革命民粹主义者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下，开始重新思考俄国革命发展道路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便发生了从革命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在这一由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以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为首的“黑土平分”社主要领导成员，是先驱者和典型代表。这包括该组织的奠基人普列汉诺夫，不久之后加入“劳动解放社”的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列甫·格里哥里也维奇·捷依奇和华西里·伊格纳托夫。
日后参加“劳动解放社”的这五名成员，都是积极的革命民粹主义者，都有从事民粹主义活动的丰富经验，并且都是在“土地与自由”社分裂后成为“黑土平分”社成员的。维·伊·查苏利奇（1849—1919），青年时代就通过熟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粹主义先驱者和思想家的著作，接受了民粹主义。为报复对民粹主义政治犯的凌辱，她勇敢闯入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的办公室，在大庭广众之中开枪射伤这个沙皇高官，但却出人意料，被判无罪开释。她以此声名鹊起，享誉国内外。巴·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早在学生时代就是民粹主义者，曾任巴枯宁派《村社》杂志的编辑，并先后参加“南俄工人协会”和“黑土平分”社。普列汉诺夫流亡国外后，他曾在国内领导“黑土平分”社工作。列·格·捷依奇（1855—1941），19岁就参加了民粹主义团体，曾因参加著名的“奇吉林事件”而遭逮捕，后来成功越狱，到彼得堡参加了“黑土平分”社。华西里·伊格纳托夫（1854—1885），早年曾投入学潮和“到民间去”运动，也是彼得堡喀山教堂广场游行的参加者。他本人节衣缩食，却把父亲留下的大笔遗产用来接济同志并捐作革命经费。
格·瓦·普列汉诺夫（1850—1917），是位革命民粹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和实际活动家，在上述革命者中是位佼佼者和最杰出的代表。他在“土地与自由”社分裂后，仍在一个时期内继续坚持民粹主义旧时的纲领和策略，即否定政治斗争的必要性，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就是，“在巴枯宁的影响下，我们的思想曾经陷入矛盾的迷宫”：一方面要反对并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却否定政治斗争。但是，他所领导的“黑土平分派”对这一立场并没有坚守太久，在1881年3月出版的《黑土平分》杂志第3期上，就承认了政治斗争：“如果对现在俄罗斯如此紧迫的政治斗争仍然完全冷漠，那‘黑土平分’社就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实际意义。”——普列汉诺夫曾这样总结说。
说这段话的时候，正是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时期。他的转变时期，大体是在流亡到国外之后，即从1880年初到1881年底这个阶段。尚在1880年之初，普列汉诺夫还认为俄国经济发展道路可能有两条，一条是走俄国独特的道路，另一条是沿着西欧走过的道路。而到1881年底，他就开始利用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得到的知识，分析俄国的现实，并得出结论，认为俄国正在发展资本主义。这年12月，他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说道：“正如您所知道的，我是持这一观点的，这已是定论：俄国‘已经走上自己发展的自然规律之路’，而其余的一切道路……对我国来说都是走不通的。”《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8卷，第210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9页。从他这时所用的语调来看，他对俄国正在发展资本主义，要按西欧的客观规律和道路发展，显然已毫不怀疑了。
是什么原因促使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观点，来观察俄国的现实，因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呢？
这正像普列汉诺夫传记的作者所说的：“首先，这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即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形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分析使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志们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是西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对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研究。最后，普列汉诺夫对俄国革命活动经验的领会，首先对工人中间进行宣传工作的领会，以及对民粹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破产的分析，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米·约夫楚克和伊·库尔巴托娃著，宋洪训等译：《普列汉诺夫传》，第78页。
这种思想立场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艰苦的思考和探索过程，正像普列汉诺夫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所说：“没有同我们一起经历那个时期的人很难设想，我们多么贪婪地攻读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献，其中德国的伟大理论家们的作品自然占着首要地位。我们读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越多，我们就越清楚我们以前的观点的弱点，我们自身的革命经验在我们眼里就变得越加正确。”《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8卷，第17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传》，第78页。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转变也是一个用新思想自省和清理过去思想观点的过程。
普列汉诺夫最终脱离民粹主义，实现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应该说是在阅读和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实现的。一本珍贵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是他从拉甫罗夫手里得到的。他一阅读这本书，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书中的每一段话，每一个原理，都集中体现着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一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1881年底，他着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这部伟大著作。在翻译过程中，他一股脑儿深深地钻进了作者的思想里。后来，他曾这样回忆道：“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阅读《共产党宣言》是我一生的新时期。我受到《宣言》的鼓舞，并立即决定将它译成俄文。”
1882年初，当普列汉诺夫翻译《共产党宣言》行将结束的时候，他请托拉甫罗夫同马克思联系，希望能请到作者给俄文版译本写个序言。这个时候，正是维拉·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请求谈谈俄国村社命运问题，而刚好得到马克思的回信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俄文版序言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村社土地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
普列汉诺夫将马恩的《宣言》连同新写的序很快刊印了出来。同时，也附了译者自己写的一篇导言，他在导言中说：“《宣言》及其作者们的其他著作，开辟了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文献史上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无情地批判现时劳资关系以及与任何乌托邦不同的、科学论证社会主义的时代。”《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8卷，第23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传》，第77页。
这个导言写于1882年初，这标志着普列汉诺夫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所以，这个导言恰恰成了普列汉诺夫彻底摆脱民粹主义立场，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交界点。他自己后来肯定了这一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1884年，而是在1882年。”但这时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在他影响下的 “黑土平分”社的一批人。由于他们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在1883年9月25日，上述提到的5个人，聚集在日内瓦罗纳河畔的一家咖啡馆里，成立了“劳动解放”社。
该团体原本取名“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但为了不致脱离可能的同盟者，决定选用一个中性的名称，因而确定为“劳动解放”社。
组织的名称确定以后，参加者讨论了“劳动解放”社的声明——《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问题》。其中，将“劳动解放”社的任务归纳为两条：“一、把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最主要著作，以及以各种不同知识程度的读者为对象的文章译成俄文，借以在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二、批判在俄国革命者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并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俄国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阐发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普列汉诺夫文集》（Г.В.ПлеханоВ.Соч。，Т.II），第2卷，莫斯科19？年俄文版，第22页。
其实，早在1883年夏天，普列汉诺夫就写了《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书。这本曾被列宁称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个Profession de foi（信条——作者注）”的著作，提出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是激动着当时一代俄国革命者的根本问题，即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因为巴枯宁主义摈弃政治和政治斗争，对这个问题作了错误的解决，因而许许多多革命者在这个问题上陷于迷误之中。普列汉诺夫不仅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巴枯宁主义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而且也着眼于从整体上深刻揭示了民粹主义理论的错误。普列汉诺夫指出，正因为民粹主义摈弃政治斗争，因而也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意义，所以民粹主义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只能带有空想性和非科学性；而只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这样，普列汉诺夫就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分野。
普列汉诺夫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原理，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必然导致夺取国家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但阶级专政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者集团的专政存在天渊之别。他说：“这特别可以用来说明工人阶级的专政，它的任务，在现在，不仅是破坏社会的非生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也是消除现时存在的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并把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职能自觉地组织起来。”《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5页。
这样，普列汉诺夫通过《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这部著作，就宣布了同民粹主义陈旧的空想观点的公开决裂，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这部著作的出现，揭开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革命知识界思想转折的序幕。这自然引起了民粹主义营垒的警觉和不满。不久，《民意导报》上刊载了拉甫罗夫和Л。季霍米罗夫的文章，对普列汉诺夫大加责难，指责他背离“过去的革命传统”，背叛“俄国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把他们“劳动解放”社的一批人，描绘成仿佛是“纯粹自由主义的”、仅仅局限于要求资产阶级立宪的团体。
为了回答民粹主义营垒的攻击，普列汉诺夫又写了第二部更有分量的、更重要的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这部著作于1885年1月问世，用作者的话说，它带有“进攻性质”。如果说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书中，作者仅仅局限于首先批判民粹主义的策略原则，那么在《我们的意见分歧》里，则批判地分析了民粹主义的纲领和理论，揭露了他们在观察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思想错误。这样，他就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迈出了新的更大的步子，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了俄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
普列汉诺夫在《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这部著作的“代序”中，坚决批驳了民粹主义的论调。他在对70年代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应有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民粹主义理论的破产。普列汉诺夫说，“炸弹”已经让“这些理论”同亚历山大二世“同归于尽”了，这些理论“已经不复活跃，不复发展，但还继续在腐朽，它们的腐朽使整个俄国从它最保守的到最革命的阶层都受到熏染”。普列汉诺夫著，刘若水译：《我们的意见分歧》，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7页。而相反地——普列汉诺夫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周围的气氛变得健康而新鲜，并给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指出一条通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普列汉诺夫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说明俄国农民村社问题，阐释它的起源、性质和历史命运。作者在研究民粹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这个基本问题时，他简要地叙述了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村社的观点，表明民粹派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所持批评立场的错误。依据当时统计资料所表明的具体事实，普列汉诺夫说明俄国村社土地所有制正在瓦解和没落，而资本主义却在进一步发展和壮大。